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读懂中国新时期新闻传媒发展的历史，那么，你必须去读懂那真实地游弋在这历史河流中的新闻人和学者。罗以澄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你去读解的学者。
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风暴”席卷中国之时，罗以澄还只是一位为不得不写违心的宣传表扬稿而苦恼的记者，一位受过大学新闻学术训练而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话语思维的“新闻思想的失踪者”。自那以后，中国的新闻改革悄然启动，和大多数新闻人一样，罗以澄终于有机会恢复自己的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勇气，以社会良知代表的心态去推进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然而，他发现，缓慢变化着的新闻界并不能满足他的这一精神需要，于是，他决定选择做学者，并在１９８４年以不惑之年走进了武汉大学新闻学系。从此，这位“新闻思想的失踪者”回到新闻学术队伍中来，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学术与教育园地，非常惬意地自称为新闻传播学的“耕耘者”。
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等旧的意识形态从历史的地平线上逐渐淡化以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中国新闻人已拥有了新的意识形态：新闻业的现代化，一些人以启蒙者的姿态追寻着其中的真实意义，向传统新闻传播观念发起了顽强的冲击。罗以澄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展开的。
罗以澄当时所做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辨析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新闻价值、新闻的客观性等基本概念，恢复对新闻本体的认识，恢复对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识，进而回归到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二是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探寻新闻业务的现代化之路，建构具有科学、理论内涵的新闻写作学体系，拓展新闻业务研究的思维空间；三是恢复受众的主体地位，从心理学层面把握其特点，实现传者与受众的互动式传播；四是破解新闻报道的公式化、概念化等清规戒律，在理性、情感、想象、观察、报道方式等广泛层面恢复新闻报道的自由本性。这四个方面的探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而总的思维指向则是颠覆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乃至形式主义，呼唤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理论表述直指新闻体制变革的滞后，直指“左”的新闻观念的荒谬；同时，你又看到，他的理论表述不是“宣战”式的，而是“建设”式的，即注意把握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兼容性，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框架内消除两者的内在紧张关系，寻求新闻传播机制与其他社会机制的调适，实现新闻传播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
于是，你读到了那一代新闻人的心之所系与心之所惧，一方面，他通过对新闻本体的认识，确立新闻传播的理性意识和主体意识，通过新闻的信息功能的认知，建构作为公共论坛的新闻传媒，通过拓展新闻思维空间，消解新闻传播不自由的状况，通过阐述受众的主体地位，恢复新闻传播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罗以澄那一代人魂牵梦萦的“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刚刚抖落历史的尘土，对动荡、暴力及思想控制还心有余悸，他不想以惊世骇俗的“宣战”式理论引发革命的动荡和动荡的革命，成就“骑士”般的荣耀，他更关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和实际效果，强调新闻理论要干预中国的新闻改革，要介入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于是，你可以发现，在他的“刚性”理论观点背后也有着“柔性”的表述，诸如“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十分注意尊重新闻的自身规律，又要注意掌握宣传的规律和艺术，还得注意对舆论的考察与反馈，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水平，更好地发挥新闻传播的总体效果”（《新闻、宣传、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结合上下文，你可以理解其真实用意还是在于导入对新闻本体的认知。无疑，在这里，科学的理论表述融入了一些与某种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妥协”的技巧，这种技巧斫伤了理论的逻辑，但成全了一个现代化新闻观念的导入。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另一种忍辱负重的方式吧。
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２年，中国知识界、新闻界又进入到一个思想困顿期，罗以澄也随之远离了新闻传播学论坛，以“守先待后”之心编撰着教材，整理着自己的新闻教育理论，悄悄地得到了两个收获：一是出版了一本体系新、内容全、视野开阔的《新闻采访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在全国首次以“认识”为基点、以“方法”为重点建构了新闻采访学的全新体系，并运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等方法，开拓了新闻采访学的思维空间。一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闻教育思想，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能够改变中国新闻事业的命运，也能改变中国新闻传播者的命运，应该努力把新闻传播教育植入到现代大学教育的生命里，让新闻传播教育深深植根于人类对现代传播的需要与理解之中；新闻传播教育要合乎人类实践理性而存在，不仅要符合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理性，而且要合乎社会文化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理性，维护新闻传播教育本应具有的人文品质。