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就很少会有人再去选择不幸之路。当然，并不否认这种人的存在，但这类人肯定为数不多，难成气候。
拜伦式的不幸
按语：
拜伦式的不幸，即认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在罗素看来，这种悲观论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对那些拜伦式的悲观厌世者说，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福之旅，而是时时摆动在幸与不幸、沉与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模式里。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拒绝面对各种麻烦，因为麻烦不会因此获得解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幸，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幸，微笑却能帮助我们从不幸中走出来。
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聪明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把所有早年的热情看透，从而认为再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拥有这种观点的人的确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却为这不幸感到庆幸，他们将这归于宇宙的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惟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的夸耀，使那些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对痛苦表示欣赏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无疑，这些受难者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乐的丧失。
罗素认为，人不快乐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可言的。聪明人只要情势许可，是会感到快乐的，如果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一旦超过了其一极限就会使人痛苦，那么，他就会转而考虑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本节所要说明的观点。
罗素相信，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理性都不会禁止人们去追求幸福；不仅如此，那些真心诚意把自己的哀怨归之于自己对宇宙看法的人，是本末倒置了。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是出于他们并不了解的原因，而这种不幸便使得他们去思索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惹人不快的方面。
我们所要讨论的观点早已由美国作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表述过了，这一观点与英国诗人拜伦的观点，以及《布道书》一书作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克鲁奇先生说：
我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在大自然的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对人类感到遗憾。
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一样活着。
拜伦写道：
当早年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
这世界给予的乐趣没有一个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
《布道书》的作者说：
我羡慕那些已死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更幸福。
但是，那些尚未出生、尚未看见过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一切的人，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之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于纽约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赤勒斯滂，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布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他建造水池，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然而，他将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捕风。
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好，忧虑越重。
连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
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烦恼，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捕风。
对文人而言幸运的是，人们不再去读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因为一旦读了这些书，便会得出结论，不管有人曾经发表何种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定是空虚。如果我们可以表明，《布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聪明人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后来出现的表达同样感情的词句而困扰了。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必须分清情绪及理智的表述之间的差异。同情绪是没有必要展开争辩的，因为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罗素指出，对这种情绪（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虚）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你会觉得不快，但是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会感到，孩子的康复是理所当然要关心的事情，而人生是否有终极价值这类问题，你根本不会去理会。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会觉得一切都是空虚，不过要是他正巧缺钱，他便会感到下一顿饭就不是空虚的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过分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竞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却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时，在他的一切奇怪念头极易得到实现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丢失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往往会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人生的本质就是不幸，因为拥有了自己所要一切的人并不幸福。他忘记了，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不溢。
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陈年旧事无人追念。太阳底下，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把上述观点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的：
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他的后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待在海里。如此周而复始、无尽期、无目的，人类和世间万物在这个循环中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河流如果有智慧，就会待在原地，止步不前。所罗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种植果树，让他的儿子坐享其成。
但是，如果处在另一种情绪中，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了。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出现吗？那怎么解释摩天大楼、航天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到希巴皇后从他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讲的话，那难道不是对处身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一个安慰吗？要是他拥有一个新闻剪辑机构，通过它他可以了解到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辩论的圣哲们的狼狈困窘，他还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吗？
当然，这些事物可能不会完全治愈他的悲观主义，但是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太多。如果不管新事物的出现还是它的消失都同样令人烦恼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成了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而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之举。如果河水具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会像雪莱诗中所说的一样，享受着这种冒险性的循环的乐趣。
至于说到把财物留给后代的痛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或灾难。所有的事物在自身内部不断承传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悲观论的理由。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如所罗门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有意义只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同这样的一种情节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的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他。
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
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
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葆青春活力。
我在生活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合乎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就都有着相同的理由。
《布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怨，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
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他们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困境一样，他们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引导自己走向何方。
这一情况完全适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证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它的诺言。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达尔文、赫胥黎等人在几十年前对科学的期望，至今没有实现。
罗素认为，这完全是谬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人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造出来的。现今的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就会增加。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安定感；然而，在整个欧洲大陆，知识阶层遭受过巨大的苦难，每个人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惶恐不安。这类因素一个时代情绪的影响，较之其对世界本质的理论的影响来，要大得多。很少有哪个时代比十三世纪更令人绝望了，除了皇帝和少数几个贵族外，被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悼的信仰，在那个时代几乎为所有人所坚信。
因此，罗杰·培根说：
我们这一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来，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绝不相容的。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思考一番，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堕落和腐败；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逐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想宗教的戒规：言出必行。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他们之间的争斗、吵闹和其他罪恶等等的丑闻便会传遍世俗社会。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他说：
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快、富足、荣耀。这一切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加图里、阿维森纳、阿尔法拉比乌斯、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以读到。正因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知识。
罗杰·培根的这些观点，是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观点一致的，他们中没有一个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罗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悲观论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生存竞争的压力
按语：
无论在我们的时代，还是在罗素生活的时代，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生活哲学：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罗素作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样的人恰似恐龙，像他们史前原型一样，他们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然而，远古恐龙互相残杀，却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毋庸置疑，成功只是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在追求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以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来平衡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随便问一个美国人或一个英国商人，在他的生活中，什么是对快乐最大的妨碍？他一定会回答：“生存竞争。”他的话是肺腑之言，并且他确信如此。这一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正确的；但从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则无疑是错误的。当然，生存竞争确实存在。如果我们运气不好，我们就得去为生存而斗争。
康拉特小说中的主角福克就是一个例子：
在一条破旧的船上，所有的水手中，只有福克和另一个同伴拥有武器；而船人除了把其他没有武器的人作为食物之外再没有东西可吃。当两人把能够同意分配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生存竞争开始了。结果，福克打倒了对手，但从此以后，他却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然而，现在的商人所声称的“生存竞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不准确的名词，用来使根本微不足道的事情显得庄严。你问问他，他的朋友们一旦破产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都知道，一个破产以后的商人，在生活的舒适方面，要比一个从来没有富裕到有可能破产的人要好得多。所以，人们平常所谓的生存竞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竞争。他们在竞争中所惧怕的，并不是第二天没有早餐可吃，而是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下面这个道理：他们并非处于一架无法摆脱的机器的支配下，而是处于一架踏车上；他们没有注意到，踏车没能把他们送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依然处于原来的位置。当然，我们这里所指的是获得成功的商人，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依赖这些收入生活下去。然而，在他们看来，靠现有的收入生活是可耻的，就好比面对敌人临阵脱逃一般。如果你问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何种公益事业时，他们定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