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魅影
五角大楼批准中情局使用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乐附近的黑尔营地一二战中美国第十山地师的训练基地，基地为此专门修建了营房，并派部队提供安全保护。在那里“训练西藏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六年”。中情局远东处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说，“西藏行动”是他的“心肝宝贝”……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克瑙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见到达赖时，自嘲地说，尽管他本人不喜欢武器，美国人却一直在向藏民提供武器。“‘我们已平安抵达。下次请将我们投到下游五十码处，因为这次着陆点附近有房子，咋晚我们着陆时有狗在吠叫。我们一切都好，已藏好降落伞，明天去买匹马，然后启程去拉萨。’1957年秋天一个清凉的早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这是中央情报局翘首以待的消息。两名年轻藏人用二战期间发给特工的便携式发报机发出了这条消息。”多年后，这位美国特工如此形容当年发生的事件。
自从英国人退出那一场看似毫无希望的游戏后，美国人接手玩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给中国制造麻烦和内乱，越乱越好，天下大乱，他们便可趁机坐收渔翁之利。与英国人一样，他们对于达赖喇嘛没有真心，只有利用而已。反之，所有打算借用外国人之手，以谋取一己及某集团私利的人，最终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加拿大学者戈伦夫事后评论：“一切迹象表明，中央情报局和印度人非常了解西藏叛乱绝不会成功，……但他们的行动却继续不断挑逗起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花一笔钱是算不了什么的。对于西藏人来说，从劳威尔？托玛斯访问西藏时私下表示支持、援助以来，就一直挑起他们的悬念：
美国人既然同情他们的困苦处境，也一定会帮助他们最后重返家园。也许，正是这种外来的干涉造成最令人痛苦的悲剧和最沉重的损失：西藏难民今后如果不是几代人，也是许多年内，将为这二十年的痴心妄想付出代价。”
“公开叛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仍不甚清楚。”1952年的叛乱活动似乎停止，“直到1956年才出现了比较有组织的抵抗。据一位原叛乱头子说，上述抵抗活动是由‘拉萨的大商人和康区寺院的头头领导的’。”戈伦夫继续写道，其间谣言四起，说解放军如何镇压、藏人为报复才如何闹事、如何反抗等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胡言乱语。据他调查了解的情形是：“一位现住在美国的喇嘛回忆说，直到1959年，他在康区各地广泛旅行，当时他的宗教活动或研究没有受过一次干扰。”
戈伦夫没有说错。1951年，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主要由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负责，他的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达赖喇嘛的行动必须符合美国“给中共制造麻烦”这个目标，换言之，连达赖喇嘛这个“活佛”的行动都须听令于美国原则。
1952年2月，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与他的母亲、姐姐、弟弟一道从内地回到拉萨。是年5月28日，嘉乐顿珠以视察加玉和觉拉两处家产为由，离开了拉萨。据说他没有告诉达赖喇嘛实际上他要出走，担心他不小心走漏风声。“视察”完毕，嘉乐顿珠便偷偷越过边界来到印度阿萨姆邦。七年后，达赖喇嘛也是从这条路出逃的。
是年底，嘉乐顿珠急不可待地与美国人联系上，希望得到帮助。1953年4月，印度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到大吉岭会见嘉乐顿珠。这是嘉乐顿珠与穆立克长期交往的开始。
1956年底，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总理尼赫鲁允许他到噶伦堡做短暂停留。1957年2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见到两位兄长一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当才活佛和旅居印度的嘉乐顿珠。二哥嘉乐顿珠在向达赖喇嘛简单汇报美国的承诺时，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训练藏人并将在今后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当才活佛、嘉乐顿珠劝达赖喇嘛留在印度。
面对困境，达赖喇嘛与五年前一样，还是请示了神谕。神显示，他应返回西藏。跑到印度的鲁康娃却劝阻达赖喇嘛不要回去，说：“人绝望时问神，神绝望时撒谎。”但是达赖喇嘛认为必须遵守神谕，返回西藏是他的义务。
