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下旬，十八军主力一部进入拉萨，尽管到达时只有四千二百多人，可是要解决数千人的吃饭问题已成为突出困难。采购处全力以赴，派出人员到各处负责收购，组织运输加工，然后再分发给各伙食单位。拉萨的上层人士擦绒、拉鲁等曾给予大力支持。邦达仓、桑多仓等商家，十八军后勤部门在甘孜、昌都时就同他们有了业务联系，这时他们不仅出售青稞和酥油，还解决了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如蜡烛、火柴、肥皂、草纸之类。当年年底，采购处共采购青稞三百六十多万斤、酥油二十多万斤、牦牛七千七百头、羊一万九千只，基本上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拉萨的市场很小，不能在短期内投放很多货币，以免引起物价波动。机关部队刚进驻拉萨就有明确规定，禁止各单位和个人随意在市场上购物，由采购处统一采购和分配。除粮食等统一供应外，生活日用品在部队由军人服务社供应，地方人员由贸易总公司门市部供应。
尽管严加控制，但物价还是涨了。部队的需要增加了采购量是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是西藏上层数家买办商业集团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妄图把“脏水”泼向解放军。物价上涨引起群众不满，致使国营商贸一开始就面临复杂的斗争。
刚起步的国营商贸暂时尚无能力与农奴主买办商业集团抗衡，进藏部队面临在西藏能否站得住脚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当即提出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第二条是迅速打通同印度及和祖国内地的贸易关系。如此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要打通同内地的贸易关系，须先修通公路，当时公路才修到雀儿山，修到拉萨还需时间。相比之下，利用同印度的贸易关系相对容易些。历史上，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早就有传统的小额贸易。西藏所需的物资，除自产的粮食和酥油外，其他生活用品如布匹、铁件、纸张、煤油、火柴，甚至贵族食用的饼干、糖果之类都来自印度。西藏则主要出口羊毛和药材。1949年前，西藏每年有八百万磅（折合三百五十多万公斤）羊毛运销印度。自1950年底，印度单方面增加羊毛进口税率30.7%后，使西藏的出口羊毛大量积压起来，由此引起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不安。
为解决同印度的贸易问题，采购处正式更名为“西藏贸易总公司”。总公司一是请中央在拨给西藏的经费中加上部分外汇（卢比），以便将外汇作为偿还欠款，支付给擦绒、邦达仓等商家，让他们在印度购买部队所需物资；二是报请中央批准，收购西藏积压羊毛。总公司以比出口印度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羊毛全部收购，然后统一出口。印度商人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时，只能接受我方的出口价格；三是通过我国驻印大使馆，直接从印度购买驻藏部队所需物资。
195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通过国家外贸部在印度购买了一批军用布匹、皮鞋等物资，即通知西藏军区转运接收。军区遂在亚东设立转运机构一“西藏贸易总公司亚东接运站”。此后，总公司同印度的贸易关系逐渐活跃起来。在夏秋期间道路畅通季节，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乃至上百头骡马往拉萨运送货物，补充了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同时，也使商家有利可图，促进了上层人士与我方的合作：很多上层人士正是在这种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祖国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祖国力量的强大，从而扩大了与贸易机构的往来，也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
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从广东调拨五千吨大米，经印度转口运入西藏。这批粮食数量大，运输距离远，中印双方又要几次交接，手续复杂烦琐。
为了做好这批大米的转运工作，中央要求西藏派人到印度联系办理。为此，西藏工委决定派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和贸易公司经理罗家镐前往办理。李觉化名吴立平，外称“经理”；罗家镐化名王维如，是“经理”随员；另有英语翻译赵瑞先，三人穿便装于6月中旬离开拉萨。
其间，李觉一行进入锡金首府甘托克时，邦达仓商号的主人邦达养丕亲自迎接。他们在拉萨早已相识，他仍以“参谋长”“部长”相称呼。李觉当即说明情况，始改称“经理”。邦达养丕亲自驾车把三人送到他位于中印边境重镇噶伦堡的公馆住下。第二天，三人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后顺利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住进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中国大使馆的协助下，转运大米和采购物资任务均顺利完成。8月初，他们返回亚东不久，大批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运入西藏境内。
