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甚至在不能再去监狱的时候，仍与囚犯通信。有一天，她叫我寄一封信给一个姓韦蒙的囚犯。我问她信可不可以看，她允许了，但她完全没想到这信会给我多大的启示。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韦蒙：
接到你的信后，我便时常想到你。你提起关在监狱里多么痛苦，我深为同情。但是你说我不能想像坐牢的滋味，那我觉得非说你错了不可。
监狱是有很多种的，韦蒙。
在我31岁时，有天醒来，人全部瘫痪了。只要想到自己被囚在躯体里面，再不能在草地上跑或跳舞或抱我的孩子，我便伤心极了。
有好长一阵子，我躺在那里自问这种生活值不值得过。我所重视的所有东西，仿佛都已失去了。
但是，我在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我仍有选择的自由。看到我的孩子时应该笑还是哭？我应该咀咒上帝还是请他加强我的信心？换而言这，我应该怎样运用仍然属于我的自由意志？
我决心尽可能生活得充实，设法超越我身体的缺陷，扩展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我可以选择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也可以在感情上和肉体上枯萎死亡。
自由分为好多种，韦蒙。失去一种，我们就要寻找另一种。
你可以望着铁栏，也可以穿过铁栏往外看。你可以作年轻囚友的做人榜样，也可以与捣乱分子混在一起。
从某种程度来说，韦蒙，我们命运相同。
我在看完信时，早就泪眼模糊。然而，我这时才能更加清楚把母亲看清。我再度体会到一个小女孩对她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崇敬。
真爱在心中
文/斯托尼
在一个忙碌的早晨，八点半左右，医院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八十多岁，是来给拇指拆线的。他着急地对我说，9点钟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希望我能照顾一下。
我先请老人坐下，把他的病历看了看。心想，要是按照病历，老人应去找另一位大夫拆线，但那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刚好当时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来为老人拆线。
我帮老人拆开纱布，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看到伤基本上已经痊愈，便小心翼翼地给老人拆了线，并为他敷上一些防止感染的药。
在给老人治疗过程中，我和他攀谈了几句。我问他有没有已经和该为他拆线的大夫约定了时间。老人说没有，他清楚那位大夫9点半以后才上班。我好奇的问：“那你为什么还来这么早呢？”老人不好意思的地笑道：“在9点钟，我要到康复室和我的妻子共进早餐。”
我心里猜想，这肯定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话题便转到老人妻子的健康上。老人告诉我，妻子已在康复室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谈话当中，我已经为老人包扎完毕。我问道：“如果你去迟了，你妻子会生气吗？”老人解释说：“那倒不会，至少在5年前，她就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感到特别惊讶：“5年前就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你每天早晨还坚持和她共进早餐，甚至不愿意迟到一分钟？”
老人笑了笑说：“是啊，每天早上9点钟与我的妻子一起吃早饭，是我最重要的一次约会，我怎么能失约呢？”
“但是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几乎脱口而出。
老人又笑了笑，笑得有点甜蜜，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人恩爱无比的甜蜜日子里，老人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她的确已经不认识我了，可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她是谁啊！”
听完老人的话，我忽然想掉眼泪，我心中默想：这不正是我和许多人一生都在期望的那种爱吗？真正的爱，也许不浪漫，但一定是真挚的；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
文身
文/莉莎·蒂姆妮
“判断书的好坏别看这本书的封面”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给我的忠告。我很乖，一连几个月，专门去读那些封面设计很呆板，毫无生气的书，可是读来读去，我终于发觉，我还是喜欢那些色彩艳丽的少儿读物。
我知道这句话在怎样判断一个人上也很适用。六岁时，有一天我跟妈妈一块儿去商场购物，在商场里，我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青年，黑皮衣、皮裤、黑皮靴上有着一排钢扣，闪闪发亮。我那时还太小，不明白什么叫时髦。不过，我却非常喜爱他脸上、脖子上像彩虹般的颜色。他就好像从我的童话书中走出来的一样。
“妈妈，你看！”我喊道：“那个人的脸上画了好多画。”
“嘘……”妈妈把手指放在嘴边，“别盯着别人看。”
