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未必是最后的赢家
立身处世如果不能站得高望得远，就好比灰尘之中掸衣服上的灰，泥水中洗脚，哪能出人头地呢？处理人间事物如果不多留一些余地，就好比飞蛾扑火，公羊角去顶撞篱笆，又怎么能使自己的身心摆脱困境感到安乐愉快呢？这也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聪明人做事，富有就想到不足的时候，平稳就想到艰险的时候，安全就想到危难的时候，周详慎重采取预防措施，还恐怕有祸及身。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了。
另一方面，遇事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与之相伴相生的害处。要兼顾利害得失。思考问题，作出决策，也应常常更换视点和角度，方能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多方位地思考，是一种最好的思维方式。
古贤者庄子的一段经历，可以借鉴。一日，他狩猎见一奇鸟，飞过头顶，停在不远的栗树上。
“真是一只奇怪的鸟呀！有那么宽大的翅膀却不飞，有那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猎人！”
庄子进入栗林，举箭瞄准那鸟时，发现它正专心地捕捉树上的螳螂；而那螳螂又在专注于树枝下吱吱叫着的蝉。庄子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怵然。
“到底是猎捕别人，还是被人猎捕呢？只顾眼前利益而盲目行动，实在太危险啊！”
于是，庄子舍弃大鸟，跑出栗林。可就在这时，从他身后跑来守林人，硬说他是来偷栗子的，被人羞辱了一通。
《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楚庄王欲动员大军攻打晋国，并武断地决定：“此事我已决定了，敢再谏者死！”
此时，孙叔敖挺身而出，冒死劝道：
“我院里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见一个蝉，正欲去饮露水。这时其身后却有一只螳螂，正作捕食之势。然而，螳螂也没有发现一只黄雀瞄准。而那孩童忽略了脚边的一个大洞。他们都只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顾身后的危险呀！现在晋国未衰，而大王欲讨之，情形不也是一样吗？”
听了这段话，楚庄王终于收回了成命。
当人被某事物所虏时，往往会不顾利害得失而匆匆行动，受挫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遇事一定要走出固定的思维模式，作全方位地思考，毕竟“不上高山，不显平川”呀！
富贵应恰到好处
做事物待兴尽，用力勿至极限，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最为理想。当歌舞盛宴到最高潮时，就自行整理衣衫毫不留恋地离开，那些胸怀广阔的人就能在这种紧要处猛回头，真令人羡慕；夜深人静仍然忙着应酬的人，已经坠入无边苦海而不自觉察，说来真是可笑。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免乐极生悲。
俗语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达人情事故，便善解人意，了解对方的个性及好恶，谅解别人的弱点，顾及他的自尊心。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有忍性和耐性，有宽容和气度。所以说，在做人方面，是积恩怨于心，还是“人我两忘，恩怨皆空”，决定于人的修养。古代人讲究宽以待人，强调“恕”、“忍”，就是要求待人时“以德报德，以德报怨”，使人际和谐，而自然怡然。
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跑到吴国，聚集他的宗族而居住，富得比过去更加厉害。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大概想叫淫乱的家伙发财，可不，庆封本来是很富现在更富了。”穆子说：“好人富了叫做赏；淫乱之人富了叫做殃。上天得让他遭殃的。”
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了。庆封父亲庆克就诬陷鲍庄，使他成为被砍掉脚的人。庆封谋划攻打了子雅、子尾，事情被发觉了，子尾把庆封的儿子庆舍刺死，庆封跑到了吴国，子雅和子尾是齐国公子。这一年齐国因崔氏之乱，众公子全都逃散丧失了，直到庆氏逃跑，才召回公子们，都一一还给他们失去的城市。并赏给晏子边远的一座城市邶殿六十座，晏子不接受。子尾说：“富贵是人们通常所梦求的，而你为什么偏偏不受理？”晏子回答说：“庆氏的采邑满足了欲望，所以灭亡了。我不想满足拥有城市的欲望，如果再加上那邶殿，就满足了欲望。一旦满足了欲望，我的灭亡就没几天了。所以我不接受邶殿不是我讨厌富有，相反是耽心失去富有。富贵好象帛的幅，是控制不让帛移动的。”
