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不在场，而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时，认命了帕普京。这对谁有利，是哪些“发条”在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也许，人家对萧洛科夫说，这个问题已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而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则说，已征得萧洛科夫的同意。实际上究竟是谁站在这场机关“游戏”的幕后，我不好说。不过并不是安德罗波夫，这一点我很清楚。
很快便弄明白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犯了一个干部问题方面的大错误，帕普京到内务部，简直是突然陷入困境。不过分配给他的是次要的工作（他主管物资和技术装备的供应），帕普京的工作总算让人抱有一切顺利的希望。
1979年冬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帕普京突然自杀身亡。记得当时我正在家里，这时部里值班员打来电话，说帕普京在自己的住宅内开枪自杀了。部长、苏联检察院工作人都赶到那里，当即进行了初步侦查。
自杀是在他的工作室中实施的，不知何故他还穿着冬季用的外套，但没有戴帽子，子弹洞穿了头部。而最重要的则是，帕普京处于严重的酗酒状态。我认为，自杀的原因应当是阿富汗、他常常酗酒、日益加重的肝脏疾病；可能还有某些生活上的挫折……
帕普京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他享受到军人的一切荣耀，不过据我所知，在追悼会上讲话的只有萧洛科夫，连州党委都没有来一个人。
我想，大家所“根据”的只有悼词，那就是一个样本。那些为他送葬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嗜酒成性，从阿富汗归来时已经身体不好，随后又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几乎被怀疑患上了包特金症（一种肠道疾病）。不过当时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议论，说他的酒里被投放了某种毒药或非常强烈的麻醉剂，因为阿富汗领导人当时已经背着苏联与美国人日益亲近……
晚上勃列日涅夫将女婿叫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没有穿上西装上衣，身着衬衫坐在写字台后面，问道：
“帕普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丘尔巴诺夫细说了一番。
勃列日涅夫又问：
“帕普京酗酒？”
“机关工作人员们对这事都很了解。”
“怎么，连在喀布尔他也喝酒？”
勃列日涅夫与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通电话。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普京是什么原因去世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心肌梗死。”
据丘尔巴诺夫说，勃列日涅夫听到这个回答，严厉地批评了萨温金。丘尔巴诺夫认为，萨温金根本不敢讲真话：无论是谁将帕普京推荐去内务部，主管强力机关的行政机关部领导人都对这次任命负有责任。
勃列日涅夫问：
“行政机关部准备推荐谁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们打算为那里选配一位州委书记。”
勃列日涅夫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们那个内务部里的州委书记是不是太多了？”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知道，我们想挑选一个优秀的。”
“嗯，您瞧，”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现在那里的政治部主任是丘尔巴诺夫，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现在已经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主管干部的副部长了。”
“见鬼，”勃列日涅夫说，“全给忘了。那么他干得怎么样？”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他干得很好，人们都去找他。”
这时勃列日涅夫突然说道：
“你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如果行政机关部提议任命丘尔巴诺夫为第一副部长，我倒并不反对。”
丘尔巴诺夫回忆说，根据停顿判断，萨温金肯定发了慌。这位部长料想不到，丘尔巴诺夫此刻正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工作室里，听到了整个谈话。
萨温金似乎试图提出异议：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还那么年轻……他太早了……还不熟练……缺乏经验。”
“总之，您看着办吧，”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交谈，“我是不会反对的。”
数日之后，部长萧洛科夫向丘尔巴诺夫祝贺其晋升。丘尔巴诺夫在帕普京自杀一个月之后坐上了他留下的交椅。
对加琳娜而言，父亲的去世成了一场灾难。
“我的朋友们仿佛蟑螂般顷刻四散，”她埋怨说，“都害怕给我打电话。当我给其中某些人去电话时，他们就装成外人的声音回答说：老住户已经搬走了，他们的电话我们不知道。可我对嗓音的记性非常好……”