这一抽象的道理蕴涵着我们的具体实践，即承续现代大学精神，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按现代大学精神所内蕴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求知精神去完善新闻传播教育，把专业教育变革为通识教育，在知识层面实现科际整合，从根本上适应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变化与知识创新要求，提升新闻传播教育的学术精神；同时，综合性地开发学生在身心活动层面、政治社会层面、美感经验层面、人伦道德层面和批判精神层面的价值认识，从而使新闻传播教育形成一个新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思考，使他切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发展的人才战略层面，从而为他孜孜以求的“中国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之道”增添了新的内容。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出人意料的南方谈话，使得中国的政治气候、文化气候、社会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新闻改革重新启动，并走上“快车道”，媒介产业化、集团化、网络化，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左”的思想所设置的新闻研究“禁区”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闻观念已与当代新闻改革和全球化新闻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这时，罗以澄开始重新亲近学术论坛，主要围绕中国传媒发展问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探索：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新闻报道的理念；二是市场经济与媒介市场的走向、传媒业资本运营的产权分析、传媒集团化问题研究、新闻生产的精品战略研究、党报的困境与对策研究等；三是网络传媒研究；四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与第一阶段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些理论表述不再停留于启蒙，而是更深地介入到了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过程，不再是概念辨析，而是媒介发展思路探讨，不再局限于新闻报道，而是扩展到媒介经营与管理，不再只关注中国媒体，而是把中国传媒的发展纳入到跨国跨文化传播背景中考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理论思维宗旨，那就是“让媒介发展的理性贯通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的现实”。无疑，这是对一代人所追寻的“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丰富与提升。
思维的转换，带来的是更灵动、透彻的理性分析，如“媒介商业化运作的举措，并不意味着也不应导致信息产品的商业化，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媒介属性与功能的异化”；“媒介的平民化趋势，是媒介‘人本’意识的觉醒，它不应也不会造成社会精英文化的失落”；“媒介商业化运作最根本的市场资源，不在媒介生产、传播的信息本身，而在于这个过程中创造的巨大的受众市场，不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承载的信息本身具有商业价值，而是媒介的时段、版面所拥有的受众生产具有商业价值。媒介唯有通过向受众提供最佳的信息产品和最优化的服务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从而扩展自己的市场份额”；“传媒业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就需要设计出合理的传媒业产权制度”。如果仔细体验，你可以发现，理性、市场化、信息化、人文化、全球化等成了他所有理论表述的关键词，并构成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之道”的重要内涵，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新闻传媒发展的精神内核。
从上述意义上讲，罗以澄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新闻传播理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现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它充分表现着时代与个人、创造与保守、科学与人文、批判与建设的多元化特点，同时，其率真、朴素的学术话语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历史的真实。
在改革开放以前，罗以澄面对着一个把理论奉若神明的时代，人在不知不觉中把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制造着理论的神话，把现实生活交给理论去判断、操纵和想象，从而导致中国人的理性能力的退化。他和他那一代新闻学者在８０年代所做的新闻传播研究实际上是恢复了新闻人的理性意识，打破了党报理论的神话。在他的眼里，任何理论若被视为绝对圆满和崇拜偶像，那它本身就成了失去生命力的、封闭的体系，人的生活也要被理论所宰制。因此，他大力提倡新闻传播理论的多元化、现代化、生活化以及创造性，强调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要具备理论创造的神圣使命感，在干预现实的过程中获得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精神气质。如今，他的这一精神已嘉惠学苑，启迪后生，带动一片。
２１世纪，罗以澄教授日渐圆融，白首松云，更有新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你继续关注、继续读解的可爱的新闻传播学者。
是为代序。
单 波
癸未夏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