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认识，丁玲大胆地在她的小说中反映了正在那里做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批判了历史的积淀和传统的恶习，清扫旧社会遗留下的垃圾。她怀着对革命、对党、对解放区的一片赤诚之心，揭示出这里有缺点有污秽和血，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迅速克服这些缺点，使解放区更加光明灿烂。丁玲的勇敢和大胆，表现了她的无私、无畏，然而却遭到误解，非难，甚至迫害。在长达1/4个世纪的漫长时间中，她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扣上“反党”的帽子，直到75岁那年，才得以“解放”，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也和作家一起得到了“解放”。40多年前，丁玲在作品中所揭示的封建恶习、小生产习气等问题，在革命成功后40多年的今天也并未完全消除，于是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丁玲“新发现”的真实性，以及现实主义的深刻性。
下面，我们对这3篇小说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深刻性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其一，形象所包含的深刻性、深远性与典型性。
这3篇小说都注重写人，写现实关系中复杂的人，写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命运、他们复杂的性格。因而，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蕴。
《在医院中》的陆萍，就被人认为是一个“小小的怪人”。这个“怪人”“总是不满于现状”。她从小喜欢文学，讨厌医生，却在产科学校读了4年书，偏偏当上了医生，而且在“八·一三”炮火中跑到前线为伤病员服务，干上了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之后，她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进了抗大学习。本想当一名政治工作者，但不久，组织上分配她到离延安20公里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她申辩说她的性格不合，错误地认为“党的需要”是套在头上的“铁箍”，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分配。
到医院报到的时候，领导看她的介绍信，就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毫无表情，加上同室女伴的冷漠，更使陆萍感到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暖；于是她孤高自傲，离群索居，只跟两三个气味相投的人来往。她不满现状，要改造医院落后的环境，但又不依靠领导和群众，孤军奋战。她热起来像一团火，受到委屈，冷起来像一块冰。她有时表现得很坚强，有时候又表现得很脆弱。她锐意改革，又脱离现实。她有改变医院的热望又缺乏策略与方法……总之，她的身上确实存在着许多互相对立的性格元素，并且表现为某种双向性，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她的性格系统。然而，也并不是说她身上这些矛盾的性格元素平分秋色，一半对一半。仔细分析一下，朝气蓬勃、富于理想、热心改革、忘我工作，这些应该说是陆萍性格的核心。
她像一个母亲似的看护病员，细心地照顾婴儿和产妇，她是一个医生，却主动代替看护人员替孩子换洗，替发炎的产妇换药，甚至拿起扫把打扫院子。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完成本职工作以后又挤出休息时间去外科当助手，学习外科手术。她敢想敢说，锐意革新，多次向领导提出改革医院的方案。她“替病员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宿，滋补的营养品，有秩序的生活”。她不管人们在背后的叽叽喳喳，“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可是，大家对于成为惯例的生活已经觉得习以为常，相反，倒觉得陆萍的意见反常、“新奇”、行不通。于是陆萍终因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而碰壁、失败了。
过去在错误地批判丁玲的时候，也曾祸及陆萍，有的批评者把陆萍与莎菲联系在一起，说什么“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有人甚至认为陆萍“反党”，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诚然，陆萍那倔强的性格和执着的追求与莎菲有点儿相像，但毕竟与莎菲不同。她生活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并且人了党，已经从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找到了方向，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莎菲。
至于说陆萍“反党”，显然这是一种极不公正的评价。这是以往一些“左”的运动中所流行的“逻辑推理”既然作家是“反党”的，她所写的作品，以及作品中为作家所喜欢、同情的人物也一定是“反党”的。
随着作家的“解放”，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亦逐步趋向公正。但由于陆萍形象内涵的广大与深远，以及评论者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侧面进行分析与理解，因而仍然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评论家认为：陆萍改造医院的失败，揭露了小生产思想习气的危害，说明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竟是何等困难。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意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问题，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封建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陆萍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同周围严重的小生产思想习气作斗争的人物形象。”（严家炎：《开拓者的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
