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样狂风暴雨般的乱世里，一个心有天下的书生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唐代李贺曾发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悲鸣，表达弃文从武，在金戈铁马上实现人生抱负的宏愿。但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局面，远比李贺当时要复杂得多。在彷徨和苦闷之中，自认为在骨子里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朱自清坦陈，“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于是，他“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似的学步”。文化人参与社会的热情与宏愿受挫后，转而专注于学术与教育，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动荡的社会里并不少见。
遁入书斋后，1929年，朱自清却遭遇了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打击——10月，与他结婚十三年、感情深厚的妻子武钟谦因肺结核病离开北平回扬州养病。次月，三十二岁的武钟谦就在家中去世了，留下了她与朱自清所生的三子三女。朱自清闻讯，内心十分悲恸。尤其是当他回忆起妻子在北平时已经天天发烧，但怀疑自己得的是南方带来的疟疾，所以一直瞒着朱自清，“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来”，等到大夫检查的时候，妻子的肺部已经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儿家务。”悲痛和愧疚，在朱自清的心里郁结不散。这一年的除夕，他写下《除夕书感》：“又看一岁尽，生事逐飘尘。经历中年异，情怀百种新。孤栖今似客，长恨不如人。马齿明朝长，回头愧此身。”中年的苦涩与复杂心绪，跃然纸上。
步入中年后，朱自清比之前更多地用旧诗来抒怀、与友人酬唱了。旧诗的蕴藉，恰好对应着他百感交集，又不欲直白宣泄的深沉情怀。1930年春，他在《十九年清明后一日，为先室三十三岁生辰，薄暮出西郊，见春游车马甚盛。因念旧岁尝共游万牲园，情境犹新，为之凄恻》二首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悼念：“今年身已成孤客，千里魂应忆旧俦。三尺新坟何处是？西郊车马似川流。”后来，他又拒绝了着名学者顾颉刚为他介绍女朋友的好意，表示说：“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直到1930年秋，戏曲教育家溥侗与文学家叶公超将陈竹隐介绍给朱自清认识，两人相互产生了倾慕之情，开始交往，朱自清才结束了丧妻后孤单的生活。陈竹隐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是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于书画，善唱昆曲，艺术修养不俗，与朱自清有不少共同语言。据陈竹隐回忆说，自己在与朱自清见面前就很喜欢读朱自清的文章，对他的“文名”已然倾慕，所以两人相识后，随即就产生了好感：“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诗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我还真读好了句读呢。我心里很得意，佩弦也很高兴。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但都是倾心相待。”在朱自清所留下的数十封写给陈竹隐的信中，他谈分别的日子，谈自己的见闻，谈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当然也表达着对陈竹隐浓浓的思念之情。1931年5月，二人订婚。在此后的生活中，她与朱自清生下了二子一女。再婚之后，朱自清的生活丰富了许多，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家庭负担，这也在日后为朱自清的写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
1931年，朱自清按清华大学的条例休假一年，赴欧洲访学，其间游览了欧洲多国。对于在讲坛上、书桌上已经着力多年的朱自清来说，这次休假既是精神上的放松，也是近距离地接触欧洲文化的契机。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成多篇游记，收入《欧游杂记》中，并交由开明书店于1934年出版。对于这些游记，他曾自谦道：“本书绝无胜义，却也不算指南的译本；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在中学教过五年书，这便算是小小的礼物吧。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是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其实，在外界的评论中，这本书见证了朱自清散文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与早期流畅、优美、精巧的散文相比，他开始更倾向于雕琢文字，去除不必要的装饰。正如叶圣陶所说的那样：“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但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中学生》1948年9月号，总第二零三期）淑之则说：“你读这本书，请注意这本书的语句的干净，几乎不能增减一字，但是看，也许看不出来；你如果用说话的声调念一定有数。所谓干净，就是语句里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每一个字都以必需面而存在；又并不故意节省，节省了必需的字，就将辞不达意，那里还说得上干净呢。这一点，在国内文人，作者最为用力，也最多成功。”
文体和遣词上的沉实，与朱自清的务实是一致的。在朱自清看来，国家内乱已然纷杂，加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时还用笔头来玩弄文字，尤为不妥。1932年，他仍在伦敦访学，在报纸上读到了上海“淞沪会战”的新闻。随后，他在写给陈竹隐的信中说道：“在这个动摇的大时代中，我们虽算是幸运的人，不应向人诉苦，但一想到将来，觉得无论人我，暂时总是一片黑！光明也许终于会来，但是我们也许看不见了。我相信唯一的出路是革命，但我们不知怎么总是不中用似的。教书念书，在这个年头究竟有多少用处？谁知道！”这一时期，他也不免流露出些许消极的情绪，如在散文《沉默》中说“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又在《论无话可说》里写道：“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此外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但在另一方面，他也要求自己在“有所不为”的同时，有所作为：“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紧急关头，我们正在忧患之中没落。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再讲空话了。”
