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婚姻视为每个人都必须担负的公民责任的社会，独身者必然受到鄙视，已婚者的爱情必然与经济方面的考虑和来自家庭的压力共存（有时候是激烈竞争的关系）；与此同时，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女人是全职家庭主妇、男人作经济支柱的婚姻模式中，家庭是疲惫的丈夫休息的港湾，是由女人掌管的庇护所，她们向家庭提供“无私之爱，做好为了爱情牺牲一切的准备”。而在夫妻双方都工作赚钱的模式中，他们会盼望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在文学作品中，婚姻往往被视为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不是持续一生的故事。例如著名的小说人物简爱，在那令人伤心的故事结尾，她胜利地宣布：“各位读者，我和他结婚了。”
房中的天使
文学作品和流行文化喜欢把家庭与婚姻联系起来，“家，甜蜜的家”象征的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出一种亚文化。擅长处理家庭生活问题的前辈们现身说法，讲述他们所认为的好主妇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通常是把家务技巧和道德标准结合在一起，认为能够成功把自己变成“房中的天使”的女性值得社会的表扬和丈夫的赞许与保护。
诗人、有妇之夫考文垂·帕特摩尔在他的超长诗作《房中的天使》（1854）里把自己对全能家庭主妇的爱慕和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感情的刻画使这首诗十分流行，读者众多，整整几代人都会把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主妇冠以这首诗的名字。诗中描写的丈夫菲利克斯·沃恩这个形象表达出作者的观点：爱情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大自然把“每一件东西都分成‘他’和‘她’两部分/而且，在生活的算术中/最小的单位是一对”，沃恩称他的爱人荷诺利亚“噢，陌生又甜蜜的我的另一半”。
与此同时，菲利克斯明确表示，他在恋爱之前经过了谨慎的挑选——“一位可爱善良的女孩！她应该/至今只有三千磅/以后会更多”——他还跟从习俗，请求荷诺利亚的父亲同意女儿嫁给他。女孩的父亲允许他追她，但是如果荷诺利亚爱上了别的追求者，他也会同意他们结婚。无论如何，作为一位拥有三位未嫁女儿的父亲，菲利克斯的收入、财产和前途还是令他满意的。
19世纪末，人类寿命的增加使他们更加重视爱情。1711年的英国，男人去世的平均年龄是32岁，1831年是44岁，到19世纪末提高到了接近60岁。婚姻的持续时间也随之增长：18世纪平均是15年，19世纪末翻了两倍多。
北美的婚姻状况亦是如此，平均寿命显著增长，而殖民时期由于囊虫病、天花和痢疾等传染病的肆虐，平均寿命只有20～30年左右。19世纪晚期，公众健康的改善使得白人男性的平均寿命提高到57岁。（与此同时，许多是黑奴的非裔美国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23年，仅是白人男性的40%。）
感谢医疗水平、饮食、住房、公共健康和个人卫生条件的改善，20世纪是历史上人均寿命提高最快的时期，男性从原来的46岁提高到74岁左右，女性平均寿命从48岁提高到80岁。
如果配偶双方寿命长出很多，那么婚姻就会延续更久。如果缺少爱情，多出来的那几十年会让人觉得难以忍受。
婚姻与性
所谓“婚姻的感情化”和“作为妻子的满足”有许多潜在的含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似乎应该把幸福寄托在丈夫身上，丈夫则应该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成为她的代理人——例如男人有投票权而女人没有。如果遇到不负责任或者能力有限的丈夫，女人的道德优越感就占了上风，普遍的建议是，这时候她们还是装傻充愣比较好。（所谓的依据是，有主见的女人“可能会有人羡慕，但是永远不会招人喜欢”，这句话是一位尽责的父亲提醒他十几岁的女儿的，她非常爱读文学名著。）
但是这种尊重和内在化也让“天使”变成了无性的生物：毕竟，谁会对这样一个从不犯错、自我满足和毫无激情的个体产生欲念？所以就出现了只要求女性保持贞洁却不要求男性的双重标准，大批男性带着性经验和对妻子是处女的期望走向婚床，通常情况下，女人只能浑身颤抖，要么带着恐惧等待最终的侵犯，要么期盼着这方面的人生经验尽快得到圆满。
