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说出这句话是很平常的，就跟以前在很多的演讲集会场合对粉丝们说的一样，意气风发，正义凛然，一腔热血，说完之后场下欢声雷动。但是，康有为忘记了，这是在皇宫。
这样的谈话如果正式一点，就相当于朝廷高官在就如何变法问题，向老康这个“专家”来请教，是政府高官和智囊之间的座谈会，而康有为给出了这个答案。
很显然，康有为嘴下的一品大员就是指贪腐的高官，出于对腐败官僚的憎恨，人们常常会发泄情绪，以为杀贪就能正道，这是可以理解的。“杀几个贪官就能变法”，这正是那些不懂变法的人才会说的话。如果变法真的只是杀贪就好，那历史上的那些变法就不会无比艰难和反复了，大家去磨刀就好了。
别人说说这话还是可以理解，而从康有为你这个“专家”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浅薄了。不仅浅薄，简直是太过书生气和器量狭小。
像变法这样的大事难事，当它还在发起和鼓吹阶段时，确实需要用热血去鼓吹，用慷慨激昂去鼓劲，这并没有错。但是，当它已经进入马上要实际操作的阶段之时，它需要的不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政治家的现实精神。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冷静，坚忍。
唯有冷静，才能思考并制订出完整可行的方案。
唯有坚忍，才能战胜苦难，朝这个目标努力，实现这个方案。
康有为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些，这是因为他恰恰缺少一个最致命的条件：做官的经历。
康有为虽然是工部候补主事，后来又被光绪帝调到总理衙门，但他一直忙着社会活动，努力打造“公知”形象，从来没有去政府上过一天班，甚至连去工部和总理衙门报个到都没有做。他一直在进行他的社会活动，处于官场的边缘。这样的人不仅无法了解朝廷高官真正的心理状态，对如何通过体制内的力量去办事也一无所知。
变法就是要通过体制内力量去办事，要去争取人心，这时候的人心不仅包括民心，还包括“官心”——特别是当民心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的时候，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官心”，把他们对变法脆弱的“共识”转化为实际支持。比如荣禄大人，这也是需要争取的，从北京皇宫开始的变法，将来无论如何也需要荣禄这个直隶总督的支持。
当然，争取也是很难的。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建立统一战线了。首先要做的是取得信任，而取得对方信任也很难，如果一时不能取得信任，那么至少要打消对方的顾忌。不能让人家以为你是仇视这个政权，一上来就准备拿他们开刀的，要知道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啊。
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预设敌人。但老康你在喊杀一品大员，人家又刚刚成为一品大员，你要别人说什么才好呢？
贪官是应该杀的，但也要经过公正的审判后去杀，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避免官官相卫，也避免政治迫害，如果还是喊杀就杀，那跟过去有什么区别，还需要变什么法？再说了，即使可杀，谁来杀呢？你杀吗？你自己还是个六品呢！并且，既然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好了，那么就先杀你吧，你不就是未来的一品大员吗？
老康啊老康！
这大概是荣禄第一次对康有为有了“乱党”的印象。即使不是“乱党”，也是无实学，书生气，不可用。而且，千万不能让这种人在日后掌了大权！
所谓书生气，就是很容易拿想象去替代真实，越简单的东西越容易被弄得复杂。看似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离实质越来越远，
所谓书生气，就是一个人的脑子里很容易出现“别人不对、现实不对、就我最正确”的浮华或者悲壮，很容易认为靠嘴上标签就能打败一切。
所谓书生气，就是只具聪明而不具智慧。一个聪明但不具智慧的人常犯的错误就是处处只为自己着想，只顾自己的感受。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第一次见面时，有能让对手或者敌人快速了解自己长处的方法和技巧，从而让对手甚至敌人一下子喜欢上自己。比如历史上着名的张仪先生、苏秦先生、李斯先生。他们总能习惯性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换位思考，不仅有很高的智商，还有突出的情商。
而康有为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康有为不会换位思考的原因恰恰是他没有经历过以上几位的磨难，缺乏做官的经历，缺乏在体制内的磨炼。老康成名过巧，成名后又势头太猛，他需要的不是换位思考，而是需要思考换位——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尽管去影响朝廷高层和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但是当他终于迎来和朝廷高层对话的机会时，他以为还是如往常那样去鼓动粉丝，而无法真正把握这样的机会。
由于不了解“体制内思维”，不清楚朝廷高官说一套做一套、喜怒不形于色、真实想法藏在笑脸背后的特色，这样的失误，会给以后的老康和整个变法派阵营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谜底也解开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光绪召见康有为密谈的具体内容，但从他与荣禄谈话的内容来看，康有为也注定不会给光绪留下什么好印象。如果他老康只是在喋喋不休地慷慨陈词，这在光绪看来并没什么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他早就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听得耳朵起茧。光绪需要得到的是切实而理性的答案，这跟荣禄先生“问计”于康有为的初衷是一样的，而不再是感情用事的口头狂言。
