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理论上说养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自由，但许多日本人也有其实用的目标，如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或取得工作成就。有的日本大公司在职业培训中加进了养性的内容，把培训班变成了“地狱营”，每天只给接受培训的员工很少的睡觉时间，并要求他们从事紧张的体力活动，以此磨练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养性观念到了现代有许多新的发展，主要强调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正确面对各种客观障碍和困难。日本人相信，只要努力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与此相反，美国人既强调努力也强调能力，甚至认为能力重于努力。
养性不仅有助于个人自强不息、克服逆境，而且有助于个人在一个以集体为取向的社会中生活。为集体利益效劳常常要牺牲自己。对于日本人来说，社会的统一并非虚弱的标志，而是自制力强的表现。自制力强有助于个人克服自己的反社会本能。每个人都培养自己的性格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社会的统一就容易实现了。
在日本的社会中，养性的表现随处可见。常常可以见到小学生在隆冬季节穿着学校统一制作的短裤。尽管日本的教室很少有烧暖气的，初中的学生也不能在冬季校服的外面再套毛衣、外套什么的。一月份头两周，要求初中学生每天上课前先围着校舍跑步半小时。大部分中学都在露天召开周会，全体学生都要参加。夏日炎炎，学生也不能请假，只要不晕倒就始终站着注意听。通过这些训练，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和面对困难的能力。
日本人还把养性与禅宗佛教结合起来。禅宗是一种独特的佛教形式，70年代在日本再度兴起。与印度教徒不同的是，佛教徒不相信存在多神，但佛教与印度教的相同之处是，都把静虑作为达到涅槃（解脱）的主要途径。佛陀强调四大真理：痛苦不可避免；痛苦源于自私自利的欲望；自私自利的欲望可以战胜；战胜自私自利的欲望，途径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是佛教的“十诫”。
禅宗佛教仍然极其重视参禅。禅宗的研习基本上都在一个专门的大厅里进行。弟子和僧人盘腿坐在冰凉的石板地上冥想数小时，屋里的温度为2摄氏度，僧人手拿竹棍，如有弟子走神，就以竹棍捅之、敲之。弟子每天面见僧人若干次，僧人给他们出些谜语让他们解答，以此启发他们的思路，帮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待事物。禅宗佛教主张，可以通过认识宇宙的统一性和永恒性从自我中解脱出来。同样，在日本的花园中可以透过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认识大自然的统一性。同时，花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捕捉大自然的精髓。花园描绘的是一个解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物质规模被缩小、精神规模被放大，好让人们对大自然究竟有多大有个概念。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有生有死的，但是他们以任凭时间流逝的方式让时间停滞。同样，尽管季节可以改变花园的面貌，但花园里的石头、树木和水却始终如一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集合水珠或能量
说到通过规矩和养性实现和谐，也就不能不说说集合个人的能量于集体之中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日本的花园中也有相应的体现，这就是集水珠为瀑布。重视集体是一个从一出生就灌输的观念。日本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一生下来就受到母亲的过分爱护和关注，始终同母亲在一起，在溺爱中成长，常常直到七、八岁还同父母一起睡觉。孩子出生后头两年，母亲将他们裹在一个专门的行囊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样一来，就养成了孩子对母亲的高度依赖。孩子长大后，这种依赖转向集体，特别是转向“前辈”，也就是老师。
一个人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头几年都会为其指定一个年长的“前辈”，教他或她如何工作，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前辈”同“后辈”的关系往往很随便。前辈向后辈提出建议，对后辈予以鼓励，在培养年轻雇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人对集体的重视显而易见，可以说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如教育、政治、企业管理等等。
对于学校的孩子来说，“班级”是个重要概念，例如每个初中学生都会把“我是××年级××班的”挂在嘴上（每个年级大约六个班）。四、五十个学生连续几年朝夕相处，形成一个集体。日本有句家喻户晓的格言，说是“锤敲出头钉”。这句格言可以让我们充分理解日本学生的行为方式。对于大多数日本学生来说，遵守这一格言不是什么问题，他们都懂得安全、认可和爱来自集体。事实上他们所表现出的集体归属感令许多西方的学生嫉妒。西方的学生常常感到孤独，与环境格格不入。
