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举动消耗不了心头的热情，他便抱了宏愿，预期用英文写一部50万字的洋洋大作，来承载他心头满满的爱情。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山山水水》。其中，梅纶年便是以卞之琳自身为原型的主人公。这部小说以武汉、成都、延安、昆明等4个城市为中心，以林未匀、梅纶年二人的悲欢离和为主线，展现众多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精神状态。叙述视点的不断交替，空间场景的位移变换，以及情节的相互递进，使得小说像一部山水长卷螺旋式地铺展开来。两年后，这部小说完成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卞之琳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慎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
而沈从文显然并不看好他的爱情。他判断，他的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而在小虎雏的梦里，“梦见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划船的是个顶熟的人。船比小河大。
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就走开了”。
那艘船，没有卞之琳的份儿。
这部小说，张充和一定看了，但似乎没有触动她。她的学者气度与他的诗人气质不合拍。他不能给她情感的最大满足。
才貌佳绝的张充和背后，“众神喧哗”。他们或是昆曲界名流，或是书法家，或是诗人，而且，她的爱慕者有个共同点：将这种爱延续了一辈子，爱情和生命一样长。她完全值得他们这样做。那是她才华的厚度、深度及广度所具备的气场。
对于爱情，张充和一定是心向往之的。三姐夫沈从文的诗句恰如她的心声：“小瓶口剪春罗还是去年红，这黄昏显得格外静，格外静。黄昏中细数人事变迁，见青草向池塘边沿延展。我问你，这应当‘惆怅’，还应当‘欢欣’？小窗间有夕阳薄媚微明。”众多的爱慕者给她带来了悦人的欢欣，但更多的却是“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式的惆怅。
“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会回到这个梦魇初起处的旧居来，然而这方面，人虽若有机会回到这个唱歌吹笛的小楼上来，另一方面，诗人的小小箬叶船儿，却把他的欢欣的梦，和孤独的忧愁，载向想象所及的一方，一直向前，终于消失在过去时间里。淡了，远了，即代号可以从星光虹影中回来，也早把方向迷失了。”
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沈从文在关注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妻妹，在她身上求证“人生”的庄严神圣、“人性”的复杂多元。
张充和又回到呈贡乡下。而她离卞之琳是越来越远了。他“全不曾想到这只美丽小船三年来在海上连天巨浪中挣扎，是种什么经验。为得来这个经验，又如何弄得帆碎橹折，如今的小小休息，还是行将准备向另外一个更不可知的陌生航线驶去”。
沈从文早就看出卞之琳在思想及情感上与张充和的隔膜。他只能是她的欣赏者，不能走进她幽深的内心。
1946年5月，卞之琳到上海，准备北返他所在的南开大学。他又一次见到了刚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张充和，于是在江南逗留了近半年，其间还曾到苏州九如巷张充和家里过中秋节。1947年临近暑假时，卞之琳为了办理去牛津大学访学的出国手续，又来到了南方，在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小姐话别。不久，张充和就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担任昆曲和书法教师。
又一次擦肩而过，从此“此恨绵绵无绝期”。
嫁给胡人
沈从文预言的“陌生航线”，终于在40年代末期姗姗来迟。
1948年3月，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傅汉思由金盽介绍，认识了沈从文。这个德裔犹太人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他想学习北京话，就跟沈从文的两个儿子龙朱（小名小龙）、虎雏（小名小虎）一起玩。来沈家的次数多了，自然认识了在沈家住的张充和。傅汉思回忆：“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两人恋爱了，连人小鬼大的虎雏都瞧出来了。他一看到他们就嚷嚷：
“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他这种特殊称法总让傅汉思莞尔。此时，傅汉思也跟着张充和叫沈太太“三姐”。他也常和沈家人一起进餐。
1948年11月19日，两人结婚了。为了使婚姻在中美两国都合法，他们准备了一个中西结合的仪式。有美国基督教的牧师、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副领事到场证婚。参加婚礼的还有充和两个堂兄弟、沈家两个孩子和几个好友，连牧师夫妇一共十四人。沈从文、金盽作为介绍人参加婚礼；由于傅汉思的父母远在美国，杨振声教授代表男方家属参加婚礼。傅汉思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娘新郎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表示我们坚定的决心。”
