有一个曾在加利福尼亚采过金矿的埃德华·哈格拉夫，于1851年2月在澳大利亚的巴瑟斯特附近发现了金矿，又有人在距墨尔本100公里处的巴勒拉特和本迪戈发现了含金量更加丰富的矿藏，立即掀起了一股淘金狂潮。整个大陆，从东部的悉尼到西部的珀斯，从墨尔本的街道到新南威尔士的养羊基地，男人们纷纷抛下工作和家人，匆匆忙忙赶到金矿所在地，还有来自海外的探矿者也加入到淘金大军中来。这样一来，使大陆人口骤增。1852年，澳大利亚的移民已从原来的9.5万人增长了7倍；后10年中，又递增了两倍，达到了120多万，其中还包括从中国召来的劳工。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快致富，他们来自何方已毫无意义。向澳大利亚运送囚犯的活动最终被废除了。自由的航道通向希望的土地，到达澳大利亚已不再是一种惩罚。
黄金给澳大利亚创造了金钱，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动乱。大批劳工涌向金矿，农业生产却被忽视了。经营采金地的人无论盈亏如何，都要向官方交付同样的“牌照费”。那些专门维持治安秩序的警察们也从每一笔收上来的费用中提成。没有能力或不愿交纳费用的人被视为罪犯。因此，人们在不满官方的同时也开始憎恨警察，气氛越来越紧张，1854年终于在巴勒拉特爆发了冲突。
这次冲突起自一个矿工喝醉了酒，与一个旅店老板和一个以前曾当过警察的店伙计发生争吵后就莫名其妙地死去了，凶手无疑就是老板和伙计。矿工的死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响，群情激愤之下将老板和伙计扭送官府法办并要求赔偿。但官方却将这两人释放。11月11日，1万名“掘地者”投票选出了一个改革组织，为推行一个广泛的政治纲领而进行鼓动宣传。他们要求在采金地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取消可恨的牌照费。他们还提出成年男子应该享有选举权，应该举行定期选举，取缔在确定政治候选人资格时的财产限制。墨尔本当局不仅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缓和矛盾，反而向采金地派遣了大量军队并加倍征收费用。“掘地者”们也毫不示弱，他们烧毁了牌照，制造新的暴乱，更多愤怒的人们在被烧毁的那家旅店附近修筑起围栏，准备给前来镇压的当局以迎头痛击。
1854年12月3日，政府军集结在矿区周围要对“闹事者”下手了。指挥官命令围栏内的150名矿工投降但遭到拒绝，他便下令大开杀戒。经过1小时15分钟的激战，25名矿工被杀死，50人受伤。他们的反抗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
矿工们虽然遭到了失败，但给当局敲响了一记警钟。政府对这一灾难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了矿工们的绝大多数要求，牌照费很快被废除，改为以纳税人有权参加维多利亚的选举应交的“选举税”相抵。对采金地的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组，通过征收一种新的黄金出口税来保证国家的年收入。这些措施都标志着澳大利亚工人取得的巨大胜利。人们永远记着那些“围栏里的英雄”。
然而，在广大乡村问题更多，更具体，乡民们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机会仍然很少。由于最好的牧场已在19世纪的前半期都被牧场主们占有了，因此，最肥沃的农田无法用来种植，殖民地的粮食当然就不能自给。而羊群却还在成千上万只地迅速猛增，缺田少土的农民又在竭力鼓吹要求改革，殖民政府为这些异常棘手的难题头痛不已。
19世纪60年代，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都通过了法律，规定任何人只要按公价交纳一小笔购地押金，即可得到使用权，而购地款的使用部分将在以后几年付清，不必交纳利息，惟一的前提是土地被用来种庄稼，以解决肚子的问题。
但是，这项政策首先就遭到了牧场主的强烈抵制。他们坚持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不能被夺走。于是，他们与那些欲购土地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贿赂和暴力等现象每天都在发生。
牧场主们变着法儿保全他们的土地。他们将财产投到一家匿名公司，然后再申请新的土地。在南澳大利亚，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一些，大量土地有了新的主人。那些新主人在土地上安贫乐道，为殖民政府分忧解烦。
为解决运输问题，1854年，从威廉斯敦到维多利亚的墨尔本间，建成了澳大利亚第一条铁路。在以后的20年中，又铺设了铁路1500公里。19世纪70年代，殖民政府在英国投资者的支持下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程计划，其中包括铺设一条1.6万公里的铁路，接着是贸易邮车、电报线以及其他一些进步的交通工具。到1880年，还在很多地区架设了铁丝网栏。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有数不清的羊群要圈养。为了使他们的土地变为宝贵资源，还实施了墨累河的水利灌溉系统，使得周边的土地能够被很好地耕种和灌溉。
但是，澳大利亚还有大片内地的偏远地区和内陆沙漠尚等待着勇敢的人们去开拓。这些处女地的被开垦，人们永远铭记着已被载入史册的探险者爱尔兰勇士罗伯特·奥哈拉·布尔克和英国勘测者威廉·约翰·威尔斯。他们是开拓者的先驱。他们为探测偏远地区和内陆沙漠，带着12个人组成的探险队沿途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因饥饿而精疲力竭将尸体变成了白骨永远地留在了以后变成丰腴之地的地方。
到1880年，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居民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外来移民。这时的澳大利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这片大陆还有很大的潜力。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昆士兰发现了大量的铅矿和储藏量巨大的银矿，在新南威尔士的布罗肯希尔也发现了铅矿和锌矿。煤炭资源也很丰富，它的总产量在20年间已达到以前的三倍。同时，在农业生产上通过实践小麦的抗旱能力，为小麦增收提供了保障。另外，还证实了在昆士兰北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建立甘蔗工业的可能性。
在经济繁荣中，普通工人所获利益并不少于那些大农场主和商人企业家。就连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1872年走访了澳大利亚后也确信，澳大利亚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比英国好得多，“与英国工人相比，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到1855年，墨尔本的工人已经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1870年，工会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因而，工人有了保障自己权利的法规。到19世纪末，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定居者的他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外来的苦命人，而是一个新生国家的自豪的公民。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几乎是当时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具有最先进的社会民主的国家，令他们母国的许多人羡慕不已。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1766—1843）是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创立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作为土地贵族的代表，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这是他对人口理论和英国庸俗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马尔萨斯提出的这一理论，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最后演绎成“新马尔萨斯主义”。
