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节说明来意，芒卯说：“我国之所以派张倚出使贵国，目的就是为了保全邺城，怎么去把它扶手相让给你们呢？如果张倚真有这种说法，那是他弄错了，我可不知道。”
赵国使节垂头丧气地回去报告赵王。赵王一听大惊，才知道上了魏国的当了，正要讨伐魏国背信，又听说秦国正在拉拢魏国一起来进攻赵国，更加惶惶不安，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反过来自动割让五个城邑给魏国，以求联合魏国共同抵抗秦国。
赵国之所以在这次外交斗争中偷鸡不着蚀把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赵王过于贪婪，而忘记了轻诺者必寡信的道理。
从许诺者的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信用是一种美德，因此对人动辄许诺，或者只因为当时的气氛，或是一时冲动，使答应了非自己能力所及的事，结果给自己带来一层无法解脱的负担，这种行为相当没有意义，其结果必然是让周围的人对他失去信任，自己也很被动。
三国时的华歆和王朗同乡，有一次乘一条船避难。
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感到很为难。王朗说：“这条船正好还宽大，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上船呢？”
后来敌兵越追越近，王朗慌了手脚，就想把那个人扔下船。
华歆止住他说：“当初我拿不定主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请求，怎么可以在危急头头，把他抛弃呢？”于是仍然像起初一样将那人带在船上一同逃走。
旁边的人因此判断华歆的人品比王朗更高，追随他的人也就多起来。
所谓轻诺者必寡信，对于别人的请求和托付，不肯乱许诺，更不空许诺，因为一个讲信修义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是不会答应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的，答应别人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这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负担，因此如果我们从来不知拒绝别人，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陷入到骑虎难下的境地。
不必对敌方守信
我们提倡讲信用，其目的是为了在交易中驱使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信用只能用来对待自己人及盟友。若对敌人也讲信用，那他就太愚蠢了。
孔子住在陈国，外出时路经蒲国，恰好碰到公叔氏在蒲起事，与卫国为敌。
他听说孔子准备经过蒲国到卫国去，于是派人中途拦住孔子，对他说：“你答应不去卫国，我们才能放你走。”
孔子想了想，与拦路的军队订下不去卫国的盟约，于是被放出城。孔子一出城门，马上下令马夫驱车往卫国的方向疾驰。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刚刚订立的盟约能违背吗？”
孔子答：“被迫订的盟约，是城下之盟，连神也不会信守的。”
最守信用的人，也是不受城下之盟的约束，这就是大信不信的道理。
战国时，楚襄王做太子时，在齐国当人质。楚怀王驾崩，太子向齐王告辞准备回楚国，齐王不答应，说：“给我楚国东边的土地五百里，你就可以回去；不给，你就别想去。”
太子说：“我有太傅，请让我去问问他。”太傅慎子说：“把东边的土地给齐，是为了你回国继位，如果为了爱地不送死去的父亲，不义，臣认为可以答应献地。”
太子去见齐王说：“按着您的要求，我敬献五百里地。”于是齐王同意楚太子归去。太子归楚后，即位为王。齐国派兵车五十辆来楚索取土地。
楚王问慎子说：“齐使者来取东地，怎么办呢？”慎子说：“君王您明日上朝时，让大家都献计。”
第二天，上柱国子良入见楚王，楚王说：“我能够返回故国，执掌国家大权，是因为许给了齐国五百里土地。如今齐来取土地，怎么办呢？”
子良说：“您不能不给呀，您是金口玉言，已经答应把边地献给万乘之强的齐国，如果不给就是不讲信用，以后也难以缔约结盟于诸侯。我看，先给他地而后再向他进攻，给地是信，进攻用武也有理由，所以，还是先把地给他。”
子良退出，昭常入见楚王，王问：“齐使来取东边的五百里地，怎么办呢？”
昭常答：“不能给！万乘之国是因为土地广大才能称为万乘，现在我国去掉东边疆土五百里，是等于割掉我国的一半了。这样就只不过有万乘的称号，而连千乘之用都没有了，不行，臣认为不能给他。我请求镇守东边的土地。”
昭常退出。景鲤入见齐王，王问：“齐使者来取东地五百里，你看怎么办呢？”
景鲤说：“不能给他们。不过，楚也难以独自守住它。大王身为至尊，金口玉言，答庆将地给万乘之强齐，如果不给，天下人会说不义。可是楚又无力独守，臣请求西去求救于秦。”
景鲤出，慎子入。楚王把三位大夫的主张都讲给慎子，说：“子良对我说，不能不献东地，可以先献，后以武力夺回。昭常说，不能献地于齐，他请求镇守东地。景鲤说，不能给齐地，但楚无力自守，应求救于秦。你看我用谁的办法呢？”
慎子答：“大王都可以采用。”
楚王不高兴地说：“你真是奇怪，都可以采用是什么意思？”
