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
真试慎独，人生乐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1860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也就是“诚”，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即使能做文章，能写诗词，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把学问与事功谱成了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然后进行无情地攻击。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曾国藩将“慎独”作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他去世前两年，对两个儿子也都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他在《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讲道：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养于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章”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慎，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贯彻这一点。围攻天京之战，曾国荃夜不能寐，就是想夺得攻破天京的头功，当时另有三人也可参战，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按兵不动。但是，洋人李泰国却驶着轮船想进入长江。曾国荃担心被别人抢功，又不敢据实相告，上奏说：“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写了一封信给弟弟：
“你是担心李泰国到了天京会搅乱局面，抢夺你的功劳，你为什么不告诉皇上实情呢？我们辛苦作战十几年，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忠义将士看到这种情况会心灰意冷，而且有伤民族气节，这些都可以如实告诉皇上。心中本来想说这件事情，上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耽误时间，这是道光末年的陋习。”
曾国藩曾在《君子慎独论》中说过：“君子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能公私分明，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好的毛病应该早日戒除。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别人看不到，因而不竭尽全力地更正。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去办一件善事惟恐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人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于只有自己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也是后世应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曾国藩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人要是能做到慎独，那么必能得到快乐；能做到真诚就会更快乐。反问自己是否够真诚，世上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可见诚对于一个人的作用是全面而巨大的，是不容小视的。
扑拙补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隋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占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