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入苏联的那些领土的居民，感觉远没有为数不多的“可靠人士”那么好。人们整天心惊胆战，第一次拘捕便让他们感到大难临头。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因为最坏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放。那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黎明时挨家挨户敲门，不给被捕的人们留下多少时间带上自己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但是会劝他们穿暖和一些。他们把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押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后用装牲口的闷罐车把他们拉往无人知晓的方向。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东方。很快这个数字便增加到数万、数十万。经过几周或数月的长途运输，最后把他们拉到了指定地点，放逐在极地附近的劳改营或地处亚洲的集体农庄。伽玛的父母和他十几岁的妹妹也在这些被流放的人之中。听说伽玛的父亲诅咒了他这个没人性的儿子，因为他还在为给自己同胞带来苦难的苏联统治者歌功颂德。后来，伽玛的父亲很快便死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流放地，那地方是如此一望无际，走出去上千英里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的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艰苦地活了下来。而同时，伽玛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告诉人们，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崭新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生活劳动会是多么幸福。谁能猜得到他那时内心是什么感受呢？假如他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得已而为之，那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此外，尽管伽玛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记录良好，但每次发表演讲时，他仍会胆战心惊。
俄国人根本不信任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当然更不信任波兰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9年间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波兰共产党活动家因为担心受到迫害而逃到苏联，在那里却以莫须有的罪行受到控告并被消灭。三位着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维托尔德·万杜尔斯基（WitoldWandurski，1891-1937），诗人、剧作家、导演，波兰共产党活动家、斯坦德斯坦尼斯瓦夫·雷沙尔德·斯坦德（StanisawRyszardStande，1897-1939），诗人，波兰共产党活动家。和雅欣斯基布鲁诺·雅欣斯基（BrunoJasieński，1901-1939），作家，波兰左派活动家。就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至今无人提及，他们的作品也从未再版过。雅欣斯基的小说《火烧巴黎》曾在法国《人道报》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Hikmet，1902-1963），土耳其着名诗人。或聂鲁达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过同样的国际声望，而雅欣斯基最后死于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劳改营中。
在新占领地区掀起的逮捕浪潮也没有放过那些“可靠的”个人小团体。波兰共产党人总被怀疑有民族主义倾向，光他们为自己民族的悲剧感到痛苦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对他们进行镇压的理由。有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开始清洗伽玛所属的圈子，被捕的人中就有着名诗人B假如法国的共产党当局逮捕阿拉贡路易·阿拉贡（LouisAragon，1897-1982），法国着名诗人、小说家及编辑，亦为法国共产党重要的成员之一。父亲曾任巴黎警察局局长和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或者美国共产党要将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HowardFast，1914-2003），美国左翼作家，着有小说《斯巴达克思》、《移民》、《自由之路》，回忆录《赤化》等。关进监狱，公众舆论产生的效果将与逮捕着名诗人B.相同。B.是一个被所有左派崇拜的革命诗人，几乎人人都尊敬他，甚至他的政敌也是如此——要阻止他的诗作出版也难。他在我们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他是从被德国人占领的华沙逃到苏维埃地区避难去的。
伽玛的同道先后被捕，他因此陷入了极度恐慌。他生平迄今从未经历过这样胆战心惊的日子。他料想，这只是个开头，到下一轮时，目前都还拥有自由的作家无一例外，都将遭到监禁。他开始狂躁起来，带着迷茫的眼神，跑到他的党员同事们中间建议，要马上采取刻不容缓的预防措施。他认为最有效的就是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捕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就有诗人B他争辩说，如有大批人签署这样一份声明，就足以证明自己没有偏离正统的路线。但他遇到了反抗。他的同事都不愿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自己的朋友是法西斯分子，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那些更加老练的共产党人纷纷对伽玛说，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心虚的表现。此外，也很难预见事态会如何发展，还是谨慎为妙。结果他的号召没能发表。
那时伽玛才刚开始实现平生抱负，当时他尚未掌握复杂的政治谋略，还不够狡猾，反应还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待学习。
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了，几天时间他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利沃夫。伽玛不能留在城里，因为他作为共产党作家、演说家已经太有名了。政府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被击溃的军队在一片大恐慌中匆忙撤退，伽玛挤进这些人群，与他们一起搭上东去的火车，将妻女留在了那个城市。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他的妻子厌恶新秩序，而每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几乎都会这样。她也不赞同丈夫的新事业。他们无可挽回地分手了。
伽玛到俄国后，有机会学习多年。当年被装牲口的闷罐车强迫拉到俄国的许多波兰人已分散到俄罗斯各地，那时在俄罗斯的波兰人大约有150万（包括被关押的波兰军队官兵在内）。他们被苏维埃政府视为敌对因素，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绝不能从中选择新波兰“干部”，克里姆林宫对新波兰作出了长远规划（甚至在自己遭到军事上的失败时，也从未放弃过这一想法），认为必须为将来定会产生的新波兰找到有前途的领导人。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信任”的小范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物色人选。在克里姆林宫的算计中，波兰是个最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通向欧洲的跳板。在俄国，伽玛遇到了曾一起受审的大学同学，正是他的这些同学，加上其他几个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意愿，成立了一个协会，并给这个协会起了个漂亮的名字——“波兰爱国者联盟”。该联盟就是至今仍在华沙办公的政府的开端。
