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等率西藏工委机关及部队等共计二千五百人，由昌都出发，取道“北小路”向拉萨进军。一路爬雪山，涉激流，风餐露宿，异常艰苦。怒江波涛汹涌，两岸陡峭，没有桥梁。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冷拉山，海拔六千余米，自山脚至山顶大雪覆盖，气候严寒，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道路崎岖不平，风雪交加，雪山皆终年积雪不化。10月21日，进至达孜县，部队会合从边顼出发，经嘉黎、太昭（今工布江达县）西进的一梯队一五四团，共四千八百余人，24日进驻拉萨东郊，26日举行入城仪式。不久，一五四团两个营于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日喀则。
8月28日，范明、慕生忠率十八军独立支队一行一千一百人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踏上进藏征途。穿越三江源，强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遭遇八级大地震。11月26日，到达拉萨近郊。12月1日，举行入城仪式。
10月2日，十八军五十二师直属队与一五五团、军炮兵营为二梯队，共约五千六百人，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从昌都出发，经洛隆、边顼、沙丁、白噶、嘉黎，以同样的艰苦行军，于11月进驻太昭、白噶、工布则拉宗等地。
这些挺进的部队，每天都在和各种突发而来的困难做着艰苦顽强的较量，时时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流血牺牲。由于进军时间长，进军路线长，这种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的伤亡，几乎等同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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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以时间为序）
第一路（西康方向）
北线：1950年3月，吴忠、天宝（西藏工委委员）率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前指和第一五四团由五通桥出发，经雅安、康定，翻越折多山，于4月28日进抵甘孜。5月中旬，第一五四团一个营前出邓柯；3月底，王其梅、李觉率第十八军前指及部分部队从乐山出发，4月下旬进至康定，7月24日到达甘孜；8月底至9月上旬，张国华率第十八军机关和直属分队一部及第五十二师主力陆续从川西出发，9月中旬进至甘孜地区，与王其梅、李觉、吴忠会合，组织昌都战役。
南线：苗丕一率第五十三师前指和第一五七团于1950年4月上旬从眉山出发，经康定、雅江、理塘、义敦，翻越多座雪山，师前指和第一五七团一营于7月下旬到达巴安（今巴塘）；第一五七团主力明下旬到达巴安（今巴塘）。
《十七条协议》签署后，第十八军继续进军。1951年7月25日，王其梅率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离开昌都，经洛隆、边坝、嘉黎、太昭，于9月9日到达拉萨；1951年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机关离开甘孜，经昌都、丁青、沙丁、桑青松多、直孔、墨竹工卡，于10月26日进抵萨；第一五四团于8月16日离开边坝，沿军先遣支队路线行进，在墨竹工卡与军机关会合后，于10月26日进抵拉萨。
第二路（青海方向）
东线：1950年4月，第一军奉命组建骑兵支队，6月18日由西宁出发，经湟源、兴海、清水河，翻越巴颜喀拉山，进抵玉树，奉命参加昌都战役。10月7日从玉树出发，经嚢谦、类乌齐，进至恩达地区。战后撤回玉树归建。
第三路（新疆方向）
1950年5月，第二军奉命组建独立骑兵师担任进军阿里任务。其先遣连于8月1日自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翻越古里亚山垭口，8月底进驻改则地区之扎麻芒保；后续部队于1951年5月6日由安志明率领向阿里地区挺进，于6月29日进驻普兰宗，7月进驻日土宗，8月3日进驻阿里地区首府噶第四路（云南方向）
1950年7月，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自云南鹤庆、丽江地区出发，9月抵贡山、德钦地区集结。10月，参加昌都战役。1951年8月进驻扎那地区。9月，团长高建兴率一个加强营经竹瓦根，于10月1日进驻察隅。
第五路（青海方向）
西线：第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藏工委）由范明、慕生忠率领，于1951年8月31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跨过黄河、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经聂荣、那曲、林周，于12月1日到达拉萨。
先遺支队
有段约五十里长、一二尺宽的小路，一边靠峭崖陡壁，一边临深渊急流，其间要走一截栈道，那截栈道只是一根悬架在半空中的树干。牵马望着下面奔腾咆哮的激流，心惊肉跳。当战士们爬过一段一里多长的苔藓石阶时，忽然后面有人喊：“不好啦，马摔下去了！”……
把装备全部扛在肩上。十八军先遣支队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开始向世界屋脊艰难挺进。
“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指的是通往拉萨的中路。这条路，是过去西藏地方政府的官道，全程直穿横断山脉西半部和念青唐古拉山脉的崇山峻岭。