后来，大家欢欢喜喜地吃结婚蛋糕。小虎最喜欢吃，他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一片笑声中，充和不禁想到一段趣事。40年代初，她与诸多文化名流交游。章士钊很欣赏充和，对充和因战乱流寓西南的落魄很同情。他在赠张充和的诗中，曾把她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当时充和不悦，认为“拟于不伦”。现在，她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
苏东坡曾称被贬的自己为“闲人”，自嘲，亦不乏自得。张充和收藏的印章中，有一方印曰“作个闲人”，出自治印名家赵穆之手。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浸润的张充和，一直将“作个闲人”视作人生最高境界。
这样的“闲人”，亦是文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吧。
张充和一直保留着识修给她的地契。它们陪着她从合肥到苏州，从云南到重庆，在乱世里辗转，给了她生存的安全感。在异乡，它们是她农耕庄园梦的蓝图，是乡愁山峦上的晴岚，是亲情的重要凭介。揣着祖母亲赐的地契，在山高水远的异乡，张充和的“闲人”梦会和故乡的明月一样圆满吗？
鱼化石
夏志清在他哥哥写的《夏济安日记》一书的前言中说：“他（卞之琳）多少年来一直苦追一位名门闺秀（沈从文的小姨，写一笔好字，也擅唱昆曲）。我离开北大后，她同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洋人结了婚，卞之琳的伤心情形可想。”夏志清曾将张充和视为卞之琳的爱人。“爱人”，是个想当然的默认称号。在相当长时间内，卞之琳自己便是这样定位的。但对充和来说，这却是个挂名虚职。
1949年1月，充和与新婚的丈夫傅汉思一起赴美。
卞之琳失去了张充和的爱情，却收获了情诗。痛苦的沙子，在时光的磨砺下，变成一粒珍珠。
在二姐允和眼里，卞之琳其实一直在害单相思，他和四妹根本就合不来，一个太朴讷，一个太活跃。四妹从未答应过卞先生，而卞先生却始终不渝，坚持不懈，还经常跑到周家来哭鼻子，诉说自己对四妹的爱意和四妹对自己的绝情。当然，四妹一方面躲着卞之琳，一方面表现得挺大方的。有一回，卞之琳兴冲冲地跑到周家，不停地念叨着：“四妹对我真好！”原来四妹吻了他一下——那只不过是四妹学了西洋的礼数，卞之琳却当了真。张允和说，她敢断定卞之琳都没有吻过四妹，因为卞之琳太胆小、文弱，缺乏男子汉的气概，不会讨女孩喜欢。有一回，卞之琳和四妹一起去野外玩，上坡时，卞之琳想扶四妹一把，但又不敢伸手，只是在那儿犹犹豫豫、战战兢兢。张允和说：“像卞之琳这样如何能追到心比天高的四妹呢？”作为诗人的卞先生是把四妹作为一个理想形象来追求的，这样的追求在现实中注定要碰壁。好在那场由卞先生独演的悲剧只延续了十多年，而没有纵贯他的一生。
1948年底，卞之琳离英返国，隔年4月，出任北大西语系教授，结识了当时年仅26岁的女编辑青林。1955年10月，苦等十五年的卞之琳才结婚。
婚前两年，卞之琳南返江、浙，经年参加农业合作化的试点工作。秋天的一个晚上，卞之琳来到了苏州，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过去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偶翻空抽屉，赫然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取出一看，原来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他如获至宝，捧走了词稿，精心保存。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卞之琳》卷上，卷首有一张卞之琳与张充和同游苏州天平山的照片。她一直是他心灵上的封面女郎。
1980年卞之琳访美，与时任耶鲁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张充和见面。
2000年2月2日，卞先生驾鹤西去。六十年的沧桑情史，似乎该划上句号了。
就在卞之琳被送到八宝山的次日，卞的女儿青乔驱车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将他1937年8月于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
以及一册《音尘集》捐赠给了馆方。
2001年，诗人周良沛在悼念卞之琳的文章中写道：“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看着说话做事总是认真得不能不感到严肃的他，是没有勇气开口谈这些事。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不想，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绘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退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
“海水洗不尽人间的烟火”，也洗不去那如海如洋的深情。曾经的痴嗔，都已化为鱼化石，生动在文学史的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