1951年10月8日上午，在进入拉萨城的入城式的十八军队伍中，其三中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组成的，大家昂首挺胸、精神抖擞、步伐整齐，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等歌曲通过拉萨市区。沿街挤满群众观看，很多藏族群众“阿啧、阿啧”地赞叹，看到队伍中有女兵，更是发出“阿加拉！阿加拉！”（女孩、大姐的意思）的惊叹。
此时，西藏分行共十九人。到达拉萨的第一件事，是收回进藏途中发给十八军官兵们每人携带的五十枚至一百枚银圆，如数登记。一袋袋沉甸甸的银圆在缺氧挨饿、超负重行军的情况下，官兵们始终“不离不弃”。最终清点结果，除途中遇险摔下山崖牺牲的战士携带的银圆无法收回外，其他一枚也不少。这些由十八军官兵们用鲜血和生命一步步背进拉萨的银圆，其蕴含的生命价值是无法计算的。
在分行筹备工作即将就绪时，噶厦政府却提出不准用“西藏分行”的名称，只能用“西藏办事处”。为稳定局势，早日开业，“西藏分行”暂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以下简称“人行西藏办事处”），已刻好的业务公章只好重刻。
1952年初，在拉萨八廓街南街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拉萨办事处、邮电部拉萨办事处。银行供应外汇，开展无息农牧贷款和手工业无息贷款。
5月22日，人行西藏办事处特别邀请了噶厦政府中的友好人士和各族商人代表参加开业庆典。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在会上讲话，第一任行长张英详细地说明了银行的业务项目及服务宗旨，受到来宾们的热烈欢迎。商人的反映尤其强烈，他们看到汇至加尔各答的款能很快取到，购货返回后又能及时销售，收回现款，方便了经营，赞不绝口。当天就有七八户签合同办了汇款，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
解放军进藏部队先遣队后勤部代理人民银行，在西藏地区发放第一次无息农牧贷款三十多亿元（旧币）。贸易总公司优价收购商人积压的羊毛，打破了外商对外汇、羊毛出口的垄断，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印度、尼泊尔发展友好的通商贸易。
人行西藏办事处创建之初，专业人员紧缺。一个省级的银行机构，现有的业务骨干显然远远不够。西藏工委专门从十八军直属机关及部队先后抽调四十多名新手入行。“门外汉”上岗，从基础知识和技能开始学起。时间紧、任务重，无法先办专业培训班再上岗，只能采取分科负责的办法，边学边做。比如，会计科的新同志，写阿拉伯数字当然不成问题，但要符合银行记账的规范要求却难。虽说多数人都会打算盘，但大都打得不快、不准。业务骨干当老师，手把手地教做传票、记账、算账、结账示范。而且要求新同志一个星期左右就上柜，坐柜一个月后要达到比较熟练。
从十八军来的傅先根勤奋刻苦，很快就被分配去日喀则组建支行。所谓“支行”，就是几间简陋民房。几个部队来的新手用土坯隔了一个通道。晚上放些马草，解开背包往地上一铺就睡觉；白天，铺盖一卷，用银圆箱子或土坯当凳子，趴在简易的柜台上边学边干。
出售外汇等业务开展顺利，日喀则支行回笼的银圆逐渐多了起来，周转箱出现了短缺。但一时做不出那么多箱子，怎么办？大家就把一百元一包的银圆平铺在地上，再一层一层地码起来。管库员把铺盖一铺，晚上就睡在这特殊的“床垫”上看守库房。清点具体库存数时，只要看看管库员身下那“床垫”的高低，就知道大概有多少银圆的库存了。
那时的所谓“金库”，四周的墙壁都是土坯垒成的，库房的门也就是用木板做成，简直“不堪一击”。傅先根和部队派来的新手们拿起武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站岗放哨，保卫金库。
参与筹建人行西藏办事处的胳子杰、滕淑蓉夫妇后来回忆说，工作中最艰苦的要数出纳科的收款员和会计科的储蓄员。当时西藏流通的货币以银圆为主。出纳科的大量工作是回笼银圆时鉴别、清点、封包、装箱、入库、保管和调运，每一个步骤都靠人搬动，是重体力活，所以科里大多数都是男同志。那时，没有鉴别银圆真假的设备，只能沿用民间的敲击鉴别法。收款员为保证质量和信誉，收款时必须站在柜台边，对所收的银圆逐个敲击，看看是不是杂版，听听有没有杂音，根据声音判断银圆的成色。同时还要在心里默默计数，费力又费神。遇到回收金币，还要用牙咬来鉴别。
每天回笼的银圆，少则几万枚，多则十余万枚，平均每个收款员每天要收约一万枚银圆，这意味着每个收款员每天要站在柜台边敲击鉴别约一万多次。一天下来，每个人都腰酸背痛、手软腿胀。由于银圆在流通过程中表面沾附大量灰尘，一天敲击下来，收款员们手上、脸上、鼻孔里也是黢黑、墨黑的，很难洗掉。
进藏人员的储蓄存款，实为内汇存款，存款、取款手续都是转账，工作量约占整个会计科的90%左右。可以说，这项业务是西藏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对进藏部队官兵的津贴及地方工作人员的工资，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规定，每月按5%发给银圆，其余全部以记账方式存入银行，不得取现。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每人都有一本存折，只能把账上的钱汇回内地，或通过银行转向贸易公司，购买从内地运进的日用百货、副食品等。