其间，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多次在印度同达赖喇嘛谈话，晓以利害，劝他早日回国：“毛主席希望你能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去对你不利。”周恩来对达赖喇嘛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革的话，仍然由你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针对达赖喇嘛在返回西藏问题上的动摇态度，周恩来耐心地说，你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你如果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们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并且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①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六年不改”的方针。1957年3月，达赖喇嘛穿过喜马拉雅山山口经亚东返回拉萨。同月，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决定，大量紧缩机构和精减人员。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了70%，这些人都撤回了内地。留驻西藏的少数人员，只在拉萨、日喀则、噶尔昆沙、林芝、泽当、黑河等城镇及其附近的不到二十个地方设点驻守。实行“六年不改”和西藏工作收缩的方针，表明中央严格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的规定。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西藏事务的特工约翰？克瑙斯在《冷战孤儿》一书中写道：“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决定是在1956年夏做出的。那年秋天匈牙利事件暴露出了缺乏外部支持的局限性，起义在共产党有效的军事控制下宣告失败。第二年，未能帮助匈牙利起义而深深自责的中情局行动处处长富兰克？威斯内尔坚持认为，第一批（指1956年那批）六名藏人受训后回到西藏的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这样可以避免中情局受到世界舆论的公开指责，出于官方的谨慎，中情局远东处愿意执行所有支持西藏的行动计划。”
“现在是美国人在世界屋脊露脸的时候了。”中情局在世界屋脊露脸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折腾起来，从制造骚乱、小乱到大折腾，从分散零散的到聚集，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外援，可谓“轰轰烈烈”，“天翻地覆”。到了1958年，他们更加得意，有恃无恐。
约翰形容说，正当西藏人的抵抗力量在遥远的拉萨聚集时，他见到了第一个西藏人。那是在1958年初冬的一天，他被叫到中情局一个秘密基地，给一群亚洲人宣讲国际形势，由此见到达赖喇嘛的兄弟，“他逐一介绍了八位面带微笑的同胞，他们受训后将返回西藏与抵抗组织并肩战斗。”约翰从此与这些西藏人度过了七年。其间，爆发了1959年的那场叛乱。
1958年，中情局开始全面履行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美国国务院完全支持这项行动，美国国防部也给予充分配合，甚至美国总统也亲自过问。五角大楼批准中情局使用在科罗拉多州的利德维乐附近的黑尔营地一二战中美国第十山地师的训练基地，基地为此专门修建了营房，并派部队提供安全保护。在那里“训练西藏人的活动一直持续了六年”。中情局远东处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说，“西藏行动”是他的“心肝宝贝”。
1959年2月8日，是农历己亥年的春节，恰好又是藏历土猪年的“洛萨尔”（即藏历新年）即将到来的“破九”（12月29日）。这天上午，西藏军区文工团特意准备了一些小型歌舞节目，随同中共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领导同志上布达拉宫去给达赖喇嘛拜年。
进藏以来，西藏军区文工团根据党的统战工作的需要，每逢重大节日，都要按工委和军区指示，专门去给达赖喇嘛演出。然而这次拜年和演出，却有些异常。
以往演出，不论是在布达拉宫，还是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都是坐在高高的阁楼上，隔着一道黄布帘，透过帘子上的小方孔观看节目。如果达赖喇嘛想再看一遍哪个节目，就命他的侍从官员到后台来转达他的意见，再重演一次。
2月8日这天拜年演出，情况突然完全与过去不同：达赖喇嘛不再高坐楼阁隔帘观戏，而是近距离、面对面地观看。同时，布达拉宫里警戒特别森严，甬道、墙角和楼梯等处都有身背英式冲锋枪、虎视眈眈的藏军把守。
演出在达赖喇嘛的寝宫日光殿前面的平顼上进行。25岁的达赖喇嘛身穿绛红色活佛袈裟，戴了一副茶色墨镜，就座于前排正中，笑容微露，兴致很浓地欣赏着每一个节目。女演员黄崇德以她圆润的歌喉及优美的舞姿表演藏族民间歌舞“宁则牙拉”和“阿玛勒宏”时，达赖喇嘛显得十分高兴。他随着歌曲的节奏点头击拍，称赞说：“汉族演员表演藏族歌舞，能达到如此精美程度，实在难能可贵啊！”
演出开始后不久，原先紧绷着脸的达赖喇嘛侍从人员、喇嘛、藏兵等脸上逐渐有了笑容，有的甚至乐得忘情大笑。歌舞“春到茶山”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风靡国内外的优秀节目，当表演到“傻大姐”被众姑娘、小伙子逗得团团转时，达赖喇嘛大笑起来，说：“这么好的傻大姐，他们为什么不愿同她跳呢？”
本来只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节目，由于不断地返场谢幕，将近一个半小时才结束。达赖喇嘛破例接见全体演员。他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希望大家今后多排演一些西藏节目，为广大僧俗人民，为驻藏解放军官兵多演出。”
