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跟二姨夫很快就结婚了，不过那时不叫结婚，叫成亲，但有结婚证。
我曾对此表示过怀疑：“那时就有结婚证？”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吃糠咽菜，政府腐败无能，头顶三座大山，怎会有结婚证这等闲撇子事？
我二姨坚定地说：“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30年代初就有领结婚证一说，也要到当地政府办理。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还举行过集体婚礼哩，主张婚事新办。”
我二姨夫说，那时虽是日本人统治时期，但是他们对原国民政府的各项制度基本尊重。对没有随政府撤离的原政府人员一般也是留用。当然，前提是自愿。
二姨夫说，有一阵枣庄被从山东划出来了，划到了汪系南京国民政府的“淮海省”，省会在徐州。他依稀记得他们的结婚证好像就是盖着淮海省的大印。
二姨成家后过得“跟棉裤腰似的”（这是土话形容词，棉裤腰是最暖和的地方。读者可顾名思义），两人恩恩爱爱，从没红过脸。只要不下井，二姨夫每晚的必修课是为我二姨洗脚。二姨夫说：我越洗越想洗，越洗脚越白，越洗脚越香。
他还让我二姨从小店里辞了职，让她在家当专职太太，但我二姨闲不住，答应回家是回家，但还得让她绣虎头娃娃鞋。我二姨说，这不是挣钱不挣钱的事，俺就是喜欢……我想，这就像我搞创作。一个人一生有种爱好是种幸福！
隔三差五，二姨夫跟二姨还按当地的风俗走娘家。按说，二姨夫完全可以雇个黄包车，甚至公司的小轿车也行，但是二姨不愿张扬，怕吴村镇的人骂，就坚持骑驴回家。二姨夫居然乐此不疲。因为他说，牵着小毛驴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的感觉，那实在是太妙啦。
这一阵子，李表叔也来我姥姥家瞧过热闹，他还托我二姨夫捣鼓了两次矿上不用的废钢铁，都是些井下淘汰的废钢轨，烂水泵，破鼓风机、抽水机等。他说他要往济宁贩运，赚个差价。其实，这些废钢铁最后都进到了山里的八路军军械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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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过得“乌滋狼烟”（又是枣庄原话），大姨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何况她又是个不服输的脾气。只要在家，她总要摔东西给姥姥看：
“俺娘来，你偏心眼，凭么俺妹走俺头里了。”
我姥姥就说：
“你这是怎么说的？你不是情况不一样吗？只要上级同意，你们成家就是。”
那时，好像部队有规定：必须是抗战前参加工作的，团级以上，年龄40岁以上。当时，好像我大姨夫毛炳昆只是个副团级。
后来又据说，罗政委为了照顾他们俩，当然也是为了开展工作，很快就把毛炳昆提成了正团。正当他们两人要成家的时候，鲁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即国共两党的摩擦已趋公开。局势变得异常复杂、恶劣。当然，这种局面在全国都是一样的，以至于不久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客观地说，国共两党由于意识形态上严重对立，他们是很难走到一起的。
1937年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上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在历数中国共产党摧残人民的“种种罪恶”之后，提出了一个解决共匪问题的一揽子计划：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无允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在任何国家，断无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居民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时，刚刚到达延安喘息未定，人困马乏，缺衣少枪的共产党审时度势，即于半年后1937年9月22日，作出了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
四、取消红军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同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1937年9月22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辑（一）286-287页）。
共产党的条件如此让步，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诚相待、同心抗日也就是了。但是，由于历史上的恩怨、相互间的芥蒂以及难以叙说的原因，情况并不亦然。