1951年7月，中央批准十八军组织一支精干的先遣支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这支先遣支队，不同于十八军于1950年3月组织的那支赴甘孜先遣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支先遣队要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土登列门同行，先行向拉萨进军。其肩负的重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宣传协议，筹集粮草，为后续部队进入拉萨做准备。先遣支队包括宣传、公安、外事干部及五十二师文工队等，共计四百余人。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困难，但国家对进藏部队支持力度很大。在甘孜补充的各种装备，有皮衣裤、皮大衣、毛皮鞋、皮护耳、风雪镜、毛毡垫、隔潮帆布、急救包，还有搭帐篷用的布、棍、钉，等等，许多都是全军其他部队没有的。但是，这一路进藏全靠两条腿，所有的装备要扛在肩上走。配备的装备再好，谁也不敢全留在自己的背包里。
为了减轻高原行军的沉重负担，必须在保证进军所需的前提下，精简一些个人装备。许多人连在四川发的和私人的东西也全部上交了。有的进藏女兵只留下皮大衣、毛皮鞋、皮帽、雨衣、隔潮帆布、床单、被里被面布、内衣裤、笔记本，还有炊具和搭帐篷的用具。就这样，加上食品一共四五十斤，行动起来还是很笨重。
有的进藏女兵，虽经过几次轻装，装备依旧不轻。虽然包括个人所带的衣物、书籍都已上交，部队所发的物资也逐一精简，但作为随队医生，必须带上必备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十几斤重的红十字皮包及其他必需的基本生活用品。这对女兵来说，还是负重量惊人。
文工团的战士除了背自己的背包，每人还要携带文艺器材，如二胡、提琴、腰鼓等。军乐队的文艺兵，要背起四个大摇头贝司和四个抱贝司，以及拉萨入城式所需的几十根彩旗竹竿。每个班仅配一匹骡马。
除了组织大批牦牛运送物资、加紧修路、酝酿空投外，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数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规定：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携带十天的粮食，平均负重达三十五公斤；干部也要背负十公斤至十五公斤的粮食。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圆，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急救之用。
十八军一五五团卫生班班长续庆余回忆说，规定每个战士背上自己的给养所需：十公斤代食粉、一盒蛋黄蜡、2.5公斤装的固体燃料，干菜、炊具、帐篷、雨具、枪支弹药等。“代食粉是铁桶装的，有2.5公斤一桶和五公斤一桶的，大家都背在肩上。因为铁桶反光，走在路上的景象，真可用一本小说的名字《铁流》来形容。”
后来随军直机关一起进藏的军直保卫部公安队队员周岐顺幽默地回忆当年：“谁也没有我们富，都拿黄金压帐篷！”
原来，部队为“急救之用”，除了携带银圆，还带了一部分黄金。押运黄金的任务，就交给了周岐顺所在的公安队。一个班分到两匹马驮黄金，黄金外面都用牛皮纸包着。全队共四个班，一个班十来个人。指导员命令：必须把黄金安全地送到拉萨，一点也不能少！战士们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夜里加派岗哨。晚上睡在帐篷里，把一包包黄金压在身下，人在黄金在！战士们开玩笑地说：“我们这是睡在了世界上最贵的‘床’上呀。”
后来，有的班里马死了，就必须靠人来背，本来每人负重就有六七十斤，加上黄金的重量就更吃力了。周岐顺记得，有位战士把黄金背到拉萨时，刚卸下背包，就当场口吐鲜血，昏了过去。
为争取时间，先遣支队选择最短、也是最艰难的险途。几乎每天都要翻一座山。在这条线路上，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大雪山有十多座。藏民们走这条路，通常是人骑着马，牦牛驮物资，而十八军的官兵们却要背着全部装备、给养，用双脚一步一步地走。
一般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雪线以上的雪就终年不化了。雪线，即积雪与深雪的分界线。山上厚厚的积雪底部已结成坚硬的冰，官兵们必须用洋镐铁锹掘开冻冰，边开路边前进。新辟的道路蜿蜒曲折，远远望去，拉得长长的队伍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长龙在雪山上蠕动。
往往快到山顶时，还会遇上突如其来的鹅毛大雪。狂风把雪片卷到半空中，飞舞一阵，再猛烈地倾泻下来，几乎让人睁不开眼。所有人的身上霎时间全白了，很快在外衣上结了一层冰，好像穿上铠甲一般，敲上去嘣嘣作响。
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地方，气压很低，空气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60%，有的地方只有40%—50%，科学家将这些地区称为“生命的禁区”，基本上都是冰天雪地的无人区。医学专家解释说：“由于空气稀薄，含氧量少，到高原的人会出现胸闷、头胀、憋气、呼吸短促、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血色素增多等不同程度的高山生理反应。”在这种地方，水不到80摄氏度就开始沸腾，饭根本煮不熟。
对进藏官兵来说，他们的征途上，往往要通过的正是这“生命的禁区”。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所有的高山生理反应，常常夜里睡不着觉。虽说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但大家苦笑道：“帝国主义、反动派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冲锋陷阵，消灭他们，就是牺牲也来个痛快。缺氧这个可恶的敌人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奈何它不得。”