爱国者联盟的成员还在战前就同意付出代价：准备以历史逻辑的名义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他们到俄罗斯后，便开始实践这个原则。他们不能显示出跟波兰不幸被流放人群的团结（当时被流放的人员有地主、工厂主和政府官员，但大多数都是穷人，包括农民、护林员、小警察、犹太小商贩等等），这些被流放者被视为人渣，一帮毫无用处的人，这些人的思想方法都带着过去的烙印。他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波兰的继承者，他们怀念过往的时代，将战前岁月视为失去了的天堂。如果不把这些人关在劳改营或流放到遥远的集体农庄又能把他们怎么办？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来同情，但绝不容许这种同情心影响政治决定。再说，伤寒、饥饿与坏血病正十分迅速地摧毁这些人的肌体，过不了几年，他们大概都不复存在，因而也不再是个问题了。
伽玛家中也有人属于被流放者之列，所以他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把战前的波兰看作失去了的天堂。他们的命运尽管并不比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苏联居民的命运更加悲惨，却更令人沮丧，因为他们不习惯忍受饥饿和严寒。当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莫斯科签订了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的协议，因而苏联政府宣布大赦波兰人之后，大批波兰人冲出北方的奴隶劳工营，潮水般地涌向南方，在俄国东南部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和在长途跋涉中耗尽气力而倒毙者的尸体。由这些半死不活的人组建起来的军队，从属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伽玛和苏联统治者一样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军队，与英美联军一样，仅仅是个临时同盟者。
波兰统帅部四处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数万波兰军官被苏联拘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伽玛知道，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成效，这是个非常敏感的禁忌话题。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拘押的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武装力量被拘押的成员。然而，历史的逻辑有时就需要这么做。波兰军官是旧波兰的“干部”，这个波兰需要在苏联的指导下进行彻底改造，而这批干部正是旧制度的保卫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是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与过去的联系阻碍了外部强加给波兰的革命进程。考虑到德国人消灭波兰知识分子的有效成果，那么，剩下的上万干部就非常可观，因此不难解释苏联为何使用剧烈的手段除掉他们。每当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听到波兰流亡政府派人寻找被俘军官的努力失败时，他们都会互相交换讥讽的眼神。
被拘押的军官中有一位是我和伽玛一起读大学、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的学校里的青年教授。这位教授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在伽玛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受审时曾对他们表示同情。他撰写过若干篇科学论文，其中有些涉及苏联国内情况的内容，对苏联并不十分有利。所以莫斯科的危险人物档案中就有他的姓名。苏联当局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他被关在一个劳改营。有一天，在某个火车站，苏军正把一群群俘虏从运输列车上赶下来，预备把他们押到附近的森林里执行枪决，用手枪从脑后射击。恰在此时，苏联当局命令将教授立刻转移到莫斯科监狱的电报送到了火车站。教授总算逃过了此劫。教授之所以没有分担那些人的命运，是因为所有的审查都要经过繁杂的——官僚主义的——手续。在大赦之后，教授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直接近距离观察到苏联生活的波兰人观点都发生了变化。经历过监禁或劳改营折磨的前波兰共产党人都加入了伦敦流亡政府的军队。他们中的一个就是在大赦之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诗人B当波兰军队从俄罗斯撤退到近东（后在意大利参战）时，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三十年来他仍未看到希望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不能再忍受侨居的生活，回到了被伽玛及其同类人所统治的波兰。他宽恕了他们。今天，每一个在校的孩子都在背诵他的诗：《斯大林颂》。
尽管内心也有犹豫或绝望的瞬间（无人会知晓此事），伽玛和他的爱国者联盟的同志们都挺了下来。他们要大干一番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胜利的天平倒向了俄罗斯。苏联开始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将与苏联红军一道踏入波兰国境，它将成为服从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波兰新政府的支柱。伽玛也是这支军队的几位缔造者之一。由于没有波兰军官，高级军官多由俄国人担任，不过谁也不会抱怨找不到士兵。只有少部分流放者成功地与伦敦的军队一起到达了伊朗。对于剩下的人来说唯一获救的机会就是逃出苏联边界，因此就得加入新的军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爱国者联盟执行对这支军队的政治监督。
到了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踏上了波兰大地。多年的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伽玛兴奋地见到一座座被炮火蹂躏过的小城和一片片农民的小块园地，这一切都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看够了俄罗斯集体农庄单调乏味的一马平川。吉普车载着伽玛从烧成废铁的德军坦克旁边掠过，奔向近在咫尺的权力，去实际体验迄今为止还只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语录探讨过的理论。这就是对于那些懂得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奖励，因为他们懂得历史的逻辑，而不会耽溺于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是他们要把波兰民族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这个民族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验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即将进入手术室前的兴奋感。
此时的伽玛是拥有少校军衔的政治委员，他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夫人，是个波兰女兵，由于穿着军服和笨重的俄式皮靴，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她非常年轻，在俄罗斯也经历了重重艰难困苦。当她还只有十来岁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清晨敲开了她的家门，她和弟弟、妹妹及母亲都被拘捕，他们被从欧洲的中心一下子遣送到亚洲深处，他们必须在那里适应亚洲大草原的生活。那里的夏天和热带地区一样炎热，冬天的严寒能把从眼中流出的泪水瞬间冻成冰柱。能得到一小块面包就让他们兴奋不已，难以承受的劳动使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更加羸弱无力。警察的监视和亚洲大陆无垠的平原夺去了他们逃跑的希望。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年轻女孩，不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她必须学会这样生活。她得到了参加拖拉机驾驶课程培训的机会，培训一段时间后，她成功地驾驶着巨大而笨重的俄国拖拉机行驶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对斯大林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多少好感。其实可以这样说，她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由被流放者组建的新波兰军队内，所有士兵都十分痛恨斯大林主义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到了波兰，她也想加入伽玛正在玩的那个大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