大部分日本学生希望与同学打成一片，但也有个别学生不合群，这样的学生处境可就惨了。他们会受到同学的折磨、责骂、愚弄、迫害，每年都有几个因此而死亡的案例。如果他们有朋友，那么他们的朋友就不敢再跟他们往来，害怕连自己也受到集体的排斥。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遭到集体的排斥都是最糟糕的命运。
日本的学生不仅认同自己的班级，而且认同自己的学校，到了大学尤其如此。上哪所大学常常决定学生的前途，因为名牌企业只招聘名牌大学的学生，至少优先挑选名牌大学的学生。日本人非常看重大学时代建立的关系，就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会念念不忘自己上过的大学。
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给员工以自豪感和归属感。个人的荣誉直接与老板的荣誉相联系。日本人不把企业看成是利用自己的员工获取利润的实体，而是当作给员工以安全和福利的东西。如果你问一个日本人做什么工作，他或她通常不是告诉你做什么工作，而是告诉你他或她在哪家公司工作。美国人则相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告诉你他们具体从事什么工作，至于他们在哪家公司干，连提都不提。日本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谈到自己的公司和别的公司，一般都是“我们”如何如何，“他们”如何如何。日本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中有30％，主要是大企业的员工，工作有保障，可以一直干到55岁，然后再到零配件供货厂家工作到70岁，工资有所减少。这种工作保障加强了员工对自己所属企业的认同感。即使有的企业在经济上没有提供这种保障的能力，老板对员工的责任感也比美国的老板强多了。有的老板在企业破产后会花费数月以至数年的时间帮助以前的员工找工作。就连日本人在美国开办的企业，碰上经济危机也不像美国的企业那样让员工在家呆着，甚至将他们解雇，而是对他们进行培训。
日本企业的特殊结构助长了对集体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工业基本上由六大财阀，也就是家族企业构成，每个财阀集合着300来个公司和供货商，统一管理许多与之有长期合同的承包商、一家制造工厂、一家金融公司和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活动。这样的组织形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被认为是非法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也被禁止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是财阀的一个非家族变种，也就是称为“系列企业”的企业集团。
日本的“系列企业”常常让美国和欧洲的经理人员叫苦不迭，因为这些“系列企业”对许多市场活动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它们可以劝阻日本的经销商销售外国公司的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经济中最有活力、最兴旺的企业往往不是“系列企业”的成员（塔斯克，1987年）。同样，尽管外国的公司主管们抱怨日本的通商产业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规章扶持像个人电脑、高清晰度电视等新兴产业，但是像本田、索尼等最赚钱的企业并不是靠政府扶持取得成功的，事实上政府还曾劝告本田公司的创业者本田先生转产。
自1990年以来，一些年轻的经理人员不再到大企业谋职，而是自己创办企业。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这样的创业活动也越来越多。然而日本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很有可能仍然比美国人强得多。
此外，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内部分工也突出集体。工作常常分配给若干集体共同做。不论叙述什么工作都不可能不提从事该项工作的集体。工作做得好，企业通常奖励整个集体而不是个人。甚至办公室内人员的布局也突出集体：经理坐在自己的下属前面，就像老师坐在学生的前面一样；下属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负责人；如果小组不大，小组的成员便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年长的人靠近经理。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日本人并不让经理在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里工作，即便工作需要也尽量避免。
日本的社会中，什么样的团体都有：妇女组织、青年组织、教师组织、家长组织、业余爱好组织，数不胜数。政党和政府机关常常分成对立的派别。像创价学会这样的新宗教组织都分成小团体活动。日本人旅游时，集体活动的倾向尤其明显，常常统一着装，统一行动。