邓少东向达赖喇嘛介绍说，军区文工团刚从朝鲜以及北京、东北、四川等地演出归来，在内地学习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喇嘛当即表示：“那我就到你们军区礼堂去看好了。因为你们新建的礼堂有舞台、幕布，而罗布林卡、布达拉宫没有。”邓少东、郭锡兰答应达赖喇嘛的这一要求时，索康、夏苏等噶伦都在场。
“3·10”拉萨叛乱
尽管我们看着这些血肉模糊的遗体有点惧怕，但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战友，是为解放西藏受苦农奴而献身的英雄、烈士，那股惧怕的心理也就随着阶级的爱、阶级的情而消逝得无踪无影了。伴着我们的不仅有祭奠烈士的眼泪，还有对英雄的敬意，对发动叛乱的西藏反动上层的无比仇恨！……
达赖喇嘛要求到军区来看演出，是部队进藏以来的第一次。时间由达赖喇嘛的近侍官噶章定在1959年3月10日。当时，张经武、张国华都在内地，政委谭冠三主持工委、军区工作。
1959年3月10日清晨，一轮旭日冉冉升起，军区大院内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到处张灯结彩，彩旗飞舞，清水洒道，黄土铺地。上午11时许，谭冠三等军区领导以及司、政、后三大部领导来到军区礼堂前厅准备迎接达赖喇嘛，僧俗官员们纷至沓来。
北京时间12时整，喇叭里响起了迎宾曲，一切准备就绪，单等达赖喇嘛驾到。然而，达赖喇嘛那辆绛红底、杏黄顶专用小轿车却一直没有出现。
就在同一时刻，一场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闹剧粉墨登场。从3月9日夜晚开始，拉萨到处传出有索康等人制造的谣言：“汉人要把达赖喇嘛弄到军区大院去害死”，“汉人要用直升飞机把达赖喇嘛弄到北京去”。
12时左右，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加措在罗布林卡门外被叛乱分子打死。王贵亲眼看到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一堪穷帕巴拉？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后，他的遗体被叛匪绑在马尾巴上，拖到市内游街示众。遗体在地上拖来拖去，血肉模糊，不成人样。当时叛乱分子胁迫千余名群众上街同他们一道“游行”，呼喊“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回去”等口号。
接着，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前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伤，乘坐的汽车也被打坏。反动分子张贴反动标语，推倒交通岗亭，袭击值勤战士和汉族干部。拉萨市区社会秩序急剧恶化。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当天下午3点多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先喀？居美多吉）三个噶伦来到军区，对谭冠三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看戏，现在事情的发展使他们无能为力，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严厉斥责索康等人，责令噶厦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叛乱活动，并质问道：“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戏，是他亲自说的，你们在场竟然说不知道！是达赖喇嘛领导噶厦，还是噶厦领导达赖喇嘛？”
中情局特工约翰？克瑙斯披露：“在达赖喇嘛出逃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少数官员，包括总统在内都密切关注中情局一年前空投的两名发报员发回的电报。这两名发报员一直与中情局保持单线联络，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
军区大院当天的演出，自然在这充满着火药硝烟味和极其特别的气氛中开始和结束。
叛乱分子的“演出”也正在进行，他们急令各地叛匪向拉萨靠拢，紧急求援、报功的电码，飞向遥远的大洋彼岸，国界以外。武装叛乱的阴云笼罩着日光城！
早在1956年，四川理塘县人恩珠仓？公布扎西就在理塘地区组织发动叛乱。同年9月，藏军六个团的连、营长在拉萨集体秘密盟誓“誓死”保卫西藏旧制度。
1957年5月20日，窜到西藏的恩珠仓？公布扎西，公然在拉萨城内成立反动组织“四水六岗”（即四条河、六座山，泛指甘肃、青海、云南、四川四省藏族居住的地方），柳霞、夏苏两个噶伦参加了此前召开的预备会议。噶厦政府旋即下令三大寺和各宗组织武装支持“四水六岗”。继而噶厦政府干脆将日喀则附近南木林宗甘丹青科寺的噶厦武器库里所有的武器弹药，包括四百二十支步枪、十万发子弹、十二支美式冲锋枪、八挺轻机枪、六门炮及数百发炮弹，全部让恩珠仓拿去。随后，噶厦政府藏军第一、二、四、六团的部分官兵分批分期携带武器到山南集结。
截至1958年初，在山南、丁青、藏北、塔工一带，集结的叛乱武装发展到了一万四千多人，翌年初增加至两万人。这期间直至叛乱全面爆发，叛乱分子在山南哲古（今措美县）建立武装根据地，在拉萨地区、山南贡嘎、扎囊和昌都江达等地伏击解放军车队，并公然对各地驻军及地方机关实施武装包围和袭击，在山南泽当围攻山南分工委和守备连达七十天之久。
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