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6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命令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将驻朝日军的兵力集中在边境附近，为进攻做好准备。可是到了7月20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秘密奏请天皇批准对苏作战。裕仁天皇却对此忧虑颇深，天皇认为，此次对苏作战是极其危险的，无论从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上来看，日本都不是苏联的对手，一但苏联方面正式进行回击必定会陷入非常严重困境。于是天皇明确的反对了此次作战。由于没有天皇的批准，参谋本部也就没能对驻朝日军发出武力进攻的命令。但参谋本部并未向驻朝日军明确的传达天皇的决定，只是说“暂时延期”。
尽管此时在张鼓峰发动战争的计划被制止了，但参谋本部作战课和驻朝日军的参谋长长勇等人仍在心照不宣地进行合作，他们制造了所谓“苏军在张鼓峰附近的另一丘陵地带越境进攻迫使日军反击”的把戏，于7月30日向苏军开战。这一天的夜晚，日军从朝鲜调来第19师团为主力，在炮兵的掩护下，对张鼓峰、沙草峰苏军阵地发起进攻。苏军的顽强抗击此刻没有起到作用，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在早晨6时25分失去了张鼓峰、沙草峰两高地。
8月3日，苏军第40步兵师奉远东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在道路泥泞和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急行军经过三天到达了作战地区。8月5日，苏军2万余人在近百门大炮、200多辆坦克的支援下，向日军发起了反攻。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百余辆苏军坦克轰鸣着，排成数百米宽的钢铁洪流，以决战姿势向日军阵地碾压过来。日军的阵地被对方的坦克炮和机关枪打成一片火海，苏军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夺回了张鼓峰和沙草峰高地。
8月7日，日军从早晨开始发起了近20次殊死的冲击，企图夺回丢失的阵地，但均以失败告终，大和武士们的顽强的抵抗也无力回天，其中不乏有全身绑满了手榴弹和炸药包，与坦克同归于尽的士兵，但全都无济于事。苏军以绝对的优势把日本人的狂妄抛进了图们江，被击退的日军就这样仓皇的退到了图们江口西岸。8月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给东京发去了令人惊慌的消息：俄国人以优势兵力对张鼓峰高地转入反攻。日军被迫放弃已占领的阵地。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感到情况紧急的东京大本营接到电报后，立即给驻莫斯科的重光大使发出指示，让他速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
其实还就在几天前，东京刚刚给重光大使发出不与俄国人进行任何谈判的命令，要他抵制各种和平建议，但现在的形势却戏剧性的相反。在参谋本部的办公室里，有田外相、板垣陆相、米内海相和参谋总长闲院宫等人，整整等待了一夜，急切期待着重光大使从莫斯科发回有关和谈结果的报告。
外相手里拿着有关张鼓峰材料的文件夹，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他明白，这些文字材料起不了多大作用，外交上的根本论据就是实力，可实力不在他们一边。不过，他仍然把这个文件夹留在手边，万一将来要给重光大使下达什么新指示，这些材料还能用得上。在有田外相看来时间过得很慢，他展开文件夹，漫不经心地翻着文件，板垣陆相懒洋洋地眯缝着一双惺忪睡眼，默不作声的注视着有田外相。就在这时，陆军次官东条英机走进了办公室，他告诉众人：“重光大使与苏联大使的谈判已结束，详细内容将用密码电告。”办公室内的紧张气氛更浓了。此时译报员送来了会谈的详情，双方已达成互谅协议，同意维持在张鼓峰地区的旧边界。板垣陆相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说：“这是暂时休战，等着瞧。”
持续了仅仅数日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师团的日军就如同一缕轻烟般烟消云散了。尽管板垣陆相还曾经为防止苏联进一步进攻，奏请裕仁天皇往张鼓峰调派军队，却遭到了比他小近20岁的天皇的训斥。天皇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华中的战局，他不愿意与苏联扩大争端而陷于被动，毕竟欺软怕硬是日本人的本性。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1日与苏联签字，维持日军进攻前的边界状态。
日本大本营通过“张鼓峰事件”这次武力侦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日本可以平安无忧，继续实施对华作战。
日军在张鼓峰地区遭到的失败，使陆军将领们不得不作一番思考。但仅仅只是思考而已，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改变，也决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放弃向北推行的皇道计划。
莫斯科塔斯社在8月12日宣布了这样的消息：“苏联红军远东第一集团军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苏联红军决心捍卫苏维埃领土的完整……”日军战败后承认的损失是1400多人。苏军占领张鼓峰的理由在于《中俄瑗珲条约》俄文本的边界在张鼓峰的南面，日方所持中文本中的边界则在张鼓峰的北边，两本都是正本，这里面的差异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张鼓峰事件在当时只是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整军备，并实行征兵制，公开挑战《凡尔赛和约》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随后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并入第三帝国，捷克其余地区也在不久后被德国占领。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成功，给日本将领们的战争情绪加了温，陆相板垣致电希特勒，对他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表示祝贺。