加琳娜适应不了离开父亲和丈夫的生活。她没有本事工作，而遗产很快便挥霍一空。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故事。最后数年她是在莫斯科州多莫杰多沃区第二精神病院度过的。《绝密》月刊评论员基思林斯卡娅记述，将加琳娜送进精神病院的是她与前夫米拉耶夫所生的女儿、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办理了对母亲的监护手续，卖掉了母亲在休谢夫大街上的住房（这些钱也未能给她带来幸福）。
1998年6月30日，加琳娜·勃列日涅娃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要命的药片
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但要说服他减少催眠和镇静药剂的用量却办不到。他对这些药物已经产生了依赖，这也是一种戕害身体的毒物瘾。
勃列日涅夫从担任总书记的最初数年开始，便显得十分繁忙，老是抱怨过度疲劳，常常语含责怪意味地对战友和助手们说：
“总是不得不亲自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他并不习惯于大量工作和巨大负担，而且也不喜欢劳神费力——与一些人，比如说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完全不同；对这些人而言，工作就是生活的首要内容。当勃列日涅夫清除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地位稳固之后，他更是全然不想干什么事情了。何必呢？目标都没有了，他只想获取人生的乐趣。
勃列日涅夫掌权之后不足两年，1966年7月28日，政治局便通过了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成员工作制度的内部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正值盛年，但作息制度却定得很宽松。工作日从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中间必须休息，用于吃午饭。休假为每年两个半月。
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醒说：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说说。有些同志违反我们自己所通过的决定。本来已有决议禁止中央委员会机关将上班时间拖延至下午六点。可是有些同志，包括中央书记，却对决议置之不理。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是不守秩序。请大家都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
赫鲁晓夫自己工作得很多，也强迫其他的人这样做。勃列日涅夫则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优哉游哉的作息制度。可是他还认为他干得太多了。
1970年7月，准备让著名律师捷列比洛夫担任司法部长，他被召至中央委员会并领去见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很亲切。捷列比洛夫照例对任命表示推辞，说还有更加训练有素的人可以担任部长之职，他可能不足以担任。
“你以为总书记的日子过得很轻松，工作也很轻松，是吗？”勃列日涅夫责备地说，“你们彼此之间大概会这样议论：瞧勃列日涅夫过的日子，他手握一切大权，吃呀喝呀——想要什么都有，乘车出游——随便去哪里都行……不，完全不是这样。你往办公桌后面一坐，深思熟虑好多个钟头，就会想到：采煤计划落空了呀，庄稼歉收了呀，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叫人头都发昏。你左考虑，右考虑，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找到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各种办法，不仅找到了，而且以最好的方式将其解决了……就在这个时刻……你醒悟了过来——原来，你老了，坐在办公桌后面打开了瞌睡，而生活中的一切，和过去一样依然如故。你会说，你还会更困难的！嗯，那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决定任命你为司法部长。最近几天之内我们会邀请你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你我谈话的内容暂时要保密。”
勃列日涅夫一直都相信，是他一个人在拉这辆大车，而战友们却游手好闲。他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去疗养，仿佛他不得不顶替他们干工作似的。
1968年11月25日，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汇报工作，并且请求允许他去基思洛沃茨克休假。同时他也想知道，勃列日涅夫准备什么时候去疗养。
“我要到共产主义实现了才能去疗养，”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以此表示一切都得靠他一个人撑持。
而苏霍德列夫则刻画了这样一幅场景。
成功访问美国数月之后，勃列日涅夫突然召见他。这位党首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心事重重地翻阅着美国人赠送给他的汽车所附的配件目录。
他亲切地对自己的翻译说：
“维佳，你还记得美国人送了我们一辆小汽车的事吗？现在我想了解一下那些配件。这不，目录给我拿来了，需要订购一些……”
苏霍德列夫感到为难：怎么知道数年之后会需要什么零件呢？那辆车的质量好极了。短时期内根本不需要修理。但勃列日涅夫可能有不同的考虑：现在他可以订购任何配件，可谁知道过几年后是什么情形呢？
苏霍德列夫只好坐下来翻看目录。这时候基里连科给勃列日涅夫来电话。总书记为了不取听筒，用高音通讯设备说话。
基里连科请求准许他去休假。
“为什么呢？”寂寞无聊的勃列日涅夫想问一问。
看样子，他只不过是希望聊一聊。基里连科开始语无伦次地解释，说他需要恢复健康。
“好吧，你去吧，”勃列日涅夫宽宏大量地予以允准。“对了，顺便说说，柯西金建议举行一次讨论酗酒问题的中央全会。我不太了解，不过觉得现在讨论此事不合时宜。”
基里连科立即表示同意：“咱们的人过去喝酒，现在喝酒，将来还会喝酒。”