有的评论者认为陆萍这一形象反映“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旧思想的斗争”。（钱荫愉：《丁玲抗战时期创作的独特贡献》。）
还有人认为作者通过陆萍这一形象所揭示的是：“那些渴望革命、热情向上而又缺乏艰苦磨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的矛盾，描写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过程中的‘许多痛苦，许多摩擦’，含蕴着知识分子深入革命实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艰难的、必要的这一深刻的思想内涵。”（田中阳：《也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
笔者认为，陆萍的形象是个艺术的“多棱镜”，从中的确可以折射出各种不同的光彩。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把握它的内涵，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光彩”，陆萍的形象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也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大概就是文学理论中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吧，这类现象在文学中比比皆是。总之，我们认为，陆萍形象是新颖和独特的，深邃而耐人寻味的。她犹如一座逶迤连绵的山脉，既深远，又深邃，有作家的独特创造，非常富于典型意义。
其二，深刻的解剖和哲理的思考。
与上述相联系，由于这类小说形象的深刻性、典型性，内涵的丰富性，因而作品含有浓重、深邃的思想感情。它体现出了一些富有哲学意义的深刻的思想，表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深刻体验、探索与思考。
在人们对根据地的一片赞美与欢呼声中，丁玲不仅赞美、歌颂它，而且对它作了冷静的深刻的剖析。她清醒地看到：民主根据地不是从天而降，一方面人民当家做主，有了人民民主政权，它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另一方面它毕竟脱胎于旧社会，几千年的封建恶习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铲除干净，因而在这光明的天地里也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垢”。透过生活的表层，透过光明面，人们就可以发现隐蔽在表层下、隐藏在光明中的一些阴暗的东西。
丁玲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要用手中的笔对社会作出深刻地“解剖”，提出一些“广泛的社会问题”，让大家思考，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客观地写出这个社会的“光明”与“弊端”，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很具有这种意蕴。作品中的主人公贞贞因反抗封建婚姻，跑去山下教堂当修女，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掳去，遭受了蹂躏，以后被迫当了日军的“营妓”。当她历经种种磨难回到村子里时，在某些封建思想十分顽固的人们看来，她就连“破鞋都不如”了，大家都歧视她。其实，贞贞虽然被糟蹋，她的灵魂却是干净的，她忍辱负重，给村里的游击队送了情报，使敌人遭受严重打击。以后，游击队又派她回到敌人那里去收集情报。贞贞为了民族的解放自觉地作出了如此重大的牺牲，但村里落后的人们仍嫌弃她、鄙视她，使她欲碎的心灵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贞贞的这种不幸的遭遇还不足以说明几千年封建贞操观念的根深蒂固吗？即使是抗日根据地，也不会因为一场革命的到来就会马上把封建遗毒彻底荡涤干净。
贞贞最后终于离开了霞村，她坚决不肯嫁给她从前的恋人、现在仍然爱着她的夏大宝。她不愿在某些人嫌厌和鄙视的目光下继续住在霞村，她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她愿意离开霞村，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贞贞的这个决定，使她的父母伤心，使夏大宝难过，并又遭到村里一些人的斥骂。然而贞贞的决定，又一次显示了她的灵魂的纯洁。
冯雪峰曾评论说，贞贞的灵魂虽然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从<梦珂>到<夜>》，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9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这样一个灵魂，本应受到尊敬，但却遭到白眼、非议，被认为“不贞洁”，几千年封建的贞操观念是何等的顽固可怕！丁玲在谈到她写这篇小说时说过：“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在命运中是牺牲者，但是人们不知道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谈自己的创作），见《丁玲文集》，第5卷，第402—4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作品正是从“一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剧这一点出发写贞贞的命运的，也是从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的解剖中，“从整个社会、整个运动，整个结果去看一些人，去想一些人”（《谈自己的创作》，见《丁玲文集》，第5卷，第402—4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才深刻地揭示出封建遗毒的严重性，它对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对人们灵魂的腐蚀，从而通过作品提出了铲除封建遗毒是解放区必须引起重视的课题这一富有哲理意义与深远历史价值的问题。从这点看，很明显作品是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传统的。