“帝国军队对德国实施苏台德战役的成功表示由衷的喜悦和祝贺，并祈祷神保佑获得更大的成功。”陆相板垣在电文中这样写道。
很快，为了对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进行武力恫吓，1939年5月，日军发动了规模比“张鼓峰事件”更大的反苏军事挑衅，一次更为激烈的武力冲突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发生了。
不得不提，在这次开战之前，苏联国内不久前刚刚爆发过一场带来了严重后果的“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运动”，这是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是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不但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而且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由于军队内的大批军官、指战员在这次大清洗中被处决，少数幸存者也是人人自危，因此作战能力大幅下降，也造成了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指挥混乱，前线节节败退，大量国土沦陷的不利局面，
对于苏联的这场“肃反运动”，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评述：“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去。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通知。”
而苏联这个创伤，使开战前的东京认为“大清洗运动”后的苏军已不足为虑，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正处于一种病态“亢奋”中的日军，在蠢蠢欲动了。
于是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引燃了已经早已设置好的炸药。“满”蒙在哈拉哈河畔意外地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冲突，这使关东军将领们闻之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可以在“满”蒙边境破土而出。关东军司令部指示23师团立即扩大战事，出兵诺门坎。
1939年5月11日这天，数十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西南约15公里的地方，此地有大片新长的绿草，骑兵们像是在放牧军马，并无挑衅迹象，但此时恰好被满洲国警备队看到，于是被认为是侵越边境，便立即把他们赶到河西岸。次日，约60名蒙古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交火。
★不可避免的冲突
诺门坎地区位于蒙古东部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亦称哈拉哈河地区，是地图上难以见到的一个很小的地名。满蒙双方对诺门坎地区边界的主张是对立的，满洲国主张诺门坎一带的边境线为哈拉哈河，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哈拉哈河的这一河段为蒙古的领河。于是，从哈拉哈河至诺门坎这块方圆数十公里的地域，便成为双方争执之地。但外蒙古战略价值非常重要，这里连接着苏联东部和西部的大动脉，西伯利亚铁路的东段就位于离蒙境不远的北面。日本方面认为，如果占有外蒙古，就可以使苏联势力退出远东。
日本关东军早在军事行动之前，就对诺门坎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及当地地形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周密的侦察。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根据一直以来的详细侦察，制定了《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命令所属务兵团司令官要执行这份《纲要》，这个纲要典型的表示出了关东军对边界冲突的强硬态度，纲要中提到：在边界线明确地区，苏蒙军如越境，就“迅速歼灭之”；如果要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包括外蒙军），则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各地防卫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断划定边境线”，并要明确告诉前线部队；在此地区一旦与苏蒙军发生纠纷时，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不论边界如何，务期取得胜利，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的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此时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本方面要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并且非常明显的表现在纲要之中。这样一来，只要当地军队忠实地执行司令部命令，或者苏联方面不作出让步，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场大的冲突。