这是第一次我与文身接触，也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父母们并非总是言传身教。一看到这位男青年，妈妈马上即就认为他很“坏”，这就如同把他当成了一本封面破烂不堪、毫无阅读价值的书一样。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文身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在皮肤上文出万花筒般的色彩和形状，有时美丽无比，有时丑陋不堪，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热情，或者在他们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文身的图案各种各样，只怕你的想像力不够丰富，但是我们明白我们的想像力是没有边界的。
我20岁时，决定加入文身的行列，可是这个决定直到两年后才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人们老是把文身同罪犯或坏人连在一起。我知道并非所有文身的人都蹲过监狱，我收到过三张罚款单，算是自己的犯罪记录。这是否意味着我也很“坏”呢？
于是，我在公共场合开始观察那些文身的人，想看一下加入这个行列是不是个好主意。我认为夜总会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场所，这里说得上是人类行为的图书馆。这里的人们不在意是否有人观察他们的身体，有文身和没文身的都一样。
终于让我找到了答案，无论我是否文身，人们总会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就如读一本书一样，人们会对你、我的性格特点形成自己不一样的看法。要是我显示自己的文身，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大家的评判，我做好这种准备了吗？
我在两个月后，把午休时间抽出来，到一家文身诊所，准备预约一个时间来文身。3个身穿黑衣的光头男人，身上几乎到处都是文身图案，他们接待了我。
我们之间有一阵让人难堪的沉默，我使劲提醒自己，不要像一般人那样，把他们当成光头纳粹，他们的光头可能是为了掩盖未老衰的秃顶。
这些人看来很吓人，但他们却十分有礼貌，他们耐心地给我讲解了文身的过程，并向我保证文身一点都不疼。一位脸上不同地方戴着耳环的女士替我订好了星期五的时间，她办事利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与另外商店的收款员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星期五终于到了，下班以后我来到了文身诊所。我的文身师叫贝德，他希望我自己清楚文身意味着什么，我对他说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带着文身过自己的一生。贝德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对准备工作进行了解。
我坐在椅子上，裸露着后背，心里七上八下的，嘶嘶的针着转动声让我感觉一只喝醉的大马蜂正向我跌跌撞撞跑过来！
我攥紧拳头准备迎接这无法避免的疼痛。这种感觉仿佛猫在挠你一样，而且是没完没了地挠。10分钟左右，我的皮肤就麻木了，过了40分钟，我的文身就好了。从那以后，我就加入了身上有商标的这伙人了。
从我第一次文身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我现在身上共有4处文身图案。我后背的一半被一个图案覆盖了。但我的性格、个性并没有丝毫改变，我仍然是以前的莉莎。
我并不期望每一个人都理解文身，也不期望所有的人都爱好文身。但是从这件事中，我却深深地认识到，如果你能够透过一个人的肤色、脸上戴的耳环、头型和穿戴，你就会发现这些表面东西的下面，是一个充满情趣、充满个性、活生生的人，我敢保证十有八九是这样。
这才称为真正的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妈妈墙
文/莱温丝蒂
这是一个洋溢着爱心的故事。年轻的妈妈吉娜用自己的真情真心联盟了从世界各地来的妈妈，一道牢固的“妈妈墙”——“世界年轻妈妈联盟”做成了。她们没有私心地帮助危难和疾苦的妈妈。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世界魔法妈妈——J·K罗琳。
身患绝症的女孩用生命祈盼第4部书
1999年夏天，一个最大的梦想是连续跳绳能突破100下的住在纽约州北部的8岁小女孩凯蒂·霍克，在全力朝这个目标冲刺时，她长期背痛的原因查清楚了：她的肾上长了肿瘤。
一刹那，巨大的灾难把凯蒂的父母击得晕头转向，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凯蒂的病情根本控制不了，癌细胞快速扩散，短短的时间里，凯蒂作了七次化疗，肺部做了三次手术，肝部做了一次手术。
凯蒂对于这些连大人都不能忍受的痛苦却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她的快乐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以至于给她做手术的医生，都感觉眼前躺着的，简直就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凯蒂之所以那样勇敢，是因为心里珍藏着一位勇敢的朋友，他就是小魔法师哈利·波特。
凯蒂初次手术后，为了帮病床上的女儿打发时间，减轻病痛，她的妈妈吉娜开始给女儿朗读《哈利·波特》系列故事的第一本。凯蒂立刻被书中的那位名叫哈利·波特的小男孩深深吸引住了。那个可怜的男孩生下来就没有了父母，但他会巫术，会骑飞天扫帚，并总能打败比他强大的可怕敌人。妈妈读完第一本，她央求她赶快去买第二本第三本，第三本读完后，凯蒂意犹未尽，可是这个系列故事的第四本书还没出来。吉娜对女儿说，书的作者正在写第四个故事，在哈利？波特身上总共发生了7个故事，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呢。