人行西藏办事处成立之初，拉萨的储蓄存款账户有一万余户，每天工作量大致在六百笔至一千笔之间。由于办理的都是转账业务，每笔业务所需时间比常规办理要多出三倍左右。加上记账员新手多，各项手续全凭手工操作，难免效率低，有差错。银行内部纪律严格，规定“错账不准过夜”，所以那时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十个小时，甚至更长。
此外，为适应西藏工作的需要，银行的每个人要学习藏语文、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每周至少安排二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掌握藏语，可以准确地与藏族同胞对话、沟通，是银行对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大家每天都过得极其紧张、忙碌。
人行西藏分行会计处原处长蔡立初最独特的经历是办“流动银行”。
1953年2月，从重庆分行来的蔡立初进藏几个月后，和其他九名“增援军”被派到五十四师建立的随军银行工作组。筑路大军的首长见到这些专业人员来到工地，高兴地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原来，筑路部队发的津贴全是银圆。在崇山峻岭里筑路，既没有商店，也没有邮局，战士们拿到银圆只能放在枕头边。一遇到“转段”，即修通一段路后，转移到前面新的工地上时，战士们既要背施工用的铁锹、十字镐、钢钎和生活用品、干粮，还要带上沉甸甸的银圆，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行军不堪重负。有的战士为了“减负”，只好把一部分银圆丢在路边。因为在战士心中，金钱是个人财产，万不得已可以丢弃；其他东西都是修路必需品，属于国家财产，是人民的，是不能丢的。
针对战士们的难题，随军银行工作组明确主要任务：积极储蓄存款，保证部队经费。根据部队的编制，工作组分成三个小组，除了设在五十四师师部的小组天天固定开门营业外，其他两个小组都是“流动”的，经常下到连队，在各连队之间走动。部队配给的两顶帐篷，一顶当办公室兼库房，一顶就是男同志集体宿舍，两名女同志和师部后勤的女兵们住在一起。
银行每“流动”到一个新的驻地，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部队指定的区域搭帐篷，办公室帐篷是“用很厚的帆布缝制而成，由于雨水的浸泡，附着大量沙尘，十分沉重，搭起来要费很大的力气”。几个男同志又上山砍来粗细、长短不一？的树枝，粗的作柜台的脚，一？端埋在土里，另一？端钉上长的树枝，再在上面钉上装罐头的木箱板子，就是办公桌了；凳子更简单，到工地上拣一些粗点的圆木头，一锯就成了。
天黑了，筑路大军收工，银行便开始工作。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只要有官兵来存款或取款，就办理业务；下连队时，背上背包、存单、算盘和武器，在树林里沿着战士们踩出来的小道前进。
“那时的帐篷流动银行一开张，指战员们高兴了，几乎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银圆都拿来存上，不仅立即实现‘减负’，而且安全可靠。”“流动银行”根据当时部队施工流动性大的情况，特设定额定期储蓄存单和定额汇票，战士休假或日后转业返家时，都能凭着这些存单和汇票在指定的银行领取现金。很快，五十四师的随军银行就有了数百箱（每箱一千枚银圆）的库存现金。
有段日子正值雨季，又赶上五十四师“转段”，蔡立初和同事们要随之运转银圆。车行至波密段，刚修通的公路被塌方的土石堵塞了一百多米，石块仍不断地向下滚落，要恢复通车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时间等不及，为抢时间，只能把银圆箱搬过塌方段，再换乘车赶到新的驻地。于是，银行工作人员都卷起袖子，扛起三十公斤重的银圆箱子在岩石上行走。那场面十分惊险，地上湿滑，头顶上不时有石块飞滚而下，每扛一箱银圆，都像是一次冲锋。几箱银圆扛过后，蔡立初突然滑倒，银圆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他爬起来拼命追下山，一把抓住箱子，扛起来一口气冲过塌方段，接着又继续扛下一箱。蔡立初等六七个小伙子记不清扛了多少箱，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浑身被汗水浸透，棉衣的肩部也被磨破。夜幕降临，几百箱银圆终于全部装上另一辆汽车。上车继续赶路时才想起，大家一天下来只吃了一顿早饭。
1954年底，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后，“流动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蔡立初说，正是这段日子里严格的随军生活和艰苦的工作环境锻炼了自己：“我们每一位银行职工，都因为修筑康藏公路尽了一份力而倍感自豪！”
所有在人民银行行西藏分行工作过的人都牢记着：进藏初期的金融工作，每开展一项新业务，始终要把藏族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人行西藏分行的无息农牧贷款是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放的，刚开始的贷款资金，就是首批进藏官兵们背进高原的那些银圆。名为贷款，实则带有救济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