昭公四年，庆封谋划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觉后，子尾把庆封的儿子庆舍刺死，庆封跑到了吴国。子雅和子尾是齐国公子，这一年齐国因崔氏之乱，众公子全都逃散丧失了，直到庆封逃跑到吴国，他们才召回公子们，并一一还给他们失去的城市。
好人未必做得了好官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执政做官，不善用人，虽然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到头来，可能只落个人仰马翻而收效甚微。对此，我们又只能评价为：他可以做一个好人，但绝不是一个好官。人们尊重你，是因为你值得人同情，而不值得人钦佩，如此而已。假如身为一国之主，更应知人善任用其长。
雍正皇帝在用人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开明，以“贤才”为标准，绝不“唯亲”。
清立国之初，诸王公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帝给予他们的奖励也非常丰厚，下五旗的人员都划为王府的僚属。承平日久，诸王公骄横傲慢的习气却丝毫没有改变，往往对于下属非常残暴刻薄。
两广总督杨琳，是敦郡王的臣属。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得罪了敦郡王。敦郡王即派一名宦官至广州，在杨琳的总督府四处搜索，弄得这位总督无脸见人。
雍正十分痛恨这种为非作歹的行为。他即位之后，就下令宗藩不得与外吏发生联系，除每年按例明见外，外吏一般不得私自到诸王府邸拜谒；雍正又撤除了诸王所属的值宿护军。这样，诸王公再也不敢乱动，变得奉公守法了。
雍正虽然对诸王如此严厉，对大臣却十分友善。而且，他在任用大臣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雍正重用鄂文端就是一例。鄂文端担任内务府的郎官时，雍正还是作为皇子的身份住在藩邸。有一次，雍正有事召见鄂文端，却遭到了鄂文端的拒绝，并且说：“作为皇子应注意自己的德行，怎么能同外臣相来往呢？”雍正对他的这番话感触很深，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后来雍正即位后，马上就召见鄂文端。关心鄂文端的人很为他担心，怕雍正会给他小鞋穿。谁知雍正见面后却告诉他：“从前你以一个郎官的微职，而敢于拒绝皇子的请求，守法不可谓不严谨。若为大臣必忠于皇帝，给你个江苏政使吧！”十年之后，鄂文端又升为宰相，足见雍正对他的器重。
雍正知道，大臣们的薪水很微薄，不足以应付开支。所以设立了“养廉银”一项，并且每逢节日，都给臣下许多奖赏。当鄂文端召入之时，雍正特地命令海望司空为鄂文端在大市街北建造府第，所有的用具器物全给他准备好。
张文和曾生了小病，等到痊愈，雍正告诉左右说：“我的股肱不舒服，好几天才痊愈。”一听说皇上有小恙，大家赶忙来问安，雍正大笑指着张文和说：“这不就是我的股肱吗？”
中丞陈时夏祖籍云南，雍正考虑他的母亲年纪大，就让云贵有司派人将其母送到京城的住所。
岳钟琪镇守边关，手握重兵，位高震主。有人诽谤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况宋与金是宿敌，应该防他一着。雍正将此人的奏章用纸函装着交给岳钟琪，后来岳钟琪出征西域，雍正又派自己的儿子亲自送他到玉门关。所以当时将相无不为他卖命。
不要抛出一片心
明朝庞尚鹏曾说：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是古人谨慎待人避免以言取祸的经验之谈。
对于心怀叵测、不苟言谈的人，暂时不要表露真心实意；对于固执己见，一味争胜之人，应注意防止失言。交浅而言深，你倾吐的真诚却换来颠倒黑白的诽谤，这是自古以来都应引以为借鉴的。
不了解情况就发言是不明智，知道情况而隐瞒不说是不忠诚。应当沉默之时却要说话，所说的话就如污垢；应当发方时却沉默不语，这种沉默就如灰尘。不该说的偏要去议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应该说的却一声不吭，这是愚钝的表现。
结交朋友一定要选择好人，未经充分了解，不可推心置腹。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为人处世，说话最忌讳毫不保留，聪明最忌讳全部显露，好事最忌讳样样占尽。上述三件事如不留有余地，旁人便要侧目而视了。