在病痛中，凯蒂开始充满期待，她常常独自与哈利？波特对话，她学着小男孩的口气对自己说，“要么你勇敢地走进四处是巨型蜘蛛的森林，要么止步不前；要么你忍受屈辱，要么选择逃避。要么你坚信希望，要么向恐惧投降。”
这年的夏天开始一直到2000年1月，在从纽约州北部出发向纽约市行进的列车上，老有一个身穿红色斗篷，额头上印着一道闪电，手里拿着魔杖，戴着黑色大眼镜的小姑娘。她就是凯蒂，每次去纽约的医院去做治疗，她都会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从这样的装扮里，她好像获得了战胜病魔的神奇力量，觉得自己就是哈利·波特的化身。
2000年1月以后，在用完了各种治疗方法后，凯蒂被送回家里。医生猜测她已经不太可能活到《哈利·波特》系列的第四本书问世了。凯蒂越来越虚弱，甚至不可以下床去窗边看一下街景。在很长的时间里，陪伴她的只有三本放在床头的《哈利·波特》的故事书。她最渴望的第四部书一直都没有出来。
吉娜十分悲痛，但是孩子的勇敢深深震撼了她，她对自己说绝不应该是一个只会流泪的母亲，而应该是一个能顽强地在灾难里将笑脸献给孩子的坚强母亲。她决定尽一切努力，让女儿开心地度完最后的时光，她试着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大西洋彼岸的《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细说女儿的处境以及她的愿望，询问她新书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出版。
魔法妈妈倾情安抚那个飘逸的灵魂
在邮件发出后的不久，有一天，一个邮差来到凯蒂家门前，送给凯蒂大大小小好几个邮包，寄件人通通都是J·K罗琳。吉娜兴奋地把女儿抱到院子里，和她一块儿坐在草坪上一个接一个地把那些神秘的邮包拆开：它们是一只制成了标本的猫头鹰，一只玩具格林猫，一把飞天扫帚……等到邮包拆完时，她们的草坪几乎成为了“斜角巷”的魔法集市。
两封电子邮件与此同时“飞”到吉娜的邮箱，一封写给凯蒂，一封写给吉娜。给凯蒂的信是这样说的：“我是一只猫头鹰，从霍华格兹魔法学院飞来的，特地来探望可爱的学员凯蒂。哈利？波特要我跟你说，在第四个故事里他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对手，但‘生活总有烦恼，我们必须面对’，因为在新的战斗里他总能找到新的友谊和勇气……”
给吉娜的信则是这么写的：“我和你一样有个女儿，在襁褓中时她就被剥夺了父爱，在街边咖啡馆的摇篮里寂寞地睡着长大，我就坐在离她一英尺的地方却无法给她唱歌讲故事，因为我要写作，要去赚面包和牛奶。我总对她说‘等妈妈写完这一章就陪你讲话’……我想说的是，生活总有苦难，作为母亲，更多的苦难要忍受，可是孩子总能赋予我们超乎寻常的勇气。我在努力完成第四本，我将尽快将它送到凯蒂眼前……”信的末尾有个署名：关爱你们的J·K罗琳。
其实吉娜的信只是罗琳收到的众多信中的一封。这个和女儿一起住在爱丁堡的作家，那时还是单身母亲。前三部书的出版彻底地让她的生活改变了，让她从没有暖气的斗室搬到豪宅，从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学老师变成了比英国女王还要富有的女人，但是所有这一切没有让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平常心改变。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哈利·波特》用50多种语言，发行了2亿册，每天，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飞到她的邮箱里，她总会采取十分私人化的方式和真正需要她的孩子交流，她同样也以母亲的胸怀深深关注起吉娜母女。
她常常给凯蒂透露自己正在写什么，“这些都是高度机密的内容，除了你的家人之外，不能告诉任何人。”确确实实是这样，因为在出版前每本书的内容必须高度保密，曾经有一位发财心切的卡车司机从印刷厂偷出《哈利·波特》第四部的一些章节，想以高价卖给《太阳报》而被判刑。
凯蒂开始学着发邮件，她向罗琳讲她的生日聚会，她的伙伴，还有她新买的狗。但是在小凯蒂度过9岁生日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她的大脑，她只可以活几个星期了。惊闻这个消息，罗琳痛心不已，她祈盼上天真正地赋予自己魔法，让她挽救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她给凯蒂打来了越洋电话。
在这时书已经写完了，但还要等几个月才能出版。罗琳从第一章起给凯蒂朗读。凯蒂躺在沙发上，听得全神贯注，偶尔还会向罗琳提出问题。可是在后来的几次朗读中，小凯蒂已经虚弱得不能举起电话了，妈妈只好将话筒放在她耳边。2000年5月18日，小凯蒂的意识渐渐模糊，罗琳加快了她的朗读速度，最终，在她天籁般的嗓音里，凯蒂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脸上极为安详，没有一点恐惧的痛苦。而这时大洋彼岸的罗琳早已泪流满面。
三天后，凯蒂的妈妈又一次收到罗琳的信：“我很荣幸陪凯蒂这么可爱的生命走完最后的时光。我是流着泪给你写信的，凯蒂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非常感谢你在困难中想起我，由此我想我能为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妈妈做点什么……”
在罗琳的提议下，凯蒂的母亲吉娜于2000年11月建立了帮助年轻妈妈的凯蒂·霍克基金。罗琳是第一个寄给基金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