勃列日涅夫同基里连科聊了一阵，摇摇头，不知怎么语气冷漠地说了一句：
“是呀，我的这些战友也真是的：有的人去休假，还有的人不知跑哪儿去了……可你呢，廖尼亚叔叔，一个人坐在这儿，你就穷折腾去吧……”
基里连科第一个失去了健康，他的脑力活动遭到破坏。在1981年3月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委托宣读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连人的名字都读不对。会场上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连党委书记们都一直不知道基里连科的情况如此糟糕。
可是勃列日涅夫却不肯动一动基里连科。也许，他甚至喜欢看见身边有一个身体状况比自己还坏得多的人。
同样是1981年夏天，西德社会民主党党首、前总理勃兰特时隔六年重访莫斯科。按照旧例，安排了他和勃列日涅夫会晤。勃兰特当时并没有表露出他对总书记健康状况之差感到吃惊，但在回忆录却写道：
“我见到的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十分可怜。无论在会谈期间或宴会席上，他照本宣读讲话稿都十分吃力，进餐时他只是用叉子不住地翻动一种小吃。”
举国上下目睹病病歪歪的勃列日涅夫，都私下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他这样早便失去了健康？他究竟患了什么病？
当年就任国家元首之时，他在政治局内显得最为健康。诚然，1952年他曾犯心肌梗塞，1957年也有过一次心脏病严重发作，但心脏病专家们对他的治疗十分成功，从此再也没有埋怨过心脏不好。
1968年8月，正当在莫斯科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紧张会谈之际，响起了第一次警钟。
勃列日涅夫正在讲话，突然之间犯了什么病。
“他语无伦次，口齿不清，”随后柯西金向急匆匆赶到的恰佐夫院士说明，“他托住头的手臂慢慢往下耷拉。”
人们将勃列日涅夫送进休息室，让他躺了下来。他发生思维障碍，也就是医生们所说的语言乖戾，说话犹如梦呓，挣扎着想要起来。
与恰佐夫一道赶来的富有经验的神经病医生特卡乔夫作出了后来证明十分准确的诊断：“要不是紧张谈判的这种环境，我得说这是一个疲惫的、神经系统虚弱的人对服用安眠药物的不正常反应。”
保健医生罗季奥诺夫证实：“每当出现麻烦问题时，他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睡不着觉，开始发脾气，服用安眠药后慢慢平静下来，终于入睡。也许，昨天夜里他所服用的安眠药的剂量比平日要大些。”
柯西金担心地对医生们说：“应当把他送进医院去，千万别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医生们作出诊断之后，安慰政府首脑：问题只不过是过度疲劳。勃列日涅夫睡了三个小时之后，便又若无其事地回到了谈判桌上。这一事故仿佛已被置诸脑后。勃列日涅夫感到，就自己的年岁而言他还十分健康，并且厌恶别人暗示他年事已高的话。
1971年12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别墅庆祝65岁寿辰。政治局委员们偕同夫人前来祝贺。乌克兰领导人给寿星敬献了一幅名为《金色的秋天》的油画、一只水晶玻璃角杯和整整一箱名酒。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给勃列日涅夫拍发了祝寿的电报，其中说：
“您的年岁正值金色的早秋，必将为我国人民带来累累硕果！”
勃列日涅夫颇为不满：
“谈得到什么秋天呀？”
他仍然认为自己很年轻。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看上去气色不错，诚然，也多少有些发胖。他开始为减轻体重而斗争。他从来不是贪吃之人，吃饭又快又少，如今更是完全按照规定食谱进食，并且经常量体重。有时候他仅仅吃点奶渣和蔬菜就感到饱足了。他最先出问题的是牙齿，准确点说是假牙。说话变得不太清楚，这让他十分痛苦，因为他一向以出色的演说家自诩，相信自己有能力为公众留下深刻印象。
法林与勃列日涅夫的特殊关系，早在这位驻联邦德国大使参与总书记的治疗事宜时便建立起来了，首先是治疗口腔疾病。他在联邦共和国物色了一些医生，他们运用新的技术和材料，尽力为勃列日涅夫效劳。
这位患者的问题颇为麻烦：他很快便发生了颌骨软硬组织变化，假牙也很不稳固。勃列日涅夫讲话的时候，必须用舌头顶住一颗假牙。因而他口齿不清，出现一些含糊混乱的发音，让听众发笑。现在的任务是制造一种能结结实实固定的假牙，那样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安安心心地讲话了。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观察，自1972年春天以来，“开始周期性地出现神经系统功能衰弱，并伴有失眠症状”。
当时勃列日涅夫已开始服用镇静和催眠制剂——安定、埃乌诺克京、阿继万……他白天也瞒着医生服用这些药片。然而这类作用力很强的制剂却引发了抑郁和萎靡。起初医生们很容易做到让他摆脱这种状况，恢复他的工作能力。逐渐地，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开始加速发展，外在的表现就是丧失自我批评能力，多愁善感。
记忆力减退了，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常常忘记刚才所说的话。他变得极不情愿干事情。别人要求他作出决定的时候，他就会大发雷霆。
“与列昂尼德·伊里奇一道工作了18年之久的一位秘书说过，”布鲁坚茨写道，“他不满意的时候，总是扔掉一沓沓呈送他过目的密码电报，结果这些电报被电风扇吹得满屋都是。”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回忆说，“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问波恩时，他的状况很不好，给人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漫不经心的印象，让人觉得，他很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