人们对性的看法是矛盾的，恐惧与喜爱并存。性意味着男人的愉悦和女人的苦痛。在一个娼妓猖獗的时代，性病的肆虐甚至让受害者的子女也受到牵连，病人的身体常会发出恶臭，而女人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便是忍受。如果妻子拒绝性交，丈夫有权采取法律手段迫其就范，而妻子却无法以强奸的罪名控告丈夫的侵犯。
这种双重标准还允许男人放纵情欲，大搞婚外情、嫖妓或者包养情妇（假如能够负担得起的话）。女人则不得不保持忠贞，因为她们有责任维护家族血统的纯洁。结果导致所谓的“好妻子”就应该在毫无享受可言的性关系中忍气吞声，满足丈夫的需要。而且医学观点和流行文学都认为这是恰当的性关系，说什么女性的器官比男性更冷，至少不如男性那么容易受到激发等等。（结果所谓的“好丈夫”就不敢采用他取悦情妇甚至妓女时的前戏和性技巧来对待妻子，以免吓着她。）假如，惊讶或震惊中的“好妻子”表现出意料之外的热情，积极回应的话，她会认为自己的品行堕落，而很多丈夫也是这样想的。最初被美国列为禁书的玛丽·斯特普斯的《婚姻之爱》指出，这是因为丈夫被妻子的兴奋吓着了，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种自相矛盾的性文化导致有的丈夫几乎无法与妻子做爱。斯特普斯的一位熟人就是这样，他“在度过放荡的前半生之后，遇到了一个自己尊敬和爱慕的女人，他娶了她，但是为了保持她的‘纯洁’——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从未与她发生关系”。
在美国南部，这个问题还有植根于奴隶制的种族色彩，因为白人男性会和有色人种的女性而不是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来追求色情满足。直到奴隶制结束，他们还会遵从“传统”——与黑人女性（通常是奴隶）发生关系来结束自己的童贞。“先生，当你看到（白人）晚上企图溜进黑人女子的房子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一位黑白混血儿在奴隶解放后这样表示。因此，白人男性会寻找和强迫自己与黑人女性发生关系，既破坏了对方的家庭，也毁了自己。生于密西西比州的20世纪作家威利·莫里斯直到12岁才意识到白种女人是一种性别存在。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人们认为白人女性应该在失去贞操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处女。”
在奴隶时代，有的白人妻子以各种方式对抗这种传统，包括惩罚或者卖掉丈夫喜欢的女奴。不过大多数人选择假装忽略家中出现的黑白混血儿的父亲的身份，包括那些男主人养在家里可供随时泄欲的原是奴隶身份的小妾。白人妻子接受了双重标准——无论是性别还是种族意义上的——这种标准在其文化中安营扎寨，又被赋予她们的所谓“特权”（如法律保护她们的妻子地位并否认其丈夫的私生子女的合法性）淡化。这些法律规定奴隶的子女继承其母亲的法律地位，从而解决了许多棘手的混血儿问题——到1860年，12.5%的非裔美国人是黑白混血——尽管它们与英国的习惯法相违背。
因此我们容易看出，性方面的双重标准和女性受到的压迫使得北美各地到处都是对性灰心失望的妻子。不过，很多妻子也会“厚着脸皮”像丈夫一样享受夫妻性爱。如罗伯特和艾丽扎·赫尔这一对，男的是个50岁左右的鳏夫，带着三个孩子，女的38岁，显然很享受两人的性关系。她曾经戏谑地表示。这样做“打扰了他的休息”。一位邦联军士兵的妻子艾伦·沙克尔福德·吉福特对丈夫打趣道：“上次看到你被下了药或者‘被诱拐’（这是他们的性暗语），我非常高兴。你不觉得这很不错吗，亲爱的？”另一位邦联军人的妻子，简·古德温，给丈夫寄了一封信，内容充满各种挑逗，堪比情色文学：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我们初夜的结合，那种只有我们两人见证和享受的爱和愉悦？……詹姆斯，我亲爱的丈夫，你是否还记得那天半夜，我们在沙发上先后体验到那种灵魂和身体的极乐境界……健壮的身躯拥抱着纤弱的身体，在娇小但坚实的胸膛上流连……你的某些部分富有冒险精神……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里……你要摸清我那高贵而慷慨的炮台的位置，那里常常赐予你宽慰和愉悦。你的见解是如此的独特，就像一个贵格会教徒：简，掀起你的亚麻裙，张大你的双腿，以上帝之名，接受雅各的播种。詹姆斯……请个假吧……我认为足够的假期是生活的必需……你会发现，进攻我的炮台只有一个困难——你的子弹也许不够用……你也无需害怕……每隔12小时援军自会来到……你的多次进攻都令我们双方感到满意，而且不会造成任何伤亡……期盼你的回信。
