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团的一个营连续急行军三十六个小时。不少战士一边走一边瞌睡。到达类乌齐时，天快亮了。一五四团留下三营守类乌齐，其余两千多人赶往恩达。
来自青海的骑兵支队占领类乌齐后连夜向南疾驰，八百多匹马，竟然累倒、累死三百多匹。许多人不得不弃马步行，四条腿变成了两条腿，骑兵变成了步兵。五十二师骑兵侦察连因进入高原较早，所配马匹都是在甘孜地区就地采购的适应高原生活的高原马，连队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守制度，爱惜马匹，因而全连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状态。从类乌齐出发后，这个连成为骑兵支队的主力、先头连。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继续向目的地恩达猛进。
中路部队一路攻击前进，在生达、小乌拉山、洞洞竹卡各歼藏军一部。
10月12日，一五六团逼近藏军据点郭堆，生达藏军向郭堆增援。两股藏军稍与解放军接触，即掉头南逃。吴忠用报话机命令一五五团、一五六团“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昼夜兼程，追上南逃藏军”。
这两个团由于后勤保障难，没有与先头部队一起进入藏区，战役打响后是从川西乘汽车直接进入西藏高原的，没有经过高原适应性训练，便立即投入了战斗。初到高原徒手爬山都要一步三喘，战士们除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御寒装备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十分疲劳。为了战役胜利，他们咬紧牙关，奋勇前行。不仅这两个团，全师部队都不分白天黑夜，尾随逃跑的藏军穷追不舍。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然脱不下来，两只脚肿胀得像发面馒头。
16日下午，一五六团的十人先头小分队终于在都兰多以北的小乌拉山追上了南逃的藏军三代本主力。他们不明情况，追敌心切，骑马只顾前赶，遭到藏军伏击，七人牺牲，幸存三人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主力赶到，此时已近黄昏。
第二天，军炮兵营用夹叉法进行试射，弹点忽远忽近，藏军不知其中奥秘，以为是炮兵打不准，就像看热闹似地高声叫喊，手舞足蹈，有的还吹起号角。炮兵连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排的炮弹在藏军队伍中间和四周开了花，有几顶帐篷被击中飞上了天。藏军这时才知道解放军炮火的厉害，急急忙忙上马，一溜烟翻过山口逃向昌都。
小乌拉距昌都还有一百多公里，根据藏军第三代本继续向南逃窜的情况，师长吴忠判断藏军主力仍在昌都，即命令中路部队继续衔尾疾追；又指示右路一五四团和骑兵支队加速向类乌齐、恩达前进，首先切断藏军西逃之路，然后视情况兜击昌都，配合中路、左路围歼昌都藏军主力。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抵达邓柯的第二天，一个身着藏装的年轻人找到一五四团政委杨军毛遂自荐。他说，只要他能办到的事，请随时吩咐，并自报姓名叫“周大兴”。听口音，他是四川人，怎么到藏区来的？怎么穿着藏装？周大兴只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用谈它。”他一再要大家相信，能帮部队做一点事，是他最大的快乐。从此，周大兴每天两三次到驻地，每次都背来大捆的木柴，当司务人员硬往他荷包里塞钱的时候，他恼火地叫起来：“我是为了钱才给咱们队伍砍柴的吗？”像受到很大污辱似的把钱重重地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去。
周大兴的表现，引起杨军的注意。杨军来到周大兴家里，只有周大兴妻子在家，屋里空荡荡的，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显然，周大兴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苦。通过和周大兴妻子聊天，杨军得知，原来周大兴是当年的“红小鬼”，从老家川北参军，跟随红军长征一路到达甘孜时，因患重病无法继续随队北上，留在了当地，康复后靠给别人放牛羊过活，娶了现在的藏族妻子后才搬到了邓柯。虽说早已穿上藏装，但周大兴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牢牢记着红军首长临别时的话：“想尽办法，活下去，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回来！”这一等，就是十五年。部队真的回来了！解放军踏上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当五十二师师部批准周大兴重返部队时，这位七尺男儿欢喜得掉下眼泪，大家也为“周老兵”归队感到高兴。
周大兴重新归队后，迸发出百倍的工作热情。进攻昌都途中他身兼向导、翻译、侦察员等数职，有时化装成藏民走在队伍最前面，了解道路和敌情；有时又走在全队后面，搜集藏族百姓对解放军的印象等情况反映；到了宿营地，既要给干部担任翻译，了解情况，开展群众工作，又要帮助各单位买柴买草。他成了大家非常喜欢和不可缺少的人。战友们后来才知道周大兴时不我待的心境，原来是他患有心脏病，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只想在自己倒下之前，为部队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连日的艰苦行军，周大兴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时常帮助年幼体弱的战士背背包，过度的劳累使周大兴的病情不断加重。在翻越囊谦寺以北的那座大雪山时，有消息传来：周大兴牺牲了！周大兴从春季出现到秋季牺牲，仅仅半年时间！他临终前拿出早就事先写好、一直带在身上的一封信，请求战友们帮他转交给他的妻子。数十年后，刘广润用颤抖的手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抄录着周大兴写给妻子那封信的片段：“亲爱的益西泽玛：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心愿就算达到了！我没有辜负红军首长对我的指示和你对我坚贞的感情。泽玛，不要为我难过，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你应该做的事吧！”
