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趁着吴五夫差率其主力在中原参加诸侯会盟的机会再度发兵进攻吴国，这一次夫差急忙率军回援却仍然难以抵挡住越军的攻势，夫差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退守姑苏山，在这里他遭遇了二十年前越王勾践在会稽山上所面临的同样的困境。而既然二十年前越王勾践在此困境之中能够屈辱求和并最终打败吴国，那么在相同的困境中只要采取与越王勾践相同的屈辱求和、以图东山再起的策略是否也一定会成功呢？夫差便学着当初勾践的做法几次派遣使者向勾践请和。勾践在一开始也有过答应夫差求和的想法，但是他在听了他的谋臣范蠡的陈述后便打消了这种想法，范蠡的话是这样的：“当初越王被围困在会稽山上，是上天将越国赐给吴国，然而吴国却并不接受越国。现在上天又将吴国赐给越国，越国又怎么能够逆天而行呢？况且大王你每日早起晚归，难以为是不是图谋吴国吗？已经谋划了二十二年了，现在一旦放弃了，可以吗？况且既然上天赐予你吴国而如果你不灭亡吴国，必然会反过来受到上天的惩罚。”勾践并不想重蹈夫差的覆辙，他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并彻底灭亡和吞并了吴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吴王夫差改变灭亡越国的初衷而允许越国举国投降因此而招致越国最终报复和灭亡吴国的厄运，与越王勾践趁机灭亡吴国不给吴王夫差以死灰复燃之机会的做法，并不是说战争就一定要以灭国作为目标，也并不是说战略目标已经确定了就一定不能更改，而是说当事者不应当拘泥于某种兵法谋略的作战原则而应当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势作出合乎于实情的判断的决策。
南越王赵陀的反复无常
秦朝末年，平定南越地区的秦将赵陀趁着中原地区起义军反抗秦王朝之机拥兵自重、割据南越。赵陀杀死仍然忠于秦朝的一部分官吏和将领，聚兵兼并周边地区并于公元前203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当中原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刘邦终于击败各路诸侯建立起汉王朝之后，他便将目光转向了南越国，鉴于中原地区多年战乱、亟需休养生息，刘邦放弃了战争手段而派遣使臣陆贾到达南越劝说赵陀接受册封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这一次，刘邦采用外交谋略成功地解除了南越国对汉朝的敌对姿态。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依靠外交谋略劝说赵陀臣服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在刘邦死后不久，赵陀就以当政的吕后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马匹等重要物资而重新拉其反抗汉朝的大旗，这一次赵陀干脆自称为南越武帝，吕后决定采取坚决打压的态度派遣汉军攻打南越国，可是，汉朝的军队由于难以适应南方湿润的气候条件而染上疾病，不久吕后死去。继位的汉文帝停止军事进攻而重新用外交谋略来解决南越问题，汉文帝首先派人修整赵陀先祖的墓地并派人为其祭祀，接着，汉文帝命令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在陆贾的劝说下，赵陀去掉帝号再度表示臣服于汉朝。
汉朝再一次通过外交谋略解除了南越国的敌对态度，然而，正如上一次所发生的事实那样，这样的外交谋略只能是权宜之计，南越国自此始终保持着对于汉朝的警惕和防范姿态，并且在实际上是以帝王自居而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汉朝的统辖地。当汉武帝刘彻继位之后，南越国屡次侵扰汉朝边境，忍无可忍的汉武帝派遣军队终于在公元前111年用军事手段彻底征服了南越国并在此设置郡县以使得汉朝直接统辖。
有时，对待敌人似乎不必大费周章，只需要派遣一个能言善辩之人前去游说其放弃敌对态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即便这种游说能够获取成功可是敌人只是在意愿上顺从而实际上它的军事力量仍然完好无损，它完全可以根据其需要随时随地再度向你发难。这并不是说游说就不起丝毫作用，而是说人们不应当过分夸大外交谋略的作用。像汉朝对待南越国这样，两次外交谋略只是暂时性地缓解了敌对情绪而从来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直接的军事手段就成为必需的了。
追求有限度地打击敌人与彻底击败敌人，追求有条件地使敌国投降与彻底灭亡敌国，追求有选择性地攻占敌国领土与完全吞并敌国，这三种情势下的战略目标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不同的情势下其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却一直有人主张并且盲目推崇说有限度地打击敌人而不是彻底击败敌人、有条件地使敌国投降而不是彻底灭亡敌国、有选择性地攻占敌国领土而不是完全吞并敌国才是上上之策，另外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认为彻底击败敌人、彻底灭亡敌国与完全吞并敌国才是上上之策，这两类人所犯的通病都是在固守某一种作战原则而根本不顾及实际的战争情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