简·古德温显然不是唯一陶醉于性爱并且利用这一点维系自己和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关系的人。可是也有无数女人害怕怀孕，有的是因为朋友死于生产——美国内战之前的南方地区，死于产难的妇女数量是北方妇女的两倍，以至于妇女们将性爱和生产甚至可能的死亡联系到一起，性活动的短暂愉悦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已经生过五个孩子的丽兹·奈斯布莱特绝望地给丈夫写信：“这种对生产的永不止息的恐惧一直压抑着我想要见到你和拥抱你的冲动，我的渴望被套上了缰绳。”
也有些不太追求享受的妇女，她们对性保持沉默，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子中不乏此类，她们可能接受了流行的观点：女性的激情是反常的，而对性不感兴趣则可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尚。婚姻的目的是繁殖，繁殖必然离不开性活动，然而出于对性的道德意味的畏惧，她们耻于追求纯粹的愉悦，也不把它视为增进情感的途径。
所以，有的妇女会借生病之机或者装病逃避性活动。家境贫困的哈莉艾特·毕彻·斯托被养育孩子的重担压得苦不堪言。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她长期待在布拉托波罗疗养院，在那里和她的姐姐凯瑟琳住在恰如其名的“天堂疗养区”，可以做“水疗”，在新鲜空气中锻炼，花上几个小时和其他女人聊天。欲求不满的丈夫加尔文·斯托在一次探望之后对她表示：“和你睡在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房间的另一张床上，而你又像干枯的老太太一样冷淡，似乎不是我的妻子……拥有这样的婚姻，享受不到应得的权益，在我看来是最丢人的事情。”自从一年前哈莉艾特最后一次流产，他就没有和她睡过，加尔文认为“这足以杀死一个男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男人”。哈莉艾特不为他的恳求所动，在布拉托波罗待了18个月。“多年以来我从未享受过如此快乐的生活，”她回忆道。回家九个月后，她生了一个儿子。
有的女人会完全避免和男人发生关系，她们保持独身，通常住在父母或者亲戚家。还有的心满意足地和其他女人住在一起，关起门来互相表达爱慕之情，“女同性恋”这个词还没发明之前就有了这种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女孩之间的浪漫友谊是允许的，她们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表达对彼此的感觉，互相亲吻和爱抚。不知这是不是女性对其终身大事——未来婚姻生活的预演和彩排？（亨利·沃德沃斯·朗费罗在《卡瓦纳》里回答过这一诘问。）
自亨利·詹姆斯在《波士顿人》中指出这样的关系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成人中也十分普遍之后，人们便将这种关系称为“波士顿式婚姻”，即女性之间忠诚坚定的恋爱关系，她们大部分是未婚的专业人士。浪漫的友谊和波士顿式婚姻的差别在于是否同居，同居本身就带有可能的同性恋情意味。北美洲还有拥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未婚女性和寡妇住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是美国内战之后，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未婚女子和寡妇，这些非亲非故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
波士顿式婚姻也在这样的保护伞下繁荣发展起来，没有了男性的控制和干预，女人们可以在平静安定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个人目标。有的只希望彼此相守共度余生，有的则想要实现职业目标或艺术野心。“在黑暗的19世纪，”莉莉安·费德曼写道，“她们奇迹般地创造了一种全新但昙花一现的‘女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去到任何地方’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