10月18日，这是昌都战役中的一个关键日子。
这一天凌晨，北路集团右路部队前锋一五四团抵达恩达，占领恩达后山制高点。
已经可以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可当团长郄晋武回头一看，两千多人的队伍只跟上来稀稀拉拉的三四百人时，他的鼻子一阵发酸。这一仗，打得真是特殊而又艰苦啊！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不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下，而是倒在了残酷险恶的自然环境里！
也难怪，一路上战士们吃的都是什么呀？有的战士饿得甚至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吃，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疼得在地上打滚。有的战士捡牦牛骨头和牛角，用火烧，再用石头砸成粉末吃下去，吃得上吐下泻。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按时赶到指定地点，实在太艰难了。本来团里有不少马，但是为了赶路，没有时间放牧，全都饿死了。马匹一路艰苦负重，战士们视为战友，感情很深。可是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只能下令让战士们吃饿死的马。战士们边吃边哭。
郄晋武强忍心中的悲痛，迅速集结部队，向杂曲河恩达大桥发起攻击，歼灭藏军后就地修筑工事，迎击大股西逃的藏军。
18日，骑兵支队主力赶到恩达。一锤定音！“口子”被堵上了。
19日，师长吴忠命令骑兵连主力连夜沿从朗错拉到昌都的大路前进，另一部分兵力沿小路向昌都方向搜索前进。当日黄昏，一五六团轻装先遣营抵达昌都近郊。
十三天急行军一千五百里，秘密迂回，出敌不意，北路集团部队最终于10月18日先敌四小时抢占了恩达，胜利完成堵住昌都守敌退路的任务。
几乎与此同时，北路集团中路部队也进抵昌都城下。
北路集团左路部队于10月7日从岗拖渡江，歼守敌三十余人。13日进至江达，当即从两翼向敌实施包围。这时守军已无斗志，一触即退，溃向昌都方向，16日逃至觉雍以西四十五公里处，以为已摆脱解放军而休息时，被追来的解放军赶上。解放军查明敌情后即以迅猛动作奔袭该敌，当日深夜解决战斗，歼敌一百一十余人，残敌向西溃逃。解放军继续追击，于20日前后，差不多也于同一时间到达昌都城下。
此时，昌都总管阿沛一阿旺晋美率残部西撤至拉贡附近，当听说解放军已堵住去路后，折回昌都西的朱古寺。20日上午10时左右，骑兵连主力进抵距昌都不足二十公里的加林，忽见两名藏政府官员双手高举哈达，骑马迎面而来。两人称是奉阿沛总管的命令来迎接解放军的，阿沛总管命令藏军二千七百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至此，昌都战役的大局已定。
在北线解放军合击昌都的同时，云南的一二六团消灭和驱逐僧兵和一部藏军，占领盐井等地区。一五七团和一二六团随后向西发展，并分别执行拦截藏军的任务。昌都藏军无力抵抗，部分弃城西撤。北线主攻部队一五六团随之进城，左路部队和一五五团相继跟进，并消灭没有撤走的藏军两百余人。
10月24日，战役全部结束，昌都解放。
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十九天，先后打了二十一仗，共歼灭藏军五千七百余人，计有五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大部。一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二十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及印度人两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这相当于注销了噶厦政府抗拒解放军进军的最后筹码。
战后，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顾道：
昌都战役是一次极为特殊的战役。就一般军事概念，单以交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兵器和战斗激烈程度等方面衡量，这是一次规模不大、比较一般的战役。但是，这是我军首次在高原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战役从准备到实施的持续时间之长、作战地区之广、地形之复杂和作战行动之艰难，都是前所未见的，特别是它所达成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更使它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就以行军来说，过去我就从未遇到过几天之间累死、拖垮几百匹战马的情况，而一五四团在这样的条件下，竟有八百多人步行，几乎与骑兵部队同时赶抵恩达，完成了战役包围任务。应该说，这些同志就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在战役中的作用，他们的毅力和勇敢精神，都毫不逊色于过去进攻战斗中首先冲入敌阵的勇士！
达赖喇嘛亲政
向“神”请教“战和二举何为上”的结果是请达赖喇嘛亲政，由达赖喇嘛决定“战与和”。从亲政后达赖喇嘛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来看，达赖喇嘛选择了“和为上”。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出走呢？达赖喇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情况……
