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饥饿难熬的年代，我的家庭命途多舛。196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紫荆初级中学的我，只能含泪辍学，回家苦度光阴。白天，我跟随父亲头顶烈日在田间挥汗锄禾，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带泪抱着磨棍推磨。
那时“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第一次下地干活，跟着父亲一步一步从头学起。父亲说：“锄禾是人为地调节土地的墒情，俗话说‘锄头底下三指墒’，能保住水分；天涝的时候‘锄头底下有阳光’，利于蒸发。”听了父亲的话，我第一次明白了同样的一把锄头，不同的时期竟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他还说：“锄禾最好的时间是早晨。”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跟在父亲的身后向河岸边走去。站在绿油油的禾苗中，微风习习，湿润的空气带着田野特有的清新扑入鼻息，耳畔鸟鸣虫吟。经一夜雨露的滋润，水灵灵地禾苗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轻轻一碰，它们便欢快地跳下来，太阳由红变白的时候，我跟在父亲后面锄了几个来回。于是，扛了锄头，在耕牛哞哞的叫声中跑回了家，由于饥肠辘辘，便一头钻进厨房，捧起一大碗玉米面糊糊，就两口煮熟调盐的灰灰野菜——那叫个香！
中午依旧是毒辣辣地太阳，依旧是擦不完的汗水，锄头挥动得轻快而沉着。父亲锄得更快，尽管母亲不时越过苗陇，偷偷支援我几把，我还是被父亲摔得大老远，需要父亲从另一端回来接我。可就是看到我晒得酱红的脸和湿透的布衫，会合后，父亲没话找话地问我：“热不热？”我强装说：“不热。”我用脖子上发馊的汗巾抹了把脸，说：“能喝一碗咱冒水泉的米凉水就不热了。”父亲苦笑了，母亲也卑微地笑了，我也尴尬地笑了。一直到现在，我还为那次的解暑以“望梅止渴”而自鸣得意呢。
到了下午，日头偏西，河风轻拂，比正午凉爽多了，锄禾的人们也越来越精神，我跟着父亲，前腿一弓，后腿一蹬，伸长锄头一挥，嚓的一声，锋利的锄刃就铲进土里，沿着苗陇匀力回拉，沃土波浪一般翻卷开来，不知不觉中，耕地的另一端就在眼前了。父亲教我要爱惜自己的农具，他说，农具是农人生存的本钱，就像士兵爱惜自己的钢枪，骑手爱惜自己的骏马。劳作了一天的我不管多累，也要用瓦片仔细地把锄头上的土刮掉，然后，拣一把青草再认真地擦拭干净。月亮升上来了，我肩头上的锄头在月光中熠熠发光，如一牙弯弯的月亮，我和父亲拖着疲劳就像扛着月亮回家。
一天的劳作，我的身体非常困乏，全身像散了架。回到家里，我一头栽倒在土炕上，两眼望着旋转的窑顶，苦苦发呆，心中充满了沉重。就连母亲端来的野菜窝窝头，我一口也咽不下。接着，卑微的母亲哭丧着脸，对我安慰地说：“九娃，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还小，没有出过这么大的力气，慢慢来，先歇着。”过了一会儿，母亲又不忍心地来了，她要我和父亲鸡叫起来一块去推磨，因为第二天早上等着烙野菜合面饼子。我在迷迷糊糊中无奈地打发了母亲，连衣服也没有脱掉就进入了梦乡。
大约在凌晨三四点，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父亲把我从梦中喊醒。然后我无奈地从土炕上爬起来，揉了揉不想睁开的眼睛，跟在父母亲后面朝磨窑走去。外面的风挺冷的，可以看见有“鬼火”在河畔滚动，那时候父亲就会悄悄地警告我不要出声，我当然是害怕的，害怕被鬼拉走。走进村头的磨窑，我和父亲抱起磨棍，我在前边拉，父亲在后边推，石磨在不停地转呀转着，卑微的母亲愁眉苦脸，用面椤在木柜子里“咣当咣当”地椤着面，昏暗的油灯将我和父亲的影子在磨道和墙壁上一圈一圈地摇曵着。那时候我太羡慕小妹妹了，因为她年龄小，是可以不推磨的。至今我都能想起我在土炕上醒不来的时候，父亲就会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给一巴掌，打得我忽地一下从炕上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
后来，我常常天真地想：那怕我不吃饭，只要不推磨，让我干什么都行。
花开花落，岁月更替。那个饥饿的非常年代至今使我不堪回首，因为那些痛苦难熬的岁月在我心中充满了沉重，尤其是我人生第一次顶着烈日锄禾和黑夜里推磨的心酸往事。
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有过两次年夜饭，使我至今在脑海里不能抹去。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食堂化的那年除夕之夜。食堂办在我家堂屋的五间厦房和一只大土窑洞里，二十套老式桌椅分别呈一字形摆开。那时实行吃饭不要钱，当除夕夜幕降临，老队长走进餐厅，粗着喉咙发表演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知识青年小将们！今天是大年除夕之夜，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咱们要吃一顿有意义的忆苦思甜年夜饭，先忆苦，后思甜。开饭！“接着，妇女队长打开了蒸笼，给每人两个黑窝窝头。贫农代表拿着黑窝窝头咬了一口说：”这是用酒糟子、麸皮、苦苦菜做成的窝窝头，这窝头虽然味道不好，但是它能使我们不会忘本。“随后，老队长举起右手呼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家紧跟着齐声呼喊。喊完后，就把黑窝窝头往嘴里塞。黑窝头粗糙、乏味，讲不清楚是什么味道，我真不想吃。然而，既然是忆苦，硬着头皮也要吃下去。吃完了抬起头，只见老队长用肯定的眼光望着我。
