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重点研究航母威慑使用的问题。从拥有航母的国家战后航母运用的情况看，威慑性使用远大于战争使用。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上，一旦两个拥有航母的大国使用航母打起来，那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必然是世界大战起码是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因此，大国之间使用航母交战的战争极少可能发生，大国之间以航母相威慑的情况也将很少出现。航母“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价值”的作用越来越大于实战作用。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不可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多少有些可惜，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吗——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如何威慑使用航母比研究如何实战使用航母的意义更大。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先后六次以航母为主体对我实施军事威慑。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6艘航母组成的庞大航母战斗群，总计22艘舰船，协助大陈岛国民党守军“撤离”。1956年8月，人民解放军在舟山群岛以东击落1架美国侦察机，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3个航母编队、共37艘舰船和210架飞机组成的航母战斗群，在舟山以东外海进行“打捞”。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出动7个航母共74艘舰艇、550架飞机到台湾海峡附近，为台军“护航”。1959年7月，人民解放军空军与台湾空军在马祖、龙田上空发生空战，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2个航母编队共13艘舰艇和150架舰载机为台军“保障”。1962年6月，为防止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人民解放军向东南沿海地区集结，美国海军第7舰队出动4个航母编队共40余艘舰艇和300多架飞机，“防止”大陆对台湾动武。1996年初夏之际，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实施“联合－96”演习，美国太平洋舰队出动2个航母编队共17艘舰艇和160架舰载机、260枚舰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预防”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些实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其中有许多很值得借鉴。同时，航空母舰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中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最典型的是9·11事件爆发后美国的处置。当时，美国举国处于极度悲哀与愤怒之中，美国国防部当即发布命令，以“肯尼迪”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组成双航母战斗群开赴纽约地区以东海域；以“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急驰美国西部海域。从而，在美国东、西海岸构建起一道强有力的海上防护屏障。与此同时，以“企业”号航母迅速赶往海湾地区，与在该海域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组成双航母编队进驻中东地区。以“小鹰”号航母从日本横须贺急速赶往巴基斯坦附近海域，对南亚方向实施警戒。美国的上述一系列“航母大调动”，一方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形成震慑，一方面稳定了国内民众的紧张情绪。从而，从实际部署和心理两个方面，保证美国顺利渡过了9·11后最难受的时期。
还有，战略预置问题。国家利益的拓展、海外武装力量的使用，要求我们必须在全球尤其是利益攸关的重要地区进行必要的战略预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战略预置的重点应当是两洋的战略通道、中亚、中东、非洲、南美和两极。最近发生的索马里海盗事件，美欧海军去了，俄罗斯海军去了，印度海军开火了，日本海军也去了，中国海军第一次开赴印度洋反海盗的战场。如果我们及早进行战略预置，那么，下一次国际联合反海盗、国际海上反恐就将是中国海军走向全球的绝好机会。历史的机遇总是向着那些有准备的人。南极和北极，虽然一南一北，一海一地，但它们的共同特点，一是目前地球上还没有被瓜分的空间，二是拥有大量的资源，三是具有重要的科考意义。同时，北极还有两个特殊的作用，即一旦实现通航，它就是便捷的战略通道、有利的战略位置。有人说，“北极是俄罗斯核威慑力量的‘倍增器’”，是俄罗斯“随时可以从背后捅美国一刀的地方”，那么，它也应当是中国海上核力量的“倍增器”和有利的战略位置。虽然，中国属于泛北极地区，对于两极来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关注两极、发展两极事业，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是国家武装力量尤其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海权·不是“海上霸权”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野猪和狐狸的故事：有只野猪站在树下，把它的长牙齿放在树干上磨了又磨。狐狸走过来问它，既然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你，你这样磨尖牙齿干什么呢？野猪回答说：“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等到需要用牙齿的时候再磨就什么都来不及了。”中国拥有航母为的也是有备无患！
中国所需要的“海权”，如同中国人所练的“功夫”一样，目的是强身祛病、自卫防身——维护中国海洋主权和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不是去争什么“海上霸权”。说中国海权不是海上霸权，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国家现实情况和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没有打仗的文化传统
余秋雨讲：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所以没有消亡，主要有五大因素：一是中华文明的文字传道系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是中华文明具有在艰难情况下广泛回旋的辽阔空间；三是中华民族几乎没有发生过对其他民族的长距离远征；四是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陷入过哪怕是很少时间的整体无序；五是中华民族的思维从来没有长久地陷入过极端主义，中庸之道是我们的传统。这五大因素，说到底都是文化问题。
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同属于一个根，但它们在教义上相互不能接受、无法包容，长期处于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针尖对麦芒的状态，就连一般信众也认为，只有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死后才可以升上天堂，而信其他宗教的人都只能下地狱。中国则不同，儒、道、佛三大宗教很早就相互融合、和谐共处。在湖南衡山有道佛一室，在河南嵩山有三教合一。包容性、融合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所以经久不衰，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即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往往是先败于武而后胜于文。元朝如此，清朝亦是如此。这种规律性，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这实质上是文化的巨大作用。一个强大的民族如果没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即使能够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将被淹没在其他民族的文化海洋之中。中华民族不想征服世界，但要想永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文化力量。
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历史上的中国自实现统一以来，穷的时候没有去侵略别人，富的时候也没有去掠夺别人。且不说强汉盛唐时期，就是清王朝中期时，中国的GDP也占世界GDP总量的40%以上，是今天的欧盟、美国都无法比拟的，但中国从来没有去侵略和掠夺别人。说到底，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争”。虽然，有时难免遭受侵害和侮辱，但绝不会遭受灭顶之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所以还将保持“不争”的理念，也是近现代世界史让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不争”的价值。德国人争了，结果怎么样？连续两次世界大战，自己折腾了几十年，让人家给打趴下了几十年，历史上曾经十分辉煌的日耳曼民族在刚刚过去的百年里暗淡无光。日本人争了，结果又怎么样？人类唯一使用的两颗原子弹都“争”到自己头上了，虽然今天兜里的钱不少，但战后几十年的日本，始终像一只“跛脚鸭”，到现在还在为做一个“正常国家”而奔走疾呼。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即“天下大同”、“和为贵”，表现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上，就是和睦相处，合作解决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世界和平问题。如前所述，军队存在的价值首先是维护和平，中国不会因为拥有了航空母舰而抛弃传统、走上反和平之路。中国上下五千年走到今天所以历经磨难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仁爱、仁义、平和的思想贯穿始终，表现在战略上就是防御性的，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不会因为中国日益强大而发生任何改变。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会违背这一原则而另搞一套。