把康有为调到总理衙门，也许正是在面谈之后，光绪只认为康有为这个人的活动能力很强，就让他去总理衙门搞外交，也算是识才。
出师不利，康有为只好自我安慰。他告诉他的粉丝：皇上虽然没给我升官，但给了我“密折专奏”的权力！今后我就可以随时给皇帝传纸条了。
老康的这句话又是吹牛。宫廷档案和记录中并没有老康的“密折专奏”。事实上康有为所有的奏折都是找人帮忙“代奏”给光绪的，不是通过部委衙门，就是通过官场朋友代奏的，最多的是通过能直接上书皇帝的那批人，比如监察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
而光绪虽然没有重用康有为，却抛出了康有为之前上过的一个折子。
制度局：光绪的人事改革
在这个折子中，康有为提出了那个着名的设置“制度局”的建议。
按照老康的设想，所谓制度局，这是一个设在朝廷总揽一切变法事宜的机构，帮助皇帝来决策，是皇帝专门的咨询机构。跟制度局一起设立的，还有法律、铁路、农商、邮政等12个局，制度局决定的事情，交给这12个局分别去执行。
至于进入制度局的人，不能用原有的旧官僚，全部起用新人——那么原来的旧官僚怎么办呢？康有为的办法是给他们朝廷散卿（散学士）的名号，可以给他们加薪晋爵，但没有实权。
谁都能看出来，“制度局”涉及的是人事改革，制度局一旦成立，是绝对的“另立中央”，夺军机处之权和六部之权，排挤掉了旧官僚，基本就相当于另外一个军机处，12个分局就相当于12个新的部委。
老康的这道折子当时是通过总理衙门代奏的，而光绪反应迅速，当天就做了批示。现在，他又把这件事情重提，催促大臣们快点给出反馈意见。
很明显，光绪对设立制度局很重视，甚至要大过对康有为的重视。康有为实在很聪明，他抓住了光绪真正的难题。
光绪一直无法真正实现亲政，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军权一直被慈禧把控。淮军是李鸿章的，也就是慈禧的，满族王爷也团结在慈禧周围，八旗军也是慈禧的。对于光绪来说，清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但是，不说帝党系的军队战斗力比淮军还烂，就算他们能打，慈禧也比光绪更老谋深算，在关键时刻让李鸿章出面签署《马关条约》中止了战争，清日战争没有变成持久战，光绪也就再也没有用战争抓军权的机会。
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系统中人事任免权也一直被慈禧把控，变法开始后，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免还是必须经过她点头的。光绪没有人事任免权，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无法在朝中形成权力基础。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也无法组建自己的变法班子，解决“帮手”很少的难题。
而制度局一设立，光绪就有机会提拔大把大把的新人。什么建立嫡系队伍，什么形成权力基础，这都是指日可待的事。
所以光绪的真正用意是：借康有为的折子，将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绣球抛出来，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旧官僚的反击
光绪很着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而大臣们的反应出奇一致：观望。
如果说光绪等来了什么，那就是一阵谣言。京城里谣言散开，议论纷纷，说他受到了康有为的蛊惑，设置“制度局”是康党一伙别有用心的想法。康有为这个家伙野心一直很大，一直在折腾，因为他明白，只有折腾，他才有机会。朝廷的哪个高官不是在官场上小心翼翼、辛辛苦苦一步步爬上去的？康有为却幻想通过制度局，坐直升飞机入阁拜相，一步登天。
从事实上说，这些话并非完全造谣，老康一直是个不太安分的家伙。本来按照他的级别，是不够陪伴在皇帝身边的，而设置制度局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成为朝廷新贵、“制度局里的人”，不必走官场的传统路径，直接围绕在皇帝周围，进入宫廷权力中心！但是，对于这个被旧有官僚形成的利益集团把持得铁板一块的国家，到底要不要尝试着去做某些改变，哪些改变是好的、可行的，如果不好、不可行，要不要拿来讨论一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了。反正大家只记得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
光绪失望了，他备受打击。但打击归打击，此时的光绪还必须硬着头皮把事情干下去，他下了一道命令：令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时务报》。
光绪下这道命令正是向大臣们妥协，把康有为赶出京城，向大臣们表明：官员人事制度改革是我的意见，并不是受康有为这些“公知明星”的影响！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出乎光绪的意料了。
康有为没有遵办这道圣旨。按照规矩，皇帝下达旨意后，臣工必须上个“谢恩折”，然后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康有为既没有上“谢恩折”，也没有离开北京。半个月后总算上了一道“谢恩折”，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
康有为又一次极其想不通。《时务报》只是一张有朝廷背景的小小的报纸（当时“官报”之一），让他去当一份报纸的总编辑，未免也大材小用了吧？想我老康，一直是媒体笔下的变法“总设计师”和“总操盘手”，皇上我好不容易混到紫禁城，见了您，您既然让大小臣工讨论我的折子，重视我的意见，现在变法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您怎么能让我离开变法的中心？皇上您是不是糊涂了啊？