等大家吃完后，貧农代表清了清嗓门，说：“下面我们吃思甜饭，大家敞开吃饱！”老代表的话音刚落，在一旁的妇女队长和几位大妈马上端上了饭菜，我一看，也不过是白面馍、萝卜块烩白菜，一人一碗。晚上十点，年夜饭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守岁。老年人用小刀割成的粗糙麻纸条卷着旱烟，青年人则围着方桌打牌。不多时老队长起身准备到家里拿香烟，突然间，他的眼光直盯住近侧刚从西安交大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粱文昌的桌下，严厉地问：“你脚边是什么？拿上来。”于是，粱文昌弯腰拾起脚边的东西，是没有吃完的大半个黑窝窝头。他怯生生地望着老队长说：“薛队长，我实在吃不下这东西，所以偷偷扔在了脚下。”
这还了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与贫下中农保持一致，是立场问题。果然不出所料，老队长在严肃批评梁文昌一顿后，准备把这件事作“典型”上报生产大队。见此状，梁文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们知道，若上报生产大队，就是不惹出大事来，也会在梁文昌身上笼罩一层阴影。可怜的梁文昌只有15岁。我帮另外几个知青忙向老队长求情，总算他手下留情，没有上报生产大队，最终罚梁文昌参加了三里以外的黑沟修水库劳动，所得的工分全部扣除。梁文昌也就逃过了可能遭遇的一劫。
第二次年夜饭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记得那时物质匮乏，商品短缺，城乡实行计划供应，逢年过节凭购买证每人仅供应半斤猪肉。
春节前，我母亲和堂屋三娘在唠嗑中得知，她的四儿子要定婚，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过年时姑娘和家里人要来相亲，这自然要来好好招待一番，为此，三娘为肉的问题发愁。善良的母亲听说后就和父亲商量，把家里的猪肉供应指标让给三娘家，自己家有没有猪肉将就着照样过，三娘儿子的婚事要紧。于是，母亲就把购买证给三娘家送了过去。
三十晚上到了，该包年夜饺子了。母亲一边和着面，一边望着我们三个孩子，神色有些黯然。这个年夜的饺子馅里将没有肉，只能用鸡蛋来代替了。没有肉的饺子是什么滋味，我们都清楚，但懂事的我们并没有为此而沮丧，包饺子时特意找话题和母亲说笑着。手巧的姐姐把饺子包成各种动物花样来，有的像鱼，有的像小兔，有的像刺猥，惹得我们兴奋不已。
外面迎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烘托着过年的气氛。开始吃年夜饺子了，当母亲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上炕桌时，我们欢呼着，争先恐后地拿起筷子，夹着饺子。这顿年夜饺子我们吃得特别开心，没有肉，饺子馅的味道淡了许多，吃到嘴里没有肉香的感觉，但是我们的好心情把这些缺憾弥补过去了。我们争着拣姐姐包的那些动物花样饺子吃，互相间开着玩笑，说些“吃猪你会好吃懒做”之类的挖苦话。母亲破例给我们三个孩子的酱醋碟子里倒进一些醋水儿，作为对饺子馅没有肉的补偿。一家人其乐融融，很快就把一小盆饺子吃完了。
年后，三娘特意到我家来道谢。看着三娘因四儿子订了亲而满足的神情，我们一家人都为她高兴。享受过年气氛的方式有多种，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人，也是一种饶有趣味的享受。如今的大年夜依然吃饺子，馅更加多种多样，但是我仍然怀念困难年代的那个没有肉味的年夜饺子，那味道岁岁飘香，沁人肺腑，永远也不会消失。
我十三岁那年，过了腊八节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我娘苦丧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厨房里跺来跺去，时而揭开土炕芦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揭开那张老柜的盖子，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我娘叹息着，并不时瞥一眼屋角那用土拥着的十棵萝卜。最后，娘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我的乳名说：“九娃，去柴房里把背篓拿来……”
“娘，”我悲伤地问，“你要把它们……”
“今天是陈村街年集。”娘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娘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孩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家在自留地就种了有炕那么大一坨子萝卜，因侍弄好，加上老天帮忙，萝卜又大有甜，卖了一部分，只剩下这十棵……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用的……”我哽咽着说。
