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948年7月，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向朱自清提议举办学生与本系老师的聚餐联欢，并作毕业前的话别。朱自清欣然应允。学生们出于尊师之心，表示聚餐费全由学生们承担，不要老师们出。这个提议遭到了朱自清的坚决拒绝。争执之间，朱自清十分生气，他说道：“你们拿钱，算什么联欢，我们不出席了。”说罢愤然离去。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朱自清第一次这样发脾气，学生们心生悔意。第二天，他们又去见朱自清。朱自清笑着对学生们道歉，说：“昨晚我实在太暴躁了，没有考虑你们的意思，便向你们发脾气，真是对不起你们。不过，你们想你们哪有钱的来路？一定要出，先生们哪里肯？”师生之间的不快随即烟消云散。
交友与社会活动
13.1933年9月13日，从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的王志之悄悄回到北平。为了躲过各种威胁，他在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之际，径直走进了清华大学，叩开了时任文学院院长的朱自清的家门。此前，王志之和朱自清仅有一面之交，但他深感朱自清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学人，“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志士仁人”。正在书桌前工作的朱自清见到王志之，随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为他安排洗澡、吃饭事宜，到了夜里，又为他在自己的书房中搭起了行军床，盖上一床绣花被面的新被。闲谈中，朱自清不厌其详地询问着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情况。王志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朱先生不同流俗，不计地位得失，不怕担风险，不嫌脏，并不是对我个人的厚爱，而是表现了他的正义感，他的爱国心，他的亮节高风！”
14.1936年2月初，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解散救亡团体。清华大学校方秉承政府意旨，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不考虑学生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功课的实际，要求学生补行期末考试。2月19日，朱自清前去参加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待教务长宣布补考决议后，教授会旋即决定总辞职，朱自清与冯友兰、俞平伯、萧公权、萧叔玉、潘光旦、张奚若被推为辞职宣言委员会委员。
随着事况的发展，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遭遇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更大力度的打压。2月28日，二十九军士兵突然闯入清华，捕去了二十一名学生。当天，朱自清在自己的家中收留了韦毓梅、韦君宜、王作民等六名女生，为她们提供了可堪庇护的藏身之所。3月5日晚，又有五名女生为躲避军警来到了朱自清家中。同年夏天，朱自清的长女采芷因为违反校规参加游行被笃志女子中学开除，他亲自到校将女儿带回，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她。
15.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两派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并影响了全国的时局。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发现《申报》时评及《自由谈》不但没有深入而恺切的报道，反而“偏有许多闲情逸致，说些不关痛痒的，或准幸灾乐祸的话”。对报章上的这些论调，朱自清十分反感。当他读到好友俞平伯的《义战》一文，发现俞平伯竟也出言不当，“他文中颇有掉弄文笔之处，将两边一笔抹杀。抹杀原不要紧，但说话何徐徐尔！他所立义与不义的标准，虽有可议，但亦非全无理由。而态度亦闲闲出之，遂觉说风凉话一般，毫不恳切，只增反感而已。”他在批语中分析了俞平伯持此态度的原因，更自我剖析，严正地要求自己即使不能投身于为国家、为民众福祉呐喊的行动中去，也当退而谨守“沉默”的态度，谨言慎行，自我约束。
后来，俞平伯在偶然间读到了朱自清这番批语，感慨道：“语虽峻绝，而语长心重，对自己，对朋友，对人间都是这般的严肃。拜良友之箴规于灰烬之余，斯非大奇欤！”
16.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燃烧至北平。北平沦陷期间，俞平伯收到不少约稿信息，尽管无意写作，俞平伯还是碍于情面，筹以短篇。此事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后，即写信劝俞平伯不要在某些刊物上发表文字，恪守“沉默”原则。俞平伯回信说自己只是偶尔敷衍而已。朱自清对俞平伯的回答很不满意，很快就回信说道：“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万谅鉴。”
17.1932年2月20日，正在欧洲访学的朱自清去看巴特尔弗莱夫人的演出。表演很精彩，朱自清也乐在其中。但他随即发现，似乎有一个日本人坐在他前面的座位上。他立刻感到很不是滋味，直到他从前排座位上的观众与夫人的谈话中判断对方也是中国人，他才冷静下来。但是，他依然自我反省道：“我在自己国家的紧急关头进戏院，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
18.自1932年9月8日相识以来，朱自清与闻一多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闻一多曾因怕自己的政治立场会为清华带来麻烦，而请辞中文系主任，并推荐朱自清接任。朱自清尽管坚决地推辞，却答应帮助闻一多处理该学期的日常事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朱自清闻讯十分震惊和愤怒。他写下了《悼一多》：“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铿锵和愤慨的诗句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后来，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闻一多的悼念会，并发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的行动。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会前即有传闻说当天要出乱子，不少人因此不敢前往。朱自清毅然出席，而且在追悼会上介绍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博得了全场的掌声。到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还是参加了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同时，朱自清也担任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着委员会”的召集人，亲自抄写、校对和搜集闻一多的文章，为《闻一多全集》的编章出版竭尽了全力。
19.新中国成立前夕，受时局影响，像朱自清这样的教授，收入也十分拮据。因为朱自清家中子女多，生活尤其紧张。为了增加收入，朱自清无暇顾及自己越来越严重的胃病，常写作到深夜甚至天明，以多赚取稿费来维持家庭开支。当时，《新路》周刊曾以优厚的稿费向朱自清约稿。《新路》周刊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会刊，于1948年5月创刊，由吴景超主编，邀请了吴半农、刘大中、钱端升等知名学者加入。杂志走中间路线，参与者多为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创办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朱自清多年的朋友。尽管如此，朱自清还是拒绝了吴景超的邀请。
20.1948年2月，朱自清的五十岁生日渐近。李广田、范宁、王瑶等人想在北京的文艺界中召开一个茶会，并出一本特刊来纪念朱自清从事文学活动三十年，并为他庆祝生日。王瑶等人提议简朴办茶会，并不惊动清华同人，但朱自清还是拒绝了。他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成绩，至于庆贺生日，他建议还是到时由自己请客，与朋友、学生小聚即可。
21.西南联大复员后，李广田本来在南开大学任教，由于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发表指斥国民党暴行的言论，慰问被军警打伤的学生而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危难之际，朱自清不顾干扰和压力，一手促成李广田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22.1948年8月，朱自清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有人从南方来，给朱自清带了两件物品，请吴晗带她到朱家拜访。吴晗知道朱自清的健康状况不佳，特地嘱咐朋友将东西交给朱自清的太太陈竹隐即可，不必打搅朱自清了。不料在几个人谈话间，朱自清拄着一根手杖走到客厅，温文有礼地说道：“请原谅，我不能多说话，只是出来认识认识。”相互认识后，朱自清就离开客厅去休息了。吴晗回忆说，当时的朱自清“面庞瘦削得只剩下骨头，脸色苍白，说话声音细弱……我们原来没有意思要见他，病得这么沉重了，听说有远道朋友来，还非挣扎着，出一身汗，出来见一面，谦逊周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