议论别人只应称赞别人的优点长处，而对别人的短处应简略地一笔带过，切不可张扬别人的过失。这不仅可以修身养德，而且还要以少招怨恨，消弭灾祸。如果想规劝别人，也只能委婉地对他讲，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说：“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绿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争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心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早和慈禧太后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太后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太后怒冲冲地进了皇官，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可见小人之心险同刀子。
不可迂腐愚忠
在一般性的社会交往中，一个人若是绝对服从别人的指令，其实也是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人，生于天地间，最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应是个人本身。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及环境下，也不能失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这点起码的尊严及权利。现实中的人实在是有太多的约束及责任，地位的不同，辈份的不同，加上各种各样的礼教尊严，使人很容易处在从属于别人的地位。这时，要想维护自己完整的尊严及人格，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格和鉴别力，成为他人唯唯诺诺的牺牲品，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至少对接受或服从要有个鉴别，不能一概遵从他人和权势。当然，这里不包括组织纪律和制度。不论何时，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大写的人。
（1）扶苏之死
秦始皇死时，曾立下遗诏，要太子扶苏继位。
当时太子扶苏因为素来与秦始皇政见相左，早被派到北方边疆监军，跟大将军蒙恬在一起。蒙氏家族是将相世家，蒙恬及其弟蒙毅在朝中拥有很高地位。
而秦始皇死时，身边只有权宦赵高及丞相李斯，赵高一心想立自己便于控制的胡亥做皇帝。他便趁外人还不知道秦始皇已死及遗诏内容的时机，胁逼丞相李斯一起，改了遗诏，命扶苏自杀，要胡亥继位。
扶苏接到假的诏令后，觉得十分悲愤，但却不愿违抗命令，便要自杀。蒙恬觉得诏书有诈，劝扶苏弄清真相再死不迟。可扶苏一片愚忠，不顾一切地自杀了。将大好河山交给了昏主奸臣，以致秦朝不久便灭亡了。
一些人的悲剧，如扶苏、觉新，他们本是朝气蓬勃、有头脑的年青人，却约束于礼教、辈份、伦理强加于自己头上的种种指令，以致使自己的人生之船处在别人摆布之下，最终搁浅，酿成悲剧。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真是件可怕的事。人生如此，事业也如此。不管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及判断是非的能力，勇于做自己的主人。
捧场不要捧出迷魂汤
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战功显赫，为奉军获胜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是个新派人物，很看不惯军阀部队内一些陈规陋习，不时要进言改革军队，这就触怒了奉系的一些元老，张作霖和亲信杨宇霆也对他百般挑剔，另眼看待。这可把郭松龄气坏了，他于1924年11月23日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以倡导和平为名，宣布回师奉天，准备兵谏。
张作霖在奉天得到消息后，又急又气。要不要带兵前去阻拦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身穿便服，怀里插了两支手枪，脸色铁青，两眼通红，独自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副官和卫兵们站在门外，连个大气也不敢出。突然，房内传出张作霖的一声命令：“传包瞎子！”
这包瞎子是谁？原来是一个算命卖卦的先生。他其实不全瞎，左眼还能看，但算命要的是瞎子，所以他整天戴副大墨镜。据说，他当年给张作霖推过“八门”，灵验得很。所以，张作霖发迹后，每每遇到疑难，总要找来求个签问个卦。这样，包瞎子也身价百倍，成了“铁嘴神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