娘靠近我，摸着我的头，掀起她的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娘的怀里，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娘用粗糙的大手捂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萝卜丝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是我和娘把这炕大一坨子约一百来棵萝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肥硕的大萝卜，我们点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娘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来。
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见娘把那些埋在屋角的萝卜一棵一棵拔出来，最后，把剩下最小的一棵取出来也塞进了背篓里。我熟悉这棵小萝卜，因为它生长在靠近水渠边的拐角处，小时候不知被小牛犊还是孩子踩了一脚，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萝卜长得像馒头那么大时，它才有麻杆那么粗，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在浇水和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过娘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娘知道真相后，赶紧把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身材细长精彩，收获时娘拍打着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娘的脸上洋溢着欣喜的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那时，陈村镇距离我们家有五里远，娘让我帮她把萝卜背到集市去卖。我心中不快，嘟哝着说：“我还要去上学呢。”娘抬头看看太阳，说：“晚不了。”我还想唐塞，看到娘脸色不好，便闭了嘴，不情愿背起那装了三棵萝卜的背篓，沿着庙后那条小路经团庄土桥，向着集市踽踽而行。寒风凛冽，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背篓跌落在地时我竟然没感觉到。背篓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背篓底有几条竹蘼被摔断了，那棵最小的萝卜从背篓底里掉出来，滚到路边结着冰的水沟里，娘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败家子！”，然后她就颠着小脚，十分匆忙但又小心翼翼地下到水沟里，将那棵小萝卜捡了上来。我看到那棵小萝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筋皮还连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背篓旁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娘将那棵小萝卜放进背篓，原本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娘的脸色缓和了，没有再打我也没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那里去了？”
到了集市，娘让我去学校，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朝着我们的萝卜走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子摇摆着，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她走到我们的背篓跟前，用细而沙哑的声音问萝卜的价钱，娘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盖在萝卜上面的草帘子，翻动着我们的那些萝卜。她把那棵最小的萝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部分拽下来，然后又逐棵地翻着。她撇着嘴，说我们的萝卜绿头少白头多，缺少甜味。娘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呀，河下的萝卜你还嫌弹哩，你到别处去看看吧，看看那里还有比我们河下的萝卜长的肥硕，味道甜美的。”