康有为仍然无法面对这样的现实：他可以是为变法鼓吹的一面旗帜，但实际工作是无法交给他去做的，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只能处于变法的边缘——造势和出点子。对于光绪来说，他确实需要帮手，但光绪很清楚他真正的帮手只有两批人，一批就是前面提到的部级高官张荫桓、徐致靖甚至包括王照等人，他们担任“猎头”工作，在幕后为光绪出谋划策，相当于军师；另一批就是新提拔的谭嗣同等四人，他们是实际办事的人。
当然，对于老康，光绪还是抱着“用”的态度，毕竟这也是个人才。让他去上海办报，除了要变相地将他赶出京城，缓解一下官僚集团和变法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也是看中老康的活动能力强，笔杆子突出，没事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写几篇文章，用激情四射的文字为变法制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这样一来，康有为也是光绪的一个重要帮手。可惜康有为并不明白光绪的这番苦心。
光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圣旨大臣们不听，连康有为也不听。
“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啊！”光绪在皇宫里感叹。
老康这样的举动要是放在平时，绝对是可以杀头的大罪，抗旨不遵嘛，杀了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对于这种书生式的举动，光绪也懒得再去计较了。
光绪要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去对付那些大臣。在下旨令康有为离京后，光绪希望大臣们能有所反应，把他之前交代的事给认真办一办。
结果再一次令光绪失望了。高官们紧密团结，高度默契，集体沉默，无声反击。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他们都是之前慈禧提拔起来的，当官当得好好的，银子有，豪宅也有，为什么要改？
好吧，既然你们这些大臣没有反应，那我就去找你们的下属。光绪再一次下圣旨，将讨论范围扩大到中层和基层官员，命令大小臣工各抒己见，各部院的基层官员有上奏的，由各部部长（堂官）代奏，普通读书人和老百姓有上书的，可以到督察院呈递。光绪严格规定：无论是官还是民的上奏，必须直达御案，各级机构不得有任何阻挠（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
可是，光绪等了等，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于是，光绪只好再一次下旨，这一次他以情动人，声明变法是“不得已”之苦衷，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希望诸位大臣体谅和理解。
然而光绪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看来是要反抗到底了，甚至连个折中的方案都没有提出。
光绪终于遇到了变法以来的最大难题。他曾以为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帮手，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现在看来，没有帮手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一个怪物在从头到尾跟他作对，准确地说来是一个组织，一个强大的组织。
所有人都无法感觉到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具体的组织纲领，更没有清晰的标签，但一旦“有变”（有损其利益），它的成员又能通过利益纽带迅速联接，心照不宣地统一行动，相互呼应，堪称最神奇的组织。
它生命力最强，杀伤力也最强，化道于无常，杀人于无形，你看不见它的阴影，它却能吞掉阳光。它一直存而不倒，打而不死，顽强地存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朝代改名换姓，但它总是存在，阴魂不散，简直是牛皮糖。
它僵化度最高但也存活力最强，最顽固也最灵活，它总能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无论朝廷是变法还是守成，是开放还是保守，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能跟随权势的走向而迅速调整方向，成为最“适应新形势”的熟练的技术能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最与时俱进的，利益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
这就是官僚集团。在王朝的统治过程中，它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不动声色地壮大了，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统治者对它的态度是既恨又爱，恨它把持着利益，官员们贪污腐化，捞银子不作为，长此以往损害着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他们——专制统治，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制，而是整个体制的专制，专制王朝之所以能维持专制，也是因为有官僚集团啊。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与官僚集团作对的打虎英雄——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僚集团十分警惕，为了打击官僚集团，他绞尽脑汁，耗费巨大的心血。他曾经以为丞相是官僚集团的头领，所以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换来了每天加班加点，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看折子，然后不惜成立监视官僚集团的监察组织和特务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