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重新恢复了军衔制。文工团里的现役军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个个情绪异常兴奋，人人心里紧打“小九九”，都在算计着自己肩上的牌牌儿，是个啥衔。
军人授衔，和企业涨工资，机关院校评职称一样，是“头等”的大事。凡够得上边儿的人，都在亢奋中，焦急地等待着。后勤处长也跟打了鸡血似的，他暗自盘算，凭自己的军龄和现在所担当的职务，怎么着“两杠三花”应该是手拿把攥吧。
日子飞快地过着。正式授衔还没开始，政治部发下一纸军令，把文工团里一部分演员、干部统统划为“文职”，不在授衔之列。其中，摊到后勤处的几个名额中，就有处长。这下，可把处长给气蒙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少小从军，到老来会混不上个军衔。他先找团长，再找书记，连喊冤带诉苦，不依不饶。但军令如山，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处长没辙。
其实，“文职”不过是没有军衔，仍然属于解放军编制之内。职务、住房、工资待遇，一切照旧。可是处长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文职不是“正规军”。“肩膀上没有那两块牌牌，算什么职业军人”。他憋着一肚子气，上班时，上身穿军装，下边大裤衩子。别人一问他：
“你怎么这副打扮。”
处长眼睛一翻：
“怎么着，条令上规定文职人员如何着装了吗？”
处长一天到晚感今怀昔，怨天尤人。还不时地哼上几口山东吕剧——“我好比千里马，被困沙泥，我好比大鹏鸟，无法展翼……”他带着这种情绪，怎能不影响工作。后勤处的事情都没心思处理，更甭提“三产注塑厂”这后娘养的了。一连许多天，厂里的事，连问都不带问一声的。每天上班，在处里露一面，一整天见不着人影。处长都这样，别人还用说。那段日子，注塑厂对后勤处来说，就跟不存在一样。
胡敬天一见，机会来了。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胡敬天诡计多端，狡诈无比。他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首先，他把重要客户的模具，秘密地转移到自己建好的厂子里。剩下的业务，挑出一部分要货比较急的，把这些模具挪到一个他认为“可靠”的注塑厂。同时把这些业务所需的原料和辅料，全部运到自己新建的厂里。再把几个骨干派出去，另组织起一班人马，先保住给重要客户的交货。接着，他又以塑料原料要涨价为由，购进不少原料。这一招，不但用光账上的现金，还占用了本该发给工人的工资。其中一部分原料，因现金不够，没有当时付款。
办完这两件事之后，他找了一些“过得着”的客户，把他准备拉出去单练的想法，不显山不露水地告诉了他们。他说得很含蓄，希望他们能帮他这个忙。最后，他要求这些“可靠”的客户，暂停给“三产注塑厂”回款。
胡敬天一连几日不见人影。几天后，外边的事搞定了，他又私下找到那个在注塑厂当会计的老科员，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得会计配合。胡敬天对他用不着藏着掖着，开门见山地告诉会计：这厂子干不下去了，我准备自己单干。他对这个老科员说：
“反正你也到了退休年纪，赶紧写报告退休，然后上我那儿继续当会计去，工资给你加一倍。”
老科员是个老油条，一看这阵势，心里立刻明白，要出事！虽然，平时厂里动钱的事，都有处长的签字，但自己做的那账，“稀松二五眼”，是经不起上级检查的。真要是有人较真儿，“杀猪递刀一个罪”。到那时，处长都泥菩萨过河，自己还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鹰。“三十六计，走为上。”会计一身是“病”，到医院轻而易举，开出个长假。
没了流动资金，缺了人手，停了回款，胡敬天三箭齐发，着实歹毒。
他高就高在没有完全断了业务，还留下一部分不太紧要的，通过电话遥控着。这样，厂里就得继续生产。要知道，工厂开门，哪怕是一天，也离不开“花钱”。原料要付款，工人要发薪，送货要租车，食堂要开伙，水费电费，低值易耗，杂品开销……哪一样儿离得开钱？他不露面，会计歇病假，班上又缺少领班的骨干，这工还怎么开！没过多少天，厂里开始乱套了。
这时，胡敬天悄悄地回到厂里，农民工多天见不着“头儿”，群龙无首，心里发毛。见他可露面了，呼啦一下围上前去，七嘴八舌，问东问西。胡敬天不失时机地撺掇他们到团里去闹事，要工资要奖金。开始，这些农民工不敢，怕弄丢了饭碗。胡敬天拍着胸脯保证：
“出了事有我呢，这个厂子黄了，你们全跟我走，咱们重新打鼓另开张。”
他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他建新厂的消息，跟这些人透露出那么一点，让大家心里有个底。话里话外，胡敬天点给这些人，只要这回你折腾得欢实，事后必会受到重用。农民工们心领神会，他们知道，这叫“武大郎服毒——吃得死，不吃也得死”。与其等着这个厂子完蛋，丢了饭碗，不如好好表现一下，投奔胡敬天。