我对这位老太太充满了厌恶，心里想：你拽断了我们的萝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弹嫌我家的萝卜。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真是人老珠黄，腊月鸡蛋——不懂（冻）！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我娘：“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是啊是啊，”娘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过头批评我：“小孩人家，懂得啥，说话没大没小！”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竹条兜兜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小萝卜上的小根须。我十分恼火，便冲她嚷：“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娃，说话怎么这么糙刺，像吃了火药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萝卜上的根须却并不停止。
“大婶，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萝卜，没有根须，早就蔫了。”娘劝说她。
她终于还是将那棵萝卜的根须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光滑的身子。
在寒风中，我们家的萝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萝卜包成叫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呀！老太太拿起萝卜站起来，让娘给他称称。娘用称钩子扎进萝卜屁股，将萝卜提起来。老太太的脸几乎贴到称杆上，仔细地打量着称星。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光身子的萝卜，眼前副浮现出它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
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不会算账。”
娘因为偏头疼，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九娃，你算。”
我找了一根石子，用我刚学过的乘法，在土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娘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将信将疑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娃说话真是糙刺。”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条肮脏的手绢，一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币，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我娘手里，我娘也一张张地点数着。
等我放了学回到家，一进屋就看到娘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竹背篓斜躺在她的身旁，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娘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娘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脸颊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坚强的母亲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我七岁那年的一个春日，看见小强家的上房屋角里飞来了两只鹌鹑鸟。没过多久，那两只鸟就在房角的木板缝隙里筑了巢，安了家。也没人注意，但我却发现它们就像一对小夫妻，恩恩爱爱，甜甜美美。白天，它们成双成对在河道里觅食，成双成对在田野上低飞，绝对看不到一只孤独的鹌鹑鸟在树枝间唱歌，或在天空中滑翔。
那时候，顽皮的我懵懵懂懂，不知道它们的“二人世界”有没有争吵，会不会整天相互不理会。它们总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出现在河道里、田野上、屋角里。有时候停在不同一棵树上，但另一棵树紧挨着，它们互相点头、振翅，鹅黄的小嘴“叽叽喳喳”，好像在说着缠绵的情话。它们把平淡的“二人世界”生活过得很安静、热乎。