不讲空话，多做实事。朱自清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教学和写作上。1932年9月11日，他正式就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开设了“陶渊明诗”、“大一国文”等课程，同时还进行着包括编章整理《诗话人系》等在内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对于讲台的用心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1933年深秋，他应钱玄同之邀，到北师大国文系兼课，讲“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安排在星期六的下午。很少老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来开课——平日里，尚且会有学生逃课，何况是星期六呢？更何况，这还是一门选修课！但实际上，慕名前来选课的学生十分踊跃，在一整个学年中，教室里都是座无虚席。在大学之外，朱自清对中学国文教育也始终未曾忽视。在此前发表的《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一文里，他就提出，对中学生，须更加强他们语文基础技能的训练，以充分培养其观察、判断和写作能力。
在甘当教书匠的同时，朱自清也“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1932年秋的一天，与朱自清仅有过一面之交的王志之从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下了火车，不敢直接回北平（进城），因为相信朱自清是一个“可以托六尺之孤的学人”而前来投奔。朱自清当即接待了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为他安排洗澡等事宜，并为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布置下过夜的床铺。是日，朱自清仔仔细细地询问了王志之的所见所闻。他冒着一定的风险帮助王志之，不仅是出于君子风范，也是由于对战事和民生的关心，这位《沉默》的作者，其实内心并不喑哑，更是敢于站出来“有所为”的。1933年10月，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记载，朱自清为抚恤榆站伤亡将士、为救济东北难民、为慰劳热战受伤将士、为慰劳清华大学附近驻军、为成府小学均有捐款。对于上有父母要赡养，膝下又有众多子女要抚养的朱自清来说，这些款项的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一时期，他的散文写作进入了更为成熟、老到、精练的阶段，文章既无空话假话，也没有多余的话。正如冯至所说：“从开始写作到最后的一篇，他都是一字不苟，态度真诚的，一字不苟是忠于语文，态度真诚是忠于人生。”比如应沈从文邀约所写的《谈抽烟》，这一篇谈抽烟之乐趣的小文来得艰难，“八百字花了两个下午”，雕琢的苦心可见一斑。中年之后，朱自清的散文里少了几分诗意，多了几许苦涩和苦思，文章的筋骨扎实，而又透出了独特的个性与品格之美。钱基博曾书赠朱自清：“每一念及短小沉默近仁之器，辄为神往。”朱自清认为，这句话深得其心。余冠英又说：“他的性情笃厚、品格高洁处，相处愈久发现愈多，正如他的文章，也需要细读，多读，久读，才能发现那些常言常语中的至情至理，才能发现那些矜慎中的创造性，稳健中的进步性，才能发现那些精练中的生动，平淡中的绚烂。”两人的精准评语，都切中了朱自清其人其文的风骨与滋味。《冬天》《谈抽烟》《择偶记》《论说话的多少》《说扬州》《买书》和《伦敦杂记》系列，都是朴素而又有味，很是耐读。1935年，朱自清受邀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郁达夫则在自己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里收录了八篇朱自清的散文，它们分别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一和二、《〈背影〉自序》、《背影》、《荷塘月色》、《一封信》和《海行杂记》。郁达夫在“导言中”对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评价颇高：“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他还猜度道：“以江北人的坚忍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
然而，尽管一心想要在书斋中守住自己读书人和教书人本分，朱自清也发现，自己并不能置身于时局和政治之外。大学这一象牙塔里，也充斥着令人不能安坐的异响。1935年12月，北平三万多名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与军警发生冲突。朱自清奉命去劝阻学生返校，所见所闻让他深深叹息：“最近二次游行中，地方政府对爱国学生之手段，殊过残酷。”次年早春，国民政府的军警在清华大学里抓走了多名学生，当时，有的学生为了躲避军警，藏在了朱自清家里，还有的学生躲进冯友兰、闻一多、华罗庚的家中。这一年，朱自清的长女朱采芷也参加了爱国游行，而且因此被笃志中学开除，他亲自到学校将女儿接回家，并没有责怪女儿。同年的10月份，《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发表，这份对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侵略行为面前表现出的软弱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与不满。朱自清毅然在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着抗日战争的战火愈演愈烈，朱自清也迎来了更加漂泊、更为困苦的工作与生活。
乱世中见操守
1937年4月，朱自清发表《清华大学第九级级歌》，以歌词鼓励年轻学子投身到救亡中去：“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短短数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宣示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8月5日，清华园即被日军占领。朱自清一家的平静生活也随即被打破。他托人将长子带回扬州，又与妻子陈竹隐一起回到清华收拾衣物。9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开始讨论合组一事，以保留三校自身建制的方式，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北京沦陷后，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先带着一部分职员南下长沙，不久拍了电报让朱自清也去，于是朱自清带着一个讲课用的不起眼的旧包，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离开北平去往天津。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段经历：“车站检查行李甚严。中国警察之凶，令人悚然。”接着，他辗转青岛、济南、徐州、武汉，最后乘武长线火车抵达长沙。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随着清华在战火中多次迁移的动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