在国民党眼里，共产党压根就是些心口不一，只说不干的家伙。卢沟桥事变的第八天，黄浦系出身，身为驻防西安的中央第36师师长宋希濂就曾密电蒋介石称：“自剿匪军事停止以来，穷蹙陕北边隅之共匪得以苟延残喘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设立抗日军政大学，以训练干部诱致青年。”“其行为殊无悔悟诚意，若不计谋根本解决之计，抗日前途必多窒碍也”（《宋希濂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15日）据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0年后的内战中，宋大将军成了共产党的降将。
时任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这时也向蒋介石告状称：
“伪党日来利用国内抗战情绪，反动宣传日见扩大。职以深恐抗日不能避免对该党一切处置。本拟俟周（指周恩来）来后整个解决，故以姑事容忍，乃该伪党宣传活动益肆披猖，深恐其妨害整个国策，除饬属严密防范制止外，并曾召集西安党军学主官会商在匪军未经中央核定编容以前，不得从事任何活动之……”（《蒋鼎文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20日）
接下来，在一个具体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两党又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国民党试图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以“加强双方协调”。但此举遭共产党严词拒绝，认为这是对我党的不信任。故将派往第十八集团军的政治部副主任的李秉中坚决拒之门外，李秉中怒不可遏，大骂：纵观中共拒绝中央派员，扩张地盘，巧妙宣传以争取民众，“可断言（其）此次投诚毫无诚意，现正大规模作夺取政权之准备。”他甚至强烈要求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除以“暂缓发饷”以压中共务必接受中央派员外，还应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严禁为中共张目……而共产党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公开恢复了政委制度（原先是隐蔽性的，为军中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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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地区的两党关系自然也脱离不了整个局势的影响，渐渐地，两党两军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有一次，我大姨见到了峄县国民政府的县长张涉远，说：
“张县长，看在俺跟俺娘早年跟你一块放足的份上，到俺成亲时，你得批我50小麦，怎么着也得让大伙吃顿白馍馍不是……”我大姨还是像当年那样畅快。
不料，张涉远却阴阳怪气地说：“算了吧，你还是找你们的李县长要吧，他不也是一县之长吗？”这个县长就是指李仲文，即峄县人民抗日民主政府，多了个“民主”二字。史料记载，峄县、滕县、费县、邹县等县几乎是同时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
“俺共产党穷，你不知道吗？”
张涉远冷冷地说：“你们不是专门会偷别人的吗，再偷呗……”
这话可是话中有话了。这是指共产党刚成立的铁道队，专门偷他们县保安团的事……本人前边已经介绍过了，张涉远指挥下的国民党峄县保安团是专门活动在峄县周围的一支武装，在上次得到了吴玉臣带来的2000块大洋的资金后，通过伪军，他们专门购买了一批二十响，随后成立了“铁道机动队”。活动在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线上（因为队员几乎全是峄县子弟兵，地熟人熟），扒火车、炸桥梁、偷军火、盗煤炭，有一次还搞了三车厢的军马。搞得日本人十分头疼。所以要说最早的铁道游击队，应是张涉远指挥下的这支队伍。
大概是受了张涉远的影响，八路军山里指挥部随即也成立了一支铁道队。但刚成立时经验不足，搞了两次没得手，还伤了三个人。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跟在国民党县保安团的铁道队后边“喝二油”。凡保安团铁道队一有活动，他们便悄悄跟在后边，人家刚刚把货从火车上卸下来，他们便抢在对方以前，先行运走了。时间一长，对方发现了这一秘密，自然不答应。于是，刀枪相见，双方打了好几次，均有伤亡。
有一回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双方已架起了机枪准备血拼。正好鬼子的铁甲车开了过来，双方才罢手收兵。