与此相似的还有《夜》这篇小说，它写于1941年。当许多作家正在写农民的“翻身乐”之时，丁玲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他们中新的“忧愁”和“烦恼”。《夜》的主人公何华明——个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在分得了土地以后，由于他当了乡指导员，繁重的工作使他无法照顾自家的地。荒芜了的土地等待他去耕，牛要下崽等他回家照料，可是他又抽不开身。终于在散会之后乘着夜色回家住了一晚，但家里也缺少欢乐，老婆比自己大12岁，感情合不来。他一回来，老婆就大声骂他不照顾家里。他恨老婆落后，“拖尾巴”，不理解他。儿子和女儿都夭亡了，老婆老了，再不可能有孩子……而隔壁的妇联委员——一个同样有着不幸婚姻的侯桂英又不断地接近他，“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焦躁不安”。最后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他担心“影响不好”而没跟老婆离婚。他一直克制着自己又投入了繁重的工作。
正如著名文学家骆宾基在《大风暴中的人物》一文中所评论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跨着两个时代、两种农村的社会生活，不迁就那些旧的过时的农村人们的观念，他是没法把他们聚集到周围，率领他们过渡新的有生活旗帜的航线上来的”。何华明正是背负着旧时代所给予他的这种精神枷锁，为了把落后的人们引领到新的生活中而艰难地前进的。他意识到“离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甩掉“落后”的包袱是容易的，但不能引领这些落后的人们过渡到新的时代，于是他情愿背着这沉重的“纤绳”，像纤夫一样把他们拽向新的生活航道。这样，作者便把小说升华到一个哲理的高度。面对着这些中国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作者倾听到了这些人物的叹息，向被旧时代迫害的妇女——何华明的老婆投去了怜悯的目光，对在历史的大风浪时期接受了新的生活意识，生长了新的生活追求的何华明的心灵做了生动的透视。对于主人公一夜之间由萌生“离婚”的念头到这种念头在自己“理智”的控制下熄灭的奥秘的内心世界，作品描绘得十分深刻。它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颗隐伏着阴影然而却熠熠闪光的灵魂。
敏锐的触觉，对生活深刻的发掘，使丁玲在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的新的过渡时期，能够有独特的生活发现，从而表现出作家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地深化、探索与前进。
其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现实主义的深化还表现在艺术表现力的丰富性上。
“左联”时期，丁玲某些描写工农题材的小说，较多地注重对客观环境的反映，却忽视了对主观世界的表现；有时候，人物形象还有点儿概念化，心理描写有时是粗疏的。和她在“左联”时期创作的作品比较，《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则十分注重对人物主观世界的表现和人物灵魂的揭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手法更为多彩多姿，其艺术表现力愈加丰富。
第一，铺垫与婉转。
作者写霞村的贞贞，就采取这种艺术手法，由远及近地介绍贞贞。
小说一开篇，写“我”到了霞村，呈现在眼前的是被敌人烧毁了的小学堂，村公所静悄悄的找不到一个人。这不禁引起“我”的疑问：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接着，夜晚“我”住在刘大妈家，听到院子里一阵嘈杂的声音，人们在纷纷议论，“我”摸不着头脑，以为是谁家娶新娘子或是被俘虏的人回来了，但都不是。直到马同志到来才告诉“我”，是“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来了，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
自此，读者才接触到“贞贞”这个名字。但贞贞为何了不起，下文并没有交代，而是写马同志有事走了，“我”想问阿桂，而她又很难受，不住地叹气，“觉得做女人作孽”。马同志说贞贞“了不起”，为什么阿桂又要叹气呢？这就给读者制造了—个悬念，小说也产生了一个波折。
第二天，“我”到屋外散步，断断续续听到关于贞贞的一些流言蜚语——过去的，现在的，有意中伤的和无意造谣的，使“我”更加迷惑不解。小说在这里又为贞贞出场作了一层铺垫，产生了第二个波折。
直到晚上，刘大妈才把贞贞的过去因反抗封建婚姻，到山下教堂去当“姑子”而落入敌手的事抖了出来。但贞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的如谣言所描绘的那样？读者很想探寻个究竟。在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一次又一次的铺垫以后，读者对贞贞的疑团越来越大，贞贞像一团迷雾，显得扑朔迷离。读者对她的焦虑和探询的心情愈来愈迫切，终于落入了作者的“圈套”，进入了一条“危崖”。直到刘大妈给“我”把贞贞的情况述说一番后，读者才对贞贞有了个轮廓式的认识。于是，作品才安排贞贞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