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后堂，他拿出八行书来又细读了一遍，隐隐猜出了其中分量，不像是一时头脑冲动的疯话，倒像是，一个颇有徒众的集团蓄谋已久计划周密的行动。
他召来中军，布置严密监视来客的行动，又派人请来了两巡抚西林、臬司硕色，将八行书出示，说明情况，商议对策。遇事先找证明人，岳钟琪不傀宦场老手。
西林和硕色当然理解岳钟琪的用意，便交口称赞他对朝廷的忠心，表示愿以身家性命相保。他们建议立即上奏皇上。但在此之前，应即严刑逼问张熙，审出主使人即写书人姓名。
当晚，他们进行了三堂会审。张熙被带来了。他似乎对此早有准备，神色从容。他时而破口大骂，时而闭口不谈。
硕色动用了皮鞭、夹棍、老虎凳等重刑，受刑人几度昏迷过去，但仍一字不吐！
“退堂！”西林断然下令。他已看出，这牛子是个拼死不招的硬汉，他的同伙派他来是看准了的。岳钟琪处境尴尬，自然不敢发此令，硕色身为臬司，看惯了这类干活，他不知道政治犯与刑事犯不同，要是逼出人命来可不得了，“将犯人收监再说！”
三人继续商量。
硕色说：“此事断不可拖延，先向皇上上奏再说！”
西林断然反对：“不可！上奏之后，皇上也必严旨追究主使人，万一逼不出来可不得了。我等三人立刻会被撤职查办！”
“撤职查办那还算轻的呢……”岳钟琪说，有半句话他说不出口。他知道文字狱兴以来，皇上肝火正盛，要是弄不清此案，势必要起疑心，这一来的话自己的身家性命难保平安了。
听了这句话，两个文官也紧张起来，几乎到了不寒而栗的地步，三人面面相觑。
“这样吧！”岳钟琪咬了咬牙道，“眼前只有一个法子，本督和他对天盟誓，骗出主谋人姓名，再联合上奏皇上。”其余二人异口同声：“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岳钟琪还是觑定了二人：“孟子曰，‘嫂溺，援之手’，这是从权之计，这点二位大人须得为我作个见证！”
二人连说：“这个自然。”硕色还补充了一句，“谁也不兴做出卖朋友的龟孙子。”于是，当晚岳钟琪亲临大狱探望张熙。
张熙知道他来，只把眼睛睁开一线又闭上了，一派置生死于度外的神情。
岳钟琪躬下身来：“张先生受委屈了！”
“哼！”张熙翻转身去，连理也没理。
岳钟琪并不计较，回身把从人支开了，慢声言道：“先生学贯古今，也知苦肉之计否？”
张熙一听有门，两只眼睛一齐睁开了。岳钟琪仍然慢条斯理：“所不同者，今日之计，不是出于黄盖而是设于周瑜，如此而已！”
张熙没听他说完，在地下一骨碌翻身而起，忍着刑，便爬在他脚边磕着头说：“制军如此深明大义，苍生之幸也！”岳钟琪忙蹲下来扶住他：“西林、硕色二人都是满人，不用刑不足以掩雍正耳目，今后调兵遣将，便有诸多掣肘。……”
张熙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制军大人，有您这句话，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哪里，像你这样忠肝义胆，威武不屈，真是文天祥重生也自愧不如呢！”
两盏米汤一灌，张熙便感激涕零起来，于是，二人便在狱中对天盟誓，结拜弟兄，钟琪年长为兄，张熙年轻为弟，彼此交换了兰帖。
一切手续都完成以后，张熙向岳钟琪交了底：八行书是他的老师曾静所写，还讲出了曾静在湖南的住址及全部计划，以及迄今为止参与其事的十几个同谋者的名单。
岳钟琪心满意足地回到房里，即命令中军进入大狱，强行从张熙手里搜出“兰帖”，连同自己的一份一起烧毁。然后会同西林、硕色二人一起写本，派专使送到北京城。
雍正接阅奏本后，怒火万丈，立即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流海兰前往湖南，会同湖南巡抚国栋一起将曾静捉拿到案。
那个被说成是“盖世英雄”、“海内人望”、“苍生之福”的曾静，说来可怜，不过是个民间冬烘老夫子，他对外间事物，天下形势一无所知，只读过几本史书，识得了些人的名号和现成的英雄行径的套路。于是他便纠集同志，认准了岳武穆的后代必然是反满柱石的死理，策划了这么一出闹剧。
在严刑逼供加上轮番引诱之下，曾静的表现比他的学生稀松多了。他不断地叩头认错，痛心疾首地自骂自身，竹筒倒豆子地扯同伙。而且寻根究底地招供了他的反满思想根源：是受了山东吕留良的影响。
其时，吕留良已经去世多年。雍正移旨山东，派兵抄了吕家，果然查出了不少反满文字。吕留良之子吕毅中被捕，其余家属，九族亲戚，门生故旧，连带为吕留良的书刻板、印刷、发行的书贾工匠，瓜蔓连绵，一时被捕者共有200多人。
经审讯，雍正降旨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毅中等十数人斩立决，其余男人发配充军，妇女投入官籍。
奇怪的是，这场灾难的祸首曾静和张熙却没被处死。
如何解释这种颠倒？雍正的说法是：吕留良攻击的是先帝，他作为圣祖的儿子理应为父报仇；而曾静咒骂的是他本人，他自己有权给以赦免。而张熙，因为曾与岳钟琪誓同生共死，斩之则岳钟琪失信于天，必不得善终。他作为人君，谅岳钟琪诚心为国，发奸擿伏，不忍害他蒙受天谴，所以格外施恩，饶张熙不死。这其实是一种曲解。事实是，曾静不仅以自己的行动暴露了当时的反清暗流，并且以自己的言论起了雍正所不能起的作用。事后，雍正把数年间曾静受审时卑躬屈膝、痛哭流涕的供词，审讯记录，以及围绕此案他所下的诏书，所作的批语，辑录成书，定名为《大义觉迷录》。