每天早晨，当我背着书包去学校路过小强家门的时候，我看见东边天空透出的一点晨光穿过屋檐，落在它们的脸上，是谁最先从晨光中醒来？不管是谁，一定会调皮地用小爪掰开对方的眼睛，对方一定会抱怨一两句，然后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对方，又合着眼睛眯一会儿，就开始慵懒地走出来，一起来到阳光里，一起来到河道上，在晨露里洗脸，用嘴捋捋对方的羽毛，用嘴在对方的耳鬓厮摩。如果有人来到河岸边，它们相互挤一挤眼，好像在说“来人了！”，便一前一后飞上河岸边的柳树上“叽叽喳喳”唱歌，开始它们新的一天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出于好奇，常常注意观察这一对鹌鹑鸟的夫妻生活。下午放学后，我去河畔割青草，看见它们在柳林里散步，踩得树下的落叶“沙沙”响，它们不会理会那些捣乱的风儿，调皮的风儿把尘土吹起来，把落叶吹下来，但绝对吹不散在树林里散步的鹌鹑鸟。一只野兔从河岸边的洞穴里爬出来，蹿进了树林草丛，它们屏住呼吸，望了一眼惊慌失措的兔子，说时迟，那时快，轻盈地展翅逃离，飞落在树梢上，俯视那只失望的野兔。它们在河道、田野散步或觅食的时候，总是尽情欣赏那芬芳的野花、碧绿的野草。看见沟旁一簇开得灼艳的石榴花，“多美的花儿，照张相留个纪念吧。”“臭美啥呢！”说归说，两个挨着站在火红的石榴树杈上，叫阳光当了一回摄影师，阳光闪烁了一下眼睛。遇到一两株高梁穗上的虫子，它们一定会一起分享，“你尝尝。”“你吃吧。”四周是那么的宁静，只有天边的夕阳染红它们幸福的笑脸。后来，我发现它们轮流守在窝里，再也不成双成对地飞出飞回，原来它们在窝里孵了蛋。看来它们也和人一样，也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哩。
人们总是满足不了吃。尽管它们有很高的警惕，但有时候很难逃脱凄苦的灾难。有一天，小强突然发现了自家屋角里飞来了一对鹌鹑鸟，且频繁落窝。他把这事偷偷告诉了我。我神秘地对他说：“你才发现它，其实它们在一起时间长了，现在它们频繁落窝，那肯定是孵了蛋，也想生儿育女呢。”谁知小强很快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父亲。父亲说：“傻孩子，鹌鹑是最好看的一种鸟，逮住它，搁在鸟笼里挺好玩。鹌鹑蛋也是最好的佳肴哩！”从此后，小强围着父亲天天吵着闹着要逮鹌鹑鸟，要吃鹌鹑蛋。父亲实在不得意，答应了这件事。在一天傍晚，我亲眼见小强的父亲端来梯子，用竹竿赶走了鹌鹑鸟，爬上梯子，掏走了六颗鹌鹑蛋。当时，逃离的那两只鹌鹑鸟并没有飞远，而是落在院子角落里那棵桐树上凄厉地叫着，一只口里还流着鲜血，“扑楞”一声滚落在了树下，另一只惨叫得好久都没有缓过气来。它知道老伴已气死滚在树下了。他孤独地站在树杈上，低头望着昏过去滚落在树下的老伴，它流泪了。它在撕心裂肺地呼喊：“老伴呀老伴，剩下我孤苦的一个人，你叫我咋个活啊！”泪流干了，嗓子沙哑了，它站在树杈上不吃不喝，还在等待奇迹的出现。它一次次地幻想着老伴能突然起死回生，它没有飞离那棵树，一直到第二天，它还在等待。它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它的羽毛已经蒙上灰尘，它用最后一点力气抓住树枝。它在风中荡来荡去，忧郁而死。后来我发现风干的尸体依然挂在桐树上，再大的风也把它吹不落，它就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这一对恩恩爱爱的鹌鹑鸟死了，但在好长时间里，它们在我幼稚的心灵里却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口。它们是大自然里的一员，大自然赋予了它们生存的空间。由于它们的存在，才构成了这个和谐美妙的世界。我发现它们成天在寻找自然界的害虫，吃饱了就站在树上唱那婉转的歌曲。我不知道小强和他父亲是否想到了这些，他们一定是没有看到鹌鹑鸟的那双眼睛，那么干净、那么纯粹、多么无暇的一双眼睛。要是读懂了那一双眼睛，那肯定不会去干那伤天害理的蠢事。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甜蜜的梦：梦见那是一个艳阳高照、风和日丽的夏日，我很幸运地在麦田里和一对鹌鹑鸟对视。蔚蓝的天空像一张柔柔的毯子，遮在我的身体上。那些金黄正好可以像绸缎一样裹住我幼小的身体，那些蜜蜂和小蚂蚁正好可以像警卫一样站在我的身旁，我在夏日的麦田里美美睡了一觉。醒来就看见不远处的一对鹌鹑鸟，滴溜溜的眼睛盯着我，没有惊慌，没有诧异。我也盯着它们，谁也没有躲避。在这金光灿烂的阳光里，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它们把我当成了它们的朋友。它们知道一个在田野里睡觉的孩子一定很可爱，它们的眼睛那么干净，被金色的阳光照耀得格外水灵，它们是在我熟睡的时候飞到我身边，轻手轻脚地怕吵醒我这个孩子。它们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着我。它们的眼里充满了爱意，被甜蜜的柔情包围。我看见它们的眼睛就像看见母亲的眼睛。它们蹲在一丛麦梢上，一定怀着一种怜爱，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它们闪着一双温和的眼睛，眼里的光芒与阳光一起照耀着我。我突然有想与它们说话的冲动。我说：“鹌鹑鸟，你们好！”这时，鹌鹑鸟“吱吱喳喳”地叫着，点了点头。我笑了，鹌鹑鸟也笑了。它们一定是商量好了，等我这个孩子醒来再离开。它们听见我说话，知道我这个孩子醒了。它们最后望我一眼，没有飞，而是“吱吱喳喳”叫着飞进了麦田深处。这是多么甜蜜的梦啊！
此后，每当我路过小强家门前的时候，一种难以遏止的悲哀袭上我的心头。我想，小强和他的父亲是永远也看不到鹌鹑鸟那双干净的眼睛，但他们父子什么时候才能读懂死在他家那棵桐树下和挂在树枝上风干了的那一对可爱的鹌鹑鸟的尸体？我不得而知。但愿这种悲剧在来日方长的悠悠岁月里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