先遣支队里有位名叫戴宜生的“眼镜”大学生，自称“戴宝”，22岁，出身于“豪门”，194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由党组织派遣回老家重庆做地下工作。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刘思扬的原型是戴宝的同学。重庆解放后，戴宝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夕卜侨科。《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应十八军要求抽调一批公安干警支援西藏，戴宝成了十八军政治部建制的“公安队伍”里的一员。
张向明对这批公安干警印象颇深，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在甘孜时，陆续就有好几批干部路过甘孜进藏去。有一批干部是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是我们向西南公安部要的。局长杨正凡带了八九个大学生进藏，戴宜生、李淑琼、史法伦等都属于这一批干部，大学毕业，很精干，能力也很强。杨正凡本人是老公安战士，他的爱人叫申锐珍，也是一位老干部。当时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但一接触，就能感觉到这批干部的能力很强。
1951年5月，戴宝从成都出发到甘孜，翻山越岭，“一个星期内完成这一步行旅程”，随后编入先遣支队。他背了一个双肩背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品、笔记本。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到神秘西藏的“清华第一人”。很快，他就发现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林亮也是“清华人”，而且是1937年毕业生。戴宝回忆道：
一次在进军途中与林亮同志零距离接触，是发生在翻过6400公尺的丹达雪山后，跋涉于号称“穷八站”的漫长崎岖的山沟中的事了。那时我在行军中老是一个人掉队。这也算是“从一个大知识分子到工农兵普通一员的转变过程”吧。所以总是要大家安营扎寨、炊烟袅袅、千帐灯火时，我才拖着疲念的身体来到营地。有一天，我正一个人艰苦独行，
忽听后面马蹄声，原来林亮同志和他的警卫员策马奔来。见到是我，林亮下马让警卫员牵着坐骑跟在后面，他走到我的面前问：“听说你也是清华的，这样的行军，你习惯吗？”“没有问题，给我时间，我正努力克服困难，我将尽快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转换。”我们的话锋转到母校。我滔滔不绝地倾诉，虽离开不过二三年，我却一直怀念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有时梦里也仿佛重返那郁郁葱葱的美丽校园。他也讲了抗战前在母校的情况。最后，我问他对清华的印象是什么？他思考了一会儿审慎地说：“真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他表示有事先走了，骑着马拐过一个山弯就不见了。那晚，直到深夜我才到宿营帐篷，途中耳朵里仿佛响起清华浓荫深处的琅琅读书声……
要说戴宝的出身，用现在的话形容，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除官僚银行外，尚有八大私人银行，戴宝的父亲是“北方四大行”之一的金城银行副总裁。戴宝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戴父送走大儿子留洋，特意给戴宝设留洋基金，以供他以后出国留学时用。但是戴宝选择了参加革命，把留洋基金全部用作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放弃安稳的生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听他讲述过去的故事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他在行进的队伍中要些别人丢掉的腊肉皮当宝贝，饿得两眼发绿想起朱古力时就拿出来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时的情景。戴宝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只要想起在西藏所经历的，就好像是咋天的事。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就是现在睡觉做梦都还是西藏那些事。
新华社记者赵慎应跟随先遣支队出发，留在他脑海里的是两座冰冷的银光耀眼的雪峰：夏贡拉和怒贡拉。这两座雪峰之间，有一条长达一百五十里的万木葱茏的林带。夏贡拉和怒贡拉就是东雪山和西雪山，康藏道上最著名的大雪山，属于念青唐古拉山脉。
夏贡拉又名丹达山，山麓有一小村，叫丹达塘，部队夜宿丹达塘，村中有小庙，人称丹达庙。关于丹达山的可怕和丹达庙的来历，据清人吴崇光撰写的《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一书记载：“乾隆十八年，云南解饷委员彭元辰参军号泉三，在丹达山遇雪天，足陷深雪中无下落，嗣经驻藏大臣派员寻访，见彭公之尸，面不变色，饷银俱在，奏闻后奉旨建庙。”四十年后，大将军福康安率军进藏击退廓尔喀人对西藏的入侵，上奏皇帝：“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请加封号，并颁匾额。”于是，乾隆皇帝御书匾额“教阐遐柔”四字，“交驻藏大臣，于山下旧建神祠敬谨悬挂。”
赵慎应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庙观看，只见小庙内墙上仍然悬挂着乾隆皇帝御书匾额，及当时驻藏大臣松筠所写的匾额“峙岵通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