昌都解放时，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的随从官金中·坚赞平措在帕巴拉礼宾官的家里被解放军发现了。
昌都解放前几天，金中？坚赞平措就忧心忡忡不敢在昌都待下去，便取道朗木措，向拉萨逃命。他一路不敢走正道，胆战心惊地在树林里摸来爬去，衣裤剐成块块碎布，脸上手上划出一道道血痕。焦急，恐惧，饥饿，劳累，两天后，他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暗自思忖，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不如痛快地死了。金中立刻返回昌都，准备面对死亡。
出乎金中的意料，解放军不但未对他加以人身威胁，反而安排好食宿，好言相待，他的满腹忧虑随之化解。大约十天后，王其梅副政委和阿沛总管商议，派遣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巴？平措多吉前往拉萨，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呈送重要公文。金中二人受命后，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支不到马差时就自己背着马鞍徒步前进。
途经接近拉萨的拉日朗时，金中向拉鲁噶伦呈送了阿沛总管给他的公函。拉日廊住有三大寺的七十多个武装喇嘛，金中呈送公函那天，有的喇嘛横眉怒目，气势汹汹，金中两人低调离去。没曾想，当他们抵达工布帕拉山西侧的仁青林时，突然接到噶厦公文，命他们火速赶到拉萨，立即去见噶厦，切莫延误。他们随即赶到拉萨，只见诵经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很多官员、随从都在等待。
见到金中二人到来，迎候的噶厦官员们颇有些兔死狐悲之感，神情间戚戚然略带惊喜。二人向四大噶伦中的然巴噶伦、索康噶伦和代理噶伦土登绕央行过报到礼，呈上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公文。噶伦们把二人视如贵宾，急不可待地询问昌都现状、解放军动向、兵员多少等情况。
金中答道：“解放军有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他们纪律严明，不住民房，不要老百姓支差，为群众做好事，受到群众赞扬。解放军向昌都推进时，按当时的军情和路程推算，至少还要两三天才能进抵昌都，不料，就在当天晚上，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然巴噶伦听后，连声惊呼“阿啧啧，阿啧啧”，说道：“解放军像钢铁般坚硬，而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索康噶伦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索康所说的“等待”，传达出的是噶厦政府的意愿。那么，噶厦究竟想“等待”什么呢？
说是“耐心等待”，实际另有盘算。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时，拉萨城里犹如遭遇天摇地动的大地震，上层高官和三大寺堪布连续召开紧急大会商量对策。会上，“和战”两派争议异常激烈，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按照习俗求“神”指明出路。于是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护法神被请进达赖喇嘛和达扎①的寝宫，由噶厦等主要人员陪同“请教”的问题是：“下一步战与和，二举哪种为上？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
乃穷“神”说他是凡胎肉体，现回到普通人，无法代表“神”的意志。不得已请教噶东“神”。噶东“神”本来也想溜走，经众人苦苦哀求，最后跪伏在达赖喇嘛面前，闭口不回答所请教问题，而是带着哭腔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掌握政权，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神汉当不了家做不了主一也不敢做主，那就只好请神权领袖现身了。
就在达赖喇嘛准备亲政又未举行仪式的当儿，噶伦高官和三大寺代表齐聚密室，放出话来，说“拉萨危在旦夕”，密谋达赖喇嘛出走，财物运往印度，且行动务必严加保密。
金中二人来到拉萨送信的时间恰在此时，他们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意图：要求噶厦速派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前不进军拉萨；同时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侵犯。阿沛的信中还说，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四十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一定要速派和谈代表方为有利。
1950年藏历十月八日（公历11月17日），达赖喇嘛举行亲政典礼。亲政后，达赖喇嘛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呼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耐人寻味的是，达赖喇嘛亲政后一个月零三天（公历12月20日），突然仓促任命大堪布①罗桑札西和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交代政教事务之后，达赖喇嘛即换上普通衣装，从布达拉宫出走。同时将噶厦政府的三百多驮金银财宝运往锡金，英国人福克斯携电台随行。经江孜到亚东后，立即通过印度驻锡金大使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其至印度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