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离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阍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辑《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3月11日的《日记》记载：“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理学宗传》是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最后读的一部书。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白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净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他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勇于向对手学习
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2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二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学习益友优点，量才而用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
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怎样才算会学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在自己交结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长处世做人，有的学问知识丰富，有的热心助人。与人交往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学以致用。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不妒忌别人，以宽广的心胸接纳别人，接纳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促进，志同道合者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教导他：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二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曾国藩在京城十几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有讲求心得的，有研究礼仪的，有文字大成者，也有英气逼人的才子，类型之多难以一一赘述。可以说，名人雅士多如繁星。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个人修为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例如专攻古文经学的刘传莹，他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曾国藩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志相似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对方。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虽然原则上交友在四海天下，但实际上各方面差距太大的两个人还是很难成为知己好友的。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是不利于自己成长的。没有朋友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为人处事的失败，说明这个人不但不相信别人也没有自信。所以曾国藩认为，慎重交友是十分必要的。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苟于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容易交到好友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这等同于肯定与赞赏。世上没有人会排斥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所以，这是亲近别人的好办法。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但却仍旧官居下位。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像项羽那样不懂得与人分享，最终使得人心相背。
后采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缜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剐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他深思己过，改变态度。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有功有过，各得其所。
所以说，古人交友讲求一个“慎”字，在交友变得更为容易的今天，酒友、网友、玩家无奇不有，似乎情谊与信任变得很简单了，而事实上想得到益友还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得一知己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