后来，铁道机动队再有行动，就拉上整个保安团“护路”，八路军的铁道队方才罢手。但这些人不服气，就自己干上了，干了几次。历练出来了，就成了日后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知道铁道游队为什么大多活跃在枣庄至薛城支线，而不是枣庄至台儿庄支线吗？现在我来告诉你，那是国、共两支铁道队协商的结果，即各有各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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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文同张涉远彻底闹翻，还是在攻打吴村镇的问题上。双方相互指责，最后不欢而散。
一开始，双方协商是张涉远的县保安团及东北军的一个加强团主攻由鬼子把守的东门和南门，李仲文的八路军县大队外加铁道游击队一部攻由鬼子领班，而由伪军及民团防守的西门和北门。这是考虑到了八路军人数虽多，但火力较弱的特殊情况。实际是对他们的照顾。
但不料过后不几天，李仲文他们又变卦了，他们要求攻东门和南门，为达目的，还从抱犊崮山里带来了正规部队的一个加强营，并携有两门小钢炮。带队的就是我未来的大姨夫毛炳昆。他一来到就批评李仲文没眼光，尽管俩人是同级：
“你们地方同志就是没眼光，东门有鬼子仓库，油水大大的，放着肥肉不吃……”
李仲文当然不服气：“我又不傻？怎说不想吃肥肉，但得要有这牙口。”
我大姨就埋怨我大姨夫说话冲：“咋这么跟李书记说话哩？耍什么蛮劲……”
大姨夫在性格上和大姨是一样的，不然他当年也就不会杀了亲叔一家闹红军了：“地方上的同志就是目光短浅，怎么的，这回多亏了罗政委及时派了我们来。”
可是，当李仲文和我大姨夫找到张涉远商量时，张涉远同东北军的团长却不干了。尤其是那个东北军的团长，一口一个妈了个电子的：
怎么的，嫌我们东北军没炮呀，老子明天就调四门来。你们知道我们东北军兄弟的心情吗？我们的老家让小日本占了，我们恨不能地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这帮小鬼子，我们吃定了。
双方互不相让，吴村镇没打，自己倒顶起牛来。
趁着这个空，小鬼子趁机向吴村镇增兵，又派了两个班的鬼子进了镇子，这样，所有围子四门都由鬼子把守，这样一来，进攻的难度就更大了。
李仲文和我大姨夫一看形势不妙，经请示上级，决定撤出战斗。
八路军的“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战术，使得他们的部队知难而退，张涉远的县保安团及东北军却决心要打。见硬拼不行，决定偷袭，他们很快与吴四爷取得了联系，吴四爷自然心中有数，他立刻找来了镇上的那几个小痞子，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几个小痞子听了很高兴。便在发起进攻的那天夜里，在防守最薄弱的西围子墙上放下了几个筐，保安团的几个弟兄带着机枪上了墙（事成之后，他们每人领到了10块大洋和部分烟土）。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李仲文部先从西墙突进城后，很快解决了西、北、南三个门的战斗，最后只剩下孤本小队长亲自镇守的东门，五个鬼子龟缩在炮楼里至死不降。部队攻了两天一夜打不下来。最后，还是吴四爷出了个主意，火攻！并拿出了平时不舍得用的两桶美孚汽油和一大堆木材、十三个战士披着浇了水的棉被从不同的方向往上冲，最后只冲上去四个。这四个战士点了火。最后，除了那个台湾籍的日本兵跑出来投降了外，其余的鬼子全部被烧死，孤本小队长烧得只剩下了两条大腿骨。
此役张涉远及东北军伤亡300多人，与鬼子的死伤比例几乎是10：1，实为惨胜。
……
……
张涉远他们占了吴村镇。当地的局面亦为之改变。李仲文及八路军彻底地失去了这一地盘。他们被迫转移进了抱犊崮山区。局面当然也就更加困难。有时，也曾试图派小部队出山筹筹款子或搞点粮食，但是都被张涉远及东北军所毫不留情地挡回，奶奶的，你们早干什么了？
“顽固派”占了吴村镇，这娘家是回不去了。娘家回不去，还结得什么婚？成了家至少要有个房子住吧。就这样，大姨结婚的计划就成了泡影。不但婚没结成，呆在老山里还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不仅如此，鬼子和汪系的和平建国军（这时，国民党吴化文部已投靠汪系南京政府）还三天两头的扫荡，撵得个部队到处跑。当时的大众日报发表文章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那个时候，大姨的心情特别不好，动不动就朝大姨夫发火：
“傻屌，当初非跟人家国民党赌气，这下好了……”
大姨夫就拖着浓浓的江西腔反驳：“么子怨我吗？那叫机动灵活的战驴（略）战术，打不赢就跑……”
大姨不服：“跑，跑跑，跑到这穷山里舒服了，成亲？成个狗屁……”
大姨夫更英雄：“那好，等抗战胜利再成家，以后谁要再提成亲的事，谁是王不（八）蛋。”
“好，胜利就胜利，谁怕谁。”大姨大脚板一跺，气哼哼地走了。
说归说，人毕竟是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男女之情总还是有的，小猫还知道叫春呢。终于有一天，两人发生了“一夜情”……
真的，就那一夜，结果却给我闹出了个大表哥毛大发（文革时是学校里有名的造反派，并喊出了一句震惊全枣庄、全中国的革命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