作出决定的方式也反映出集体的重要性。例如在日本的企业里，有关生意的建议通常出自中下管理层。建议做成书面的，先横向传看，然后垂直传阅。所有看过的人都要盖上自己的印章。作出一项决定需要很多时间，主要是因为在起草建议前还要经过一系列非正式的讨论。这种广泛征求意见的工作方式虽然费时，但也有其优点，那就是决定一旦作出就会迅速得到实施，因为已经得到了部门中每一个人的支持。美国的经理人员则相反，他们作出决定快，可是由于只征求了少数关键人物的意见，到后来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落实作出的决定。美国的旅行者集团和日本的日兴证券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旅行者集团的桑迪·威尔先生在同他的日本同事就基本问题达成协议后叫通了纽约的电话，征求董事会的意见，30分钟之内就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而日兴公司的董事会则花费了12天的时间通报情况，讨论是否批准这样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决定。
个人就像水珠，只有在代表集体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个人之间意见不一致，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要求。合作、理性、理解他人是最受推崇的优点。日本人追求和谐，至于冲突则能避免就避免。
有一件事可以让我们看到个人对集体是多么负责，集体对个人的行为又负责到什么程度。一位在日本的学校里教书的美国老师受委托带八年级一个班的日本学生去京都旅行，还没出发他的一位日本同事就客气地通知他，学生从京都回来后要先回学校在礼堂里呆一个小时。美国老师问为什么，日本同事回答说，有一名日本学生早晨集合时迟到了十分钟，所以所有的学生都要受到惩罚。
如同花园里流动的水，日本人喜欢随潮涌动。据观察，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爱讲抽象的原则，也不喜欢道德议论，更不愿意按照普遍的标准评判是非。日本人倾向于根据具体情况、围绕复杂的人际关系想问题。因此，如果说西方人觉得日本人缺乏原则性的话，那么日本人则认为西方人太苛刻、太自以为是、太缺乏人性。
正如埃伦·弗罗斯特指出，许多日本人在谈到这一差别时都说他们自己“湿”，说西方人“干”。弗罗斯特评论说：
所谓“干”是说西方人更看重的是抽象的原则、逻辑和理性，而不是人的情感。西方人把所有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都当作正式的契约，一旦不再满足个人的需求就可以废除。他们的道德观念太抽象，太绝对，不怎么考虑人情因素……相反，所谓“湿”则是说日本人看重具体情况中的情感因素。日本人避开抽象的概念，依赖自己的直觉，依赖自己捕捉细微差别的能力，认为体会人的情感十分重要。他们能够觉察到最细微的不快或不满情绪，并且非常在意。他们的忠诚感能够保持多年甚至终生，因此他们被认为更可靠。（弗罗斯特，1987年，第85页）
日语里“浪花调”这个词可以说明这种湿的特征。在现代，这个词用于那些开朗、大度、善解人意的人。相反，如果谈判对手态度僵硬，一味列举令人不快的事情，对日本人关心的东西一无所知，日本人就说他缺乏“浪花调”。这种人被认为既不可靠，也无能。有些日本人觉得，大部分西方人采取的都是这种谈判风格，而这正是双方沟通困难的原因之一。难怪日本的政党不像美国那样阵线分明。日本其实只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运用“浪花调”谈判解决分歧，达成富有弹性的协议。
有人认为，日本人的相对主义态度根源于他们对大自然的认同，也有人说是受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中国人就讲究通权达变。西方只区分善与恶，中国则讲究“阴”、“阳”两种生命力量的互补。因此，日本人往往以折中的眼光看待事物，美国人看事物则黑白分明。然而也有人认为，日本人的相对主义态度来源于前面说到的抚养孩子的方法。依我看，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有一定道理。
情境决定行为的观念也反映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如果罪犯对所犯罪行确有悔过之意，就很有可能对其从轻发落。日本国会或中央政府通过的法律弹性很大，法官可以根据情况作出不同解释。相反，美国的国会在起草法律的时候则尽力对凡有可能发生的争执作出详尽解释，因此美国的法官只能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行事。此外，日本人的和谐倾向和对集体的忠诚导致看重冲突的解决，轻视个人的合法权利。例如日本曾经发生过一件因在一个叫来须的小村庄修建工厂而引起冲突的事，全国的媒体都作了报道，可是两年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在那里。这表明，日本的法律制度和文化都强调集体的一致，鼓励争执双方在诉诸法律之前找出妥协的办法。美国的情况则相反，涉人法律争执的个人都知道法官会依照条文详尽的法律办事。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是非感，他们只是比西方人更看重具体情况和人的感受罢了。日本人没有受过基督教的熏陶，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最关注的不是赎罪，而是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可能给集体带来什么恶果。许多专家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损害，驱动日本人设法修复损害的是愧疚感，而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则摆脱不了因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产生的负罪感。这种差别在日本人对待性和喝酒的态度中显得非常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