中国没有打仗的时间和动因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了110年的殖民统治。最早进入中国的是葡萄牙（侵占澳门），后来是西班牙（侵占台湾的淡水、基隆）、荷兰（占领了台湾），再后来是英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法国、日本等。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基本上都是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可以说，对于战争，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开始并没有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事实教育共产党人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先后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和中南地区，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东西两边挑起战端，苏联在中国的三北地区不消停，越南（南越）在南海和中越边境地区也总动枪动炮。算一算，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30多年中，战争和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一直伴随着新生的中国。战火锻炼了中国，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战火也让中国损失了不少发展的时间。
战略不能离开经济。这是因为，战略的基本着眼点是维护经济稳定、确保经济发展；战略也需要经济作支撑。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战略除了关注和解决为什么打、和谁打、在哪打、什么时间打、怎么打等一些重大问题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即有没有时间打。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中国没有打仗的时间！通俗地说，发展还来不及呢，哪有工夫去打仗！当然，迫不得已之际，该出手时也要出手。
总结人类战争历史不难看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一定意义上讲，“战争＝经济基础＋军事实力＋政治企图”。具体分析一个国家是否可能进行战争的情况不难发现，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外部因素：
——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需要；
——争夺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需要；
——确保战略通道安全的需要；
——争夺霸权的需要；
——削弱对手的需要；
——转嫁危机的需要；
——政党斗争的需要；
——维护联盟利益的需要；
——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
——文明的冲突或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情况看，中国没有面临主权威胁，在权益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解决；中国没有争霸的欲望；中国没有使用武力争夺生产资料、产品市场的必要，如果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这个世界上买不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产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市场，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中国的战略通道虽然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但目前的中美关系并没有使中国面临必须使用武力的威胁；中国没有必要以武力削弱竞争对手；中国没有严重的内部危机需要向他国转嫁；中国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没有政党政治的掣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没有使用武力维护盟国利益的义务；中国已经以自己和平崛起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没有必要发动战争再给自己整个“霸道”的样子；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兼容性，不会因为文明或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与他国发生战争。
虽然，中国还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突发事件，受到其他一些国家危机、武装冲突或战争的影响，还无法回避一些边境地区的民族矛盾问题。但是，决心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中国，绝不会轻易地选择战争。
中国崛起不需要战争手段
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制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但总体上讲对于中国的进步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极快，发展成效显著，同时对现有国际规则也基本上采取了接受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
有韩国学者介绍的统计数字显示：对于全球化问题，87%的中国人认为它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为92%、韩国为86%、美国为60%）；对于国际机构重要性的看法，78%的中国人认为国际事务应当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政策加以解决（日本为65%、美国为60%、韩国为48%）；对于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87%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当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⑦这三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制、国际格局总的感觉是良好的。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伴随着去打一场改变现状的战争。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既然房子装修的不错，家具、装饰包括花瓶、古董一应俱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合意的，那么，为什么要重新购置、重新摆放甚至打碎了重来呢？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一种十分盛行的说法，即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新老大国之间的战争纠葛。美国的保罗·肯尼迪等就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世界是稳定的；而当一个新的强国出现的时候，战略角逐将一触即发，甚至可能引发冲突，或许还会导致战争。因此，国际权力转移势必导致战争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难题。这种权力转移时期的危险在19世纪末的德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能说他们的观点没有道理，因为一战、二战都是帝国主义争霸所导致的战争。但也不能说他们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因为，还有能够证明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事例。比如，美国也是与德国、日本脚前脚后发展起来的大国，英美之间的国际权力移交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两国还是牢固的盟友；在战后历次重大国际事件、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中，几乎都有美英“联合作战”的身影。又如，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国，并非就一定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20世纪40年代末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90年代初增长到占60%以上。然而，日本并没有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发起过任何挑战。
总之，中国崛起不需要战争，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有大国崛起根本不需要战争的事例。
中国的军力发展具有新的基点
在没有大战威胁，没有“大灰狼敲门式”的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加强军事力量建设，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身就包括国家军事力量建设新的基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