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人们对人口增长普遍持乐观态度，尤其是英国学者威廉·戈德温的思想很受欢迎。他认为没必要为人口增长而烦恼，因为地球上四分之三尚未被开垦的土地足以供养无数代的居民，只要通过社会改良贫困现象就会被消除。他的这种论调也颇对马尔萨斯父亲的胃口，但马尔萨斯却是这种论调的坚决反对者。为此，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一本名为《人口原理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评戈德温、孔多塞及其他作者的观点》的小册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口观点。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包括两个公理、三个命题。两个公理是：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人类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构成了一对矛盾。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前者的速度要比后者快很多。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所能容纳的极限时，必然会发生战争、饥荒等人类灾难，因而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人口的高速增长，包括“堕胎”、“灾难”及“自我抑制”等多种方式，以达到恢复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均衡。马尔萨斯大声疾呼，灾难与贫困是人口增长过快的结果，多余人口的饥饿是人类自身造成的，他们理应死去。政府不应采取救济的方式去保证贫民的生存，因为这样会导致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失业与贫困，归之于人口的自然增殖和工人的相对过剩，竭力掩饰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马尔萨斯认为，既然“自然法则”造成世界上存在着过多的人口，就要分成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而有道德；另一些则比较贫困、愚昧和不道德。因此，他颂扬贫困、瘟疫、饥荒和战争，认为这些都是限制人口过剩的重要手段。同时，国家应提倡晚婚节育，通过立法控制人口的膨胀。
马尔萨斯宣称，以往公认每个人生在世上，都有权利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他引用一个诗人的话说：穷人出席大自然的宴会，但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再添上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立刻滚开，因为在他出生之前，就没有事先问过社会是否愿意接待他。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受到了宗教和保守势力及人道主义者的围攻，他被污蔑为“天花、霍乱和杀害儿童的制造者”。但是，他的人口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在他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于1801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这为世界上的好多国家所仿效。后来，人口理论终于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为近当代众多国家所采纳。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理论，也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在19世纪中叶就因提倡者的不同，有“普拉斯主义”、“卡来尔主义”或“特来斯达尔主义”等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又产生了新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不仅把劳动人民的失业和贫困归咎于所谓的“人口过剩”，还利用人口问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作辩护。主要代表者有美国的福格特、撒克斯等。
达尔文
在19世纪，人们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可是以前人们却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直到现在，有些宗教的教义还坚持此说。但是，这种谬论早在19世纪中叶就被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查理·达尔文所推翻。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对植物学很有研究，对达尔文有很深的影响。
少年的达尔文在学校读书时就对枯燥的课程不感兴趣，而对观察大自然和阅读动植物方面的书籍却兴致颇浓，并因此而辍学。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他对学校的课程依然提不起兴趣。1827年他转读剑桥大学，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博物学的研究。就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今后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汉斯罗教授。
1831年12月，达尔文经汉斯罗教授推荐，随“贝格尔”号船出海远征。这次历经5年多的环球航行使达尔文在事业上获益匪浅。除在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最主要的是大大地丰富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期间，他仔细观察了一些地方原始部落的生活，还采集了动植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上万种，从中得到了关于物种起源的重要启示。
回到伦敦后，达尔文除整理他的航海日记，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于1859年完成了科学巨著《物种起源》。他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和丰富的材料，说明生物界普遍存在的变异现象，变异的基本原因是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并以此对人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随后又发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一译《人类原始及类择》）等书，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学说的内容。
达尔文的学说给世界以很大震动，给“上帝创世说”等迷信思想以沉重打击，因而遭到教会等保守势力的攻击，使《物种起源》成为禁书。
但真理是击不倒的，达尔文最终取得了胜利。
以赫胥黎（1825—1895）为代表的英国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
1882年4月，达尔文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示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达尔文留下了22部专著和论文80多篇，他第一次将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