常言道，法不责众。工资发不出来，食堂开不了伙，本来就亏理。这么多人一块闹，神仙也挡不住。农村人一旦有了仗势，撒泼打滚起来，城里人望尘莫及。在胡敬天的支持下，农民工涌进后勤处。霎时间，后勤处的办公室成了自由市场，鸡一嘴鸭一嘴，哭天抹泪，拍桌子瞪眼，坐地上耍赖，抹脖子上吊，乱作一团。
处长多日不理朝政，情况不明，弹压不住。找胡敬天，又不知去向。这伙人从处里闹到了团里，动静越闹越大。农民工的仇富心理，可借着这事出气了。这时，几个与胡敬天“过得着”的客户也来凑热闹，没完没了地找处长的麻烦，动不动就拿退货相要挟。车间仅开着的两台机器，不是这台打不出“活儿”来，就是那台打出的件儿不合格。处长束手无策，被搞得焦头烂额。一时间，文工团大院，鸡飞狗跳。
文工团这样“体面”的单位，啥时候出过这等事情，简直是闻所未闻。团长一见，成何体统，堂堂国家级文艺团体，这乌烟瘴气的，搞什么名堂。他把处长叫来，质问这是怎么回事。处长没辙了，一五一十地交代，厂里经营不下去了，客户撤单，资金短缺，料款还不上，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处于失控状态。团长平时日理万机，哪还记得有个“三产注塑厂”这码子事。见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不得不第一次过问大半年来厂里的经营状况。处长吭吭哧哧，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个团长气的，臭骂了处长一顿，令他马上回去调查，限期解决。
处长空顶着个注塑厂“一把手”的名，对厂里平日的经营状况一无所知，他能怎么解决呀？问来问去，什么招儿也拿不出来，什么事也办不了。不但找不着胡敬天，连会计也歇了病假。无奈之下，只能就这么一拖再拖。
大约拖了两个来月，这段期间，卖原料的债主上门讨债，客户电话催货，质量投诉。胡敬天派出去的骨干，趁机轮番回来，为首的是一个姓邓的小伙子。胡敬天躲在幕后，所有指令，通过这个小邓传达给厂里的民工。他带着厂里工人堵着办公室讨薪，成天在大院里闹事，工厂的现状一塌糊涂。处长想派人去催货款，缓解一下资金压力。但出库入库的单子，平时都是胡敬天一手把着，上哪儿催款，催什么款，没人说得清楚。最后，团长真急了，对处长下令，如果再拿不出解决办法，立即关闭这个三产，处理掉所有的设备，还清债务和工资，遣散农民工。
处长一事不顺，百事不顺，接二连三地遭到“打击”，狐狸没逮着，反而惹了一身臊，这回他彻底灰心了。打了个报告，准备降价处理设备，关闭三产。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本来嘛，这是专门搞“艺术”的团体，又有几个人待见那“三产”的买卖儿。
处长是个门外汉，怎么处理这些设备，摸不着一点门路，只得再找胡敬天。胡敬天千呼万呼始出来，两人一见面，说别的也没用了，处长顾不得埋怨他，直奔主题，请他出面，帮忙清产还账。胡敬天“老大不愿意”地答应下来。又过了几天，胡敬天还真的“拉”来几拨看设备的人，只是出的价一个比一个低，处长根本无法接受，也向上面交代不了。最后，实在把处长逼急了，打掉门牙往肚里咽，约胡敬天出去，喝了一顿小酒。
到此为止，处长算彻底领教了胡敬天的厉害。平常总爱拍胸脯的他，这会儿就剩下拍大腿了。他诚恳地对胡敬天说：
“胡老弟，我是彻底服了。这厂子你接过去吧，价格只要说得过去就行，就算帮老哥一个忙了。”
话说到这份上，胡敬天认为火候差不多了，再绷下去就“老”了。他一拍胸脯，说：
“行！冲老哥这句话，我这回豁出去了。您说个价钱，我全兜着。山不转水转，日后咱们还得做朋友不是。”
就这样，只用了大半年的机器，后勤处打了个“对折”，卖给了胡敬天。胡敬天流氓假仗义的劲儿上来了，对处长说：
“明天我就送支票，你只管拿去交差，欠的原料款和工人工资，都归我了。”
处长听了，感动得眼圈直红。他哪儿知道，除了注塑机和辅助设备之外，库房里存的原料、纸箱、包装袋、脱模剂、防锈油、绵丝、酒精、塑料管和其他一些低值易耗品，可一子儿没算，一股脑儿全归了胡敬天。这还不说，已经发到客户手里，还没有回款的成品，究竟有多少？最后这款回到谁手里？除了胡敬天，没人能说得清楚。
事情谈好，手续办完，胡敬天送来一张支票，物款两清。第二天，他租来两辆“大拖板”，两辆“东风”，一个汽车吊，加上自己公司的“130”，每辆车装得满满当当，把这个“文工团三产注塑厂”搬了个干干净净。六辆大卡车排成一队，浩浩荡荡地出了文工团的大门，向着胡敬天的新工厂驶去。
胡敬天开着桑塔纳走在前面，从反光镜里看着后面满载机器货物的车队，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得意。痛快！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夹着香烟，一边开着车，一边扯开嗓子，大声地唱起来：
“……要问那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