1939年5月13日，关东军第23师团长兼西北防卫司令的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正在海拉尔主持会议，获悉诺门坎发生冲突的消息后，按照传达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的要求，立即决定出动日军消灭蒙古军队。
小松原道太郎派出了本师团的搜索队（包括骑兵和重装甲车队）和一个步兵大队，在一个轻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日军在15日顺利的把蒙古军队赶过了哈拉哈河，完成任务后，小松原师团长对此次显示武力比较满意，并奉命返回了海拉尔。但日军撤回后，蒙古军队再次进入哈拉哈河东岸。苏军的飞机在发生纠纷的地区上空飞行，事件正有扩大的迹象，小松原决定出动更多的兵力去消灭哈拉哈河东岸的敌军，命令第64团团长山县大佐率领配备有大炮的2000人的部队前往诺门坎地区。5月28日凌晨，部队在哈拉哈河东岸发起进攻，但日军遭到对方炮火的猛烈反击，伤亡很大，被迫于31日晚趁夜幕撤离战场。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之战。
苏联在1939年的时候，东西两面同时有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威胁，特别是德国，对其的侵略脚步已经迫在眉睫，苏联处于高度的警惕状态，因而十分重视诺门坎事态的发展。5月29日，苏联派空军代理司令和最优秀的飞行员前往蒙古，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紧急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6月初又派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将军赴蒙古统一指挥诺门坎的战斗，朱可夫认为仅用第57军的兵力反击日军是不够的，便呈送了要求加强兵力的报告，报告中要求加强航空兵并希望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苏联的上级很快就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特别调来了更多的优秀飞行员和先进的作战飞机。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起初似乎对诺门坎事件并未予以重视，5月13日第一个接到报告的参谋竟不知诺门坎在何处，而且在关东军参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名，以至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地图上找到。但这里要提出，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传到关东军司令部，是在《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下达后才不到20天的时候。
关东军组建了第6军，委任荻洲立兵中将为司令。该军辖2个师团，并配属步兵13个大队、反坦克炮112门、坦克70多辆、汽车400辆和战斗机200架。这次行动不再是国境线上的一次小冲突，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使用战略部队的战役。为此，日本大本营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方主张与苏军战斗，要对苏军进行“惩罚”，另一方则认为应少惹是生非，不战为妙。“只是为了一个师团的小事，用得着如此面红耳赤地争吵不休吗？干脆交由关东军自行处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此时一锤定音。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关东军司令部里充满一片盲目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上一年张鼓峰之战失败，是朝鲜军的问题，朝鲜军的战斗打得不好，关东军则天下无敌，此次诺门坎用兵更被形容成“杀鸡用牛刀”。关东军司令官在得到日本大本营的同意后，便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起来。
有了导火线和一份纲要，得到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的批准后，关东军司令官便立即开始实施进攻苏联的“大津”计划，关东军也打算为张鼓峰战斗的失败而进行报复，决心至少要推进到贝加尔湖。
关东军司令部在5月末前后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对于越境的敌人，使用空、地两方面的机动力量，分期分批地给予严厉行击。”经关东军司令部的批准，第23师团6月初在甘珠尔庙和阿穆古郎附近集结兵力，相机发动进攻。
6月19日，苏蒙军出动飞机轰炸日军在甘珠尔庙、阿穆古朗和阿尔山等地的集结地。诺门坎事件正一步步扩大，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开始亲自指挥作战，于是就进入了日本人所说的诺门坎事件第二阶段。
就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的善后工作还没有处理完毕的时候，关东军又接到了小松原的电报，主要内容是：苏军在诺门坎不断增兵、18日把“满洲国”军队驱逐出去；苏军飞机轰炸温泉一代和甘珠尔庙，造成损失。而且师团长在防卫责任上，建议主动给以惩罚。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命今向诺门坎调集兵力。补充后的第23师团、第1坦克团和第7师团的一部组成的安冈支队，还有配属的第2飞行集团，成为了这次调集的主要兵力。这样大规的模调集兵力是边界争端中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不惜与苏军展开正面冲突，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