慎子说：“我并不开玩笑，而是从他们的说法受到启发。你等我说完，就会知道此三计并行是可以的。大王您可以让上柱国子良带车三十乘向齐献地五百里。第二天，派昭常去东地镇守，第三日，再派景鲤带五十乘战车去向秦求救。”
楚王按着他的三计并行之策，派子良到了齐国去献地，暗中吩咐昭常坚守东地。
齐王高高兴兴地派人去接受东地，昭常站在城墙上对来者说：“我奉命东地，同东地共死生，我这五尺男儿，年龄六十，以及三十多万的楚国士卒，虽然武器装备不好，但愿为守东地而献身。”
使者回报齐王，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您亲自来献地，可是昭常又镇守在那儿不走，这是怎么回事？”
子良按照楚王教给他的话回答说：“臣亲身受楚君的命令，昭常是假传王命的，请大王进攻东地讨伐昭常吧！”
于是齐王大举兴兵去讨伐昭常，可是还没有到楚国的疆界，秦国的五十万兵就到了齐的边界。秦帅右壤说：“齐阻止楚太子归国，这是不仁；又要攻夺楚国的土地五百里，这是不义。如果退兵那就罢了，不然，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齐王听了大为惊恐，就放子良归楚，又向秦派出使者求和，以解除齐的危难。
这件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楚国言而无信，但是与其未动一兵一卒，东地仍归属楚国的战果相比，还是值得的。而且因为齐王无理贪求在先，强迫楚国立下城下之盟，因此楚国并没有背上“背信弃义”之名。
信用是用来做事的
在特定情况下，信用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一件道具而已，用来显示自己的魅力，或者达到特定目的工具。
东汉末年太史慈在郡里担任属官，正巧郡里和州里发生争执，是非难辨，于是分别上奏章分辨。谁的奏章先到达京城洛阳，谁就能占上风。
当时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在后头，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他昼夜兼程赶到了洛阳，马上来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于是就把那官员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撕了。
州里来的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来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信用诺言最难经受住考验的地方就是外交领域。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好最勤快，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中，谁都能得出来英国外交家德斯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然要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标，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人，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办出来。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应承，陶鲁越过同僚承担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决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于是他在城门上张贴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争先恐后地牵牛来，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这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们钱啊。”他按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随自己担任后勤官员。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拿信用来说事。信用最普遍使用的是爱情领域。但是古今中外，多少悲剧就是由于诺言问题而产生的呀。这里姑且在提一下尾生抱柱的那个故事：
尾生和一个姑娘约会在桥下，姑娘未到而水涨了起来。尾生抱柱等待姑娘不肯离开，终于被水淹死。现在，我们可能要笑他迂，但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中汲取点精神呢？
实际上，尾生抱柱并不是信用的例证，而是爱情的见证。要是换了别人，尾生肯定不会那么迂，他想做的不过是为爱情坚守一回而已，跟信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信用是一件道具，是用来做事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而把信用视为一种高贵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