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军事上同日军进行浴血奋战的同时，还在各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机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这个指示，抗日民主政权在其组成上采取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占1/3，非常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占1/3，中间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占1/3。陕甘宁边区率先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实行“三三制”，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了县、乡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1941年2月后，陕甘宁边区开展全区的“三三制”政权的普选。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7月至10月间，举行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97个县1500万人普遍动员进来，参选人数达81%。到1943年，晋察冀边区在各级政权结构上基本实现了“三三制”，成为各根据地的模范。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地也先后在政权结构上进行了“三三制”的改造。“三三制”调节了各阶层的关系，加强了团结，更大限度地调动起各阶层人士的参政热情，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织，一般在边区或省以下设有县、区、乡各级政府。但因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不同，其行政制度也有一定的差异。有的是三级行政制，有的是四级行政制，还有的是五级行政制。这种民主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及民主宪政运动。抗战初期，代表中间阶级的各党派，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很大的幻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在加紧防共反共活动的同时，也对民主势力进行限制和迫害，引起了中间势力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强烈不满。他们在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过程中逐渐团结起来。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参政员梁漱溟、李璜、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在重庆举行会议，拟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成为国共两党之间松散的政治团体。
1941年皖南事变后，统一建国会为应付当时的严重局势，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会上通过了纲领和简章等文件，推举黄炎培、张澜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中华职教社）、左舜生（青年党）、张君劢（国家社会党）、梁漱溟（乡村建设派）、章伯钧（第三党）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书记。1942年又有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加入，遂形成除少数无党派个人盟员之外，主要是由上述三党三派组成的政治团体。9月，该盟报纸《光明报》在香港出版。11月，同盟在重庆公开活动，国民党被迫默认。民盟发表的宣言和纲领，其主要内容有促进民主团结；贯彻抗日主张，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实践民主；确立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厉行法治；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等10条主张。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民盟内部成分的变化，1944年9月19日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曾多次宣布实行“宪政”，但均未兑现。抗战全面爆发后，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一届第四次参政会上，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率先提出“请政府实行宪政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给予支持。会议最终通过决议，请政府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的议案，许诺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纷纷召集宪政座谈会，组织宪政促进会，并发表了许多关于宪政的言论。宪政问题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大事。其实国民党对实行宪政并无诚意。果然，1940年9月，国民党宣布：因交通不便，召集国民大会有困难，国民大会之召集日期另行决定。至此，历时一年的宪政运动浪潮很快低落下去，它又一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
三、抗战时期的教育与思想文化
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保存中国教育的薄弱基础，迅速制定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等应急措施。依据上述办法，东部沿海地区学校在政府协助下纷纷内迁，其中专科以上的学校有52所1万余名师生。这些学校历经艰辛、数度搬迁到达川、滇、黔、陕、甘等地，经重新组合后在1939年底陆续复课。另外，政府还创办国立中学34所、师范23所、职校14所，以安置从战区迁来的师生，同时对学生还实行了广泛的贷金和公费制度。据1939年统计，全国大中等学校的学生中有70%以上是拿贷金的。整个抗战时期依靠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中学校的结业生达12.8万余人。
为适应战争的长期化和“抗战建国”的需要，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事业重新进行了全盘规划。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战时当作平时看”的办学指导原则及推行战时教育、三育并重、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发展自然科学、普及义务教育等新教育方针。其主要做法是：
一是加大了对大中学校的政治控制，全面推行训导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实施导师制应注意之各点》、《青年训练大纲》。次年9月又颁发了《训育纲要》。要求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实行训育制、导师制及军训，对学生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施以严格考察及训导，要求青年必须“信仰并服从领袖”，要以国民党党员守则中的“四维八德”为其行为准则。学校中普遍设置了训育处或训导处以及由国民党员充任的专职训育人员。
二是对战时教育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措施。如高等教育方面，增设师范院校，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科目调整、教材编纂、师资审定、新生招收、毕业考试和学业竞试。中等教育方面，实行分类划分办学，改订课程，统编教材，鼓励发展师范教育。初等教育方面，要求各地普遍建立保国民学校和乡镇中心学校，规定所有6~12岁的学龄儿童，除有条件接受六年制小学教育者外，必须接受1~2年的义务教育，所有15~45岁的失学民众必须接受一定的补习教育和义务教育等。
战时后方教育的发展，培养了抗战所需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对抗战的胜利起了促进作用。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战前缺乏应有的准备，加上组织不力、计划不周、资金匮乏等方面的原因，国统区的教育仍受到极大的冲击，迁移到后方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同时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控制，对正规化的片面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正常发展。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与国统区传统的正规教育不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是以抗战为中心的新教育。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改变教育的旧体制、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次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实行国防教育，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提出了发展抗战教育的一系列具体政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提出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理论。在这些方针指导下，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种类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
