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初级社一般为数10户，高级社一般为一二百户，而人民公社实际上许多都在4000户以上，一般的是一乡一社，有的是数乡一社；二是经营范围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农业合作社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人民公社则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基层组织。所谓“公”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社合一，国家把农村中原属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其他企业下放给公社管理，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二是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收归社有，消灭了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三是把小集体所有制变为大集体所有制，多数是公社所有制，少数是县所有制，还有个别的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四是人民公社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社队合而为一，实行统一核算。实行包吃、包穿、包住、包生、包养、包看戏等“十包”、“八包”和工分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这样的生产关系完全超越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上把农村劳动力按军队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行劳动军事化。不少地方强迫社员昼夜苦干，还否定农业生产因地制宜的原则，要求一刀切，命令各地按一个规格深翻土地，实行密植，大搞丰产田、卫星田。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以后，在全国城乡还出现了一股急于使多种经济成分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潮，对集体商业采取限制合并的政策，对个体商业采取淘汰的政策，造成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商业网点大量减少，服务质量普遍下降，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局面很快显露出来。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讨论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这次会议是长期以来从反右转为纠“左”的一个开端。郑州会议后半年时间内，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从理论上、政策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这些会议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明确指出人民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反对高指标、瞎指挥，并逐步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肯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1959年5月7日到6月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制度，并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经营一些家庭副业，重申房前屋后的树木归社员私有。在纠正错误中，毛泽东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取消商品、货币等价交换，要遵守价值规律，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观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开了这么多会议，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纠正错误所抱的郑重态度。经过大半年的工作，制止了实际工作中的混乱，纠“左”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只限于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正因为这样，到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提出要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时，遇到了阻力。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从而中断了纠“左”的进程。
庐山会议以后掀起的全国反右倾斗争使本来在经济工作中已经有所克服的“左”倾思想又发展起来。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要求全面继续跃进，全国掀起了新的“大跃进”运动。随后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又一次规定了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3000亿公斤的高指标。于是“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等歪风以更猛烈之势重新泛滥起来。许多地方把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还的自留地又收了回去，原来政策允许的社员家庭养的猪、鸡、鸭又归公，取消了家庭副业，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破坏。
当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发生严重错误时，从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量农田受灾。农业的灾害和歉收也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全部在华帮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逼还债款，对中国经济建设施加了政治和经济的压力。
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倒退，生产全面下降。农业生产从1959年起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都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轻工业生产、重工业和钢产量开始急剧大幅度下降。第二，农、轻、重比例失调。由于强调“以钢为纲”，片面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其他部门不能按比例协调发展。由于3年瞎指挥，冲垮了过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浪费严重，企业亏损大大增加。第三，基本建设规模扩大，积累率急剧升高，这样高的积累率就直接挤掉了人民的消费基金。第四，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58年至1961年财政赤字累计180.3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银行多发了几十亿元钞票，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2%。另一方面，由于高积累和城镇人口激增，粮食和日常消费品的供应又非常紧张，商品奇缺，造成物价猛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下降。1960年全国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多达50多种，肉、油、糖、奶等普通消费品实行限量供应后仍严重不足，到后来竟成为一般人观念中的奢侈品。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征购，许多地区出现饥荒，患浮肿病、结肠病、肝炎的人数增多。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数以千万计，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充分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十年总结》的报告，承认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盲目性。7、8月间，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内的经济问题，会上李富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又加上了“充实”二字，就形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主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农村工作问题。李富春作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正式批准了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公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家进入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是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中共中央集中力量研究如何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和瞎指挥）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还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开展整风整社、整顿干部作风。
在对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三年多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基础上制定的，对于纠正社、队规模过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广州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批示》，决定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至少30年不变。上述对农村生产关系及有关政策的调整，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从而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在集中力量调整农业的同时，也着手对工业、基建、财经等方面进行调整，其措施有：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建战线，对现有经营管理不善、问题严重的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等。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具体政策，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证。
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对农村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解决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其效果是显著的。但对工业等方面的调整进展迟缓。其原因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性和调整的紧迫性认识不足。为了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对经济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了自我批评，提出了好的见解。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不打棍子），大家畅所欲言，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1962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任务。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是很不彻底的，对1958年以来错误的性质、产生错误的思想和社会历史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又于2月21日到23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当时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对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有了进一步认识，会上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讲话在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中央同意并批准了陈云的讲话。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同意陈云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工作会议，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着重讨论批准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确定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和措施。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推进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第一，进一步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第二，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第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如轻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纤。重工业方面，则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第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办法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镇人口，使农村劳动力增加。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对农民实行退赔。这些措施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另外还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增拨钢材、木材、毛竹以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的需要。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报告提出1965年的任务是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要求同上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11%左右，国家预算收支都增长10%，实现收支平衡。做好准备以便从1966年开始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报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根本任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等18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林彪、陈云等16人为副总理；选举杨秀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