在这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曾静是如何以最脏最丑的颜色，涂抹自己和同党的面目，如何用最鲜最亮的颂词来换取苟延残喘。人们可以看到雍正如何指天发誓，“力述水朝得天之正”，如何借题发挥，针对曾静早期的攻击而一一刷洗自己“杀父”、“逼母”、“弑兄”、“屠弟”、“杀戮功臣”的罪状。
由于有此价值，所以，终雍正一朝，《大义觉迷录》曾多次数、多版本地发行和翻印，成为每个府学、县学的必修课本。每逢到初一十五，都要由地方长官和教官拿来宣讲一段。
从《大义觉迷录》中，人们可以看到曾静的猥琐形象，愚昧、怯懦、投机、谄媚……极端的无知，极端的狂妄，彻底的叛卖。
直到今日，在荒僻的乡村的会道门案件中，我们也许还能看到这一类的影子。
而在曾静的形象的背景上昂然而立的雍正的形象，却也不见得光彩。人们会看到一个愚而好自用、掩耳盗铃的君王。
这一切，弘历是看透了的，即位后将《大义觉迷录》烧书毁版，不许阅读。
【雍正是否改过遗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69岁的康熙帝在这一天夜晚突然病情恶化，撒手而去。一向被看好的十四阿哥胤祯未被选中，四阿哥胤禛却当上了皇帝。于是人们猜测，雍正是否改过康熙的遗诏呢？
十七阿哥胤礼当晚在大内皇宫值班，得悉皇父康熙去世，他立即奔往畅春园，行至西直门大街时，恰遇布军统领隆科多，隆科多告诉他四阿哥胤禛已经登上皇位。听到这个消息，胤礼大吃一惊，立即调转马头奔回自己的府邸，而未到宫门迎驾伺候，他实在难以接受多年以来的皇位之争竟然以这种方式结束。胤禟得知由四阿哥继位后，十分气愤，突然来到雍正面前质问，并表示不满。八阿哥胤祀也在深夜与三阿哥胤祉在庭院相会，秘密商量对策。稍后，十四阿哥从西宁回京奔丧，希望见到太后，问明立储之事。
几位皇兄皇弟的异常反应，表明康熙生前绝无立胤禛之意。并且康熙驾崩之夜传遗诏时，胤禛并不在场。他因代行祭天大典住在天坛。听说父皇病重，便急奔畅春园，于午前到达，三次晋见父皇。当时康熙还能说话，却只字不提传位胤禛之事。八个接受遗诏的皇子大臣，包括隆科多也没有透露消息或是作出暗示。这样重要的头等大事，康熙和皇子、大臣们竟集体向胤禛保密，于理不合。后来隆科多获罪，雍正称其不在康熙身边，没有派出保护的人，前后矛盾，显然存在伪造的痕迹。并且胤禛对皇宫采取警备措施，隆科多下令关闭京师城门达六天之久，诸王若非传令不得进入大内。于是，从雍正即位的第一天开始，他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便受到冲击和严峻挑战。
民间流传，康熙病重时，胤禛曾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怎的，康熙就死了，紧接着，胤禛便继位称帝，于是人们认为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
据说，康熙十分看重十四子胤祯，康熙五十七年，胤禛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代父亲征新疆和西藏。康熙亲手夸奖胤祯有带兵之能，要部下绝对服从胤祯。在康熙的遗诏中写的原文是：“传位皇十四子胤祯。”雍正杀父后，由隆科多将“十四子”改为“于四子”，将“胤祯”改为“胤禛”。雍正登基后，借口杀死隆科多，据说是为了杀人灭口，让篡位之事变成永远的秘密。此外，雍正选在皇十四子返京前“谋父”，也是怕节外生枝，影响自己当皇帝的大计。
细细想来，改诏篡位真有其事吗？这其中疑点甚多。清代提到太子、皇子，均是写为“皇太子”“皇某子”“皇某某子”，这是清朝的特殊制度，不同于明朝只说“太子”。如果写作“传位皇十四子”，将“十”改为“于”，那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样文理不通的话，怎么能是诏书？再者，当时的“于”写作“於”，怎么改也是不行的。这是就汉文遗诏讲的，如果康熙是用满文书写的遗诏，就更不可能篡改遗诏。
当然，如果雍正继位没有什么破绽，哪里来的那么多猜测呢？就当时的局势而论，似乎不难理解。因为争夺皇位是十分激烈的，不管谁当上皇帝，都会遇到来自众多政敌的种种破坏。胤禛的政敌在他的继位合法性上大做文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雍正为了得到皇位，是不是使出了非常的招术，恐怕将永远是个谜吧！只能说弑父篡位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若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佩服其勇气和智谋，这个皇位也应该是属于他的吧！
雍正帝是个争议人物，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勇于改革的皇帝，并且带动了一个革新的时代，他刚毅果决、勤政、肃贪养廉，为清朝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实是个承前启后奠定康乾盛世的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