首先是高等教育。各根据地的高等教育主要是指为抗日战争培养各类高级人才的干部学校。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大学等高级专门学校。这些院校的学生主要是各地调送的党政军干部、来自国统区的和沦陷区的爱国青年，以短期培训为主。它们为民族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抗日军政大学抗战八年中培养了20余万军政干部。
其次是中等教育。主要有普通中学、师范、公学、职业学校等形式，以培养一般抗战人才及干部为主。学生主要来自沦陷区或国统区年龄较小的知识青年以及地方上基层干部，修业一般三年，大多实行供给制和军事化管理。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设立中等学校9所。至抗战胜利前夕，晋察冀边区有20余所，华中根据地有94所，其他解放区也有不少类似学校。
再次是初等教育。各根据地的小学全部改称抗日小学，教材以抗日为内容，增加军事训练、政治常识及社会活动时间。陕甘宁边区的小学由1937年的320所，增加到1945年的2297所。晋察冀边区48县在1940年有小学7697所，学生46.96万人。山东解放区在1944年有近万所小学，大大超过战前。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教育，主要有冬学和民校两种，以政治教育与扫盲为目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村村有冬学。山东解放区在1941年有各种民校设施28658个，学生21.6万余人。
在文化建设方面，各根据地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体现在：一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发展了起来。1937年4月，在延安成立新华通讯社，1940年和1941年中国青年通讯社和国际报道社也先后在延安成立。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出版的各类报刊有250余种。影响比较大的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等。另外还办了许多出版社和书店，发行解放区所需各类图书。二是以抗战为主题的文艺创作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代表作。三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显著。在毛泽东倡导下，艾思奇、陈伯达等人组织了哲学座谈会；范文澜、吕振羽等人组织了中国历史讨论会。主要著述有：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代表作。
抗战时期思想文化界的论争。1939年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展开了几次关于中国发展诸问题的争论。首先是哲学界现代新儒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斗争。现代新儒学以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新唯识论”、金岳霖的“论道”等影响最大。他们满怀忧患意识，既注意传统文化的阐扬，又明确提出吸收西方文化的主要性质（工业化），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但新儒学宣扬抽象道德论、天才论，模糊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反对中共进行革命斗争，不可避免地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如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人的批评。他们指出，超时空超经验的绝对观念、超阶级超社会的人生观和发展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次是文艺界的争论。主要包括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同“战国策派”的斗争以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8年12月梁实秋发表文章，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此后，沈从文又鼓吹远离“战争浪漫情绪”的创作。这实际上是一个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反映的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纯文学思想。对此，郭沫若、巴金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战国策派”以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为代表，因在1940年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他们基于对德国19世纪思想家尼采的“超人哲学”的信仰，反对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宣扬“唯实”、“尚力”、“国家至上”的思想，强调一切政论和文艺作品创作必须以此为原则。它代表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但它的非理性、反民主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因而被进步人士何其芳、洪钟等人批判。
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1938年在解放区首先提出并开始讨论的。从1940年开始波及国统区。向林冰提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指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西方形式在中国的“畸形”发展。葛一虹提出反对的观点，认为旧形式都是封建“没落文化”，全面肯定新文学。郭沫若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是中外形式的“综合统一”等观点。
上述争论的各方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抗战文化的深入发展，使之突破了前期的单一性与表面性，恢复了其应有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复杂性。
（第十二讲）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战后的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革
各种政治力量对战后中国时局的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中国的局势。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转变为以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为代表的阶级矛盾。
首先，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家因各自的利益，由战时的盟友变为战后全球战略的对手，在战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都想取得优势，扩大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形成了美、苏两国对峙的新政治格局。
二战结束后，美国推行独霸全球的战略，以此为出发点，认为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等于控制了亚洲，因此，将中国变为其所属国成为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但由于战后世界人民普遍厌战，强烈要求和平，再加上苏联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抵制，中共力量的强大等因素，使得美国以战争的形式解决中国问题已不可行。在此背景下，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方针是：一方面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给其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使其抗战后尽快恢复在全国的统治，以便建立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亲英美政府；一方面敦促蒋介石用政治谈判的手段解决中共问题，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边区政权，从而在中国实现由国民党统一领导的稳定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