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统帅40万匈奴骑兵将汉朝的开创者刘邦及其所统帅的32万军队围困在白登山。汉军的步兵与骑兵因为行军速度及投入使用的先后次序不同而被分隔开来，刘邦随着他的主力骑兵被匈奴骑兵引诱进入后者在白登山所设计的伏击圈之中。汉军的主力步兵难以救援，而匈奴骑兵四面围困，这时，刘邦派人带着厚重的礼品到达冒顿之阙氏的帐中，通过贿赂诱使阙氏向冒顿进言以放松对汉军的围困。阙氏的原话是：“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听取了阙氏的话，并且疑虑汉诸侯王韩王信的武将没有及时与他会师可能是背叛了与之共击汉朝的盟约，结果，冒顿密令匈奴军解开重围的一角，而刘邦得以乘此间隙逃回中原、重整汉朝。
阙氏的话并非毫无道理，的确，素以游牧为主导生活模式的匈奴人即便是骤然吞并整个中原地区，也必定会因为难以适应中原地区的农耕生活模式而无法制定出及时有效的统治政策、进而难以保有中原地区，此所谓“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但是，阙氏只是有选择性地说出了一部分实话，并且也在有意误导冒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匈奴人在事实上难以成功地统治中原地区的确是事实，可是这并不代表匈奴人就绝无可能成功地经营中原，无论匈奴人采用何种政策，像后来同是游牧部落的蒙古人那样接纳汉人的生活模式并以此而成功地建立了元朝即是一种成功的政策，在此种问题上，阙氏只是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困难而并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可能性，因此说她的话是有选择性地、有所保留的。再者，匈奴人南下，其战略目标也未必就一定会是要吞并整个中原地区，不能否认冒顿在集结起匈奴人的全部的骑兵精锐南下时不是抱着消灭汉朝、兼并整个中原地区的意图的，但是，此种意图并非死板教条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势加以调整的。纯粹地站在当时匈奴人的立场上来看，即使不能达到吞并整个中原地区的目标，而当时他们完全有机会一举歼灭汉朝的主力军队、继而颠覆汉王朝使中原地区再度陷入动荡局面，这样，匈奴人至少可以保障在他们的身边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倾注所有力量阻遏其南下的统一王朝。但是，匈奴人最后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下下策，即有意放过汉军主力、进而保留了统一的汉王朝，而历史也证明得以保留的统一的汉王朝彼此以后不断休养生息、直至积蓄起强大的战力之后，开始了对匈奴人的反击战争，最终结果是匈奴人在总体上的失败和逐渐消亡。
一部分人争辩说对于匈奴人来说，保持一个统一但对之恭敬的汉王朝更加有利于匈奴人，因为这样，匈奴人不仅可以避免中原****波及到北方草原而且可以像历史事实那样年年收到汉朝人的物资馈赠。这一部分人要么是站在汉王朝的立场去为匈奴人考虑问题，要么就是根本不顾及实际状况。要知道，匈奴与汉朝毗邻而居，倘若谁也不能保障今后两国必定会一直和平共处下去，而一个暂时比较虚弱、但保持着统一姿态的中原政权的存在，必定会在其日渐强大的时候谋求改变其对外关系中的被动地位，那时匈奴人是根本不可能继续保持对中原政权的主动地位的，并且事实上匈奴人也一直试图在压制汉王朝，由此，两国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难以最终避免的。对于此种说法的印证，汉朝的前身秦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对抗关系可以提供佐证。在中原各个诸侯国长期混乱的局势下，匈奴人乘机南侵并成功地掠夺了中原地区众多的人口和物资，尽管北方的赵王国一度成功地阻遏了匈奴人南下的势头，然而整体上看，当时的匈奴人并没有因此而撤退，反而是在与中原诸侯国的北部边境上保持着一种有时主动、有时被动的接触状态。可是，在秦王国成功地兼并六国、统一中原之后，一个强大得令人生畏的秦帝国诞生了，秦帝国保持着一支规模和战力都遥遥领先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时，尽管匈奴人在其单于头曼的带领下日渐壮大，可是当他们南侵时却碰到了秦朝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阻遏，这一次，匈奴人不仅仅是南下受挫，反而因为强大秦军的攻击而从整体上陷入被动地位，紧接着匈奴人不得不向更加偏远的北方撤退以脱离与秦朝的接触。
我们并不能排除邻国的动荡会涉及到本国的情形，但是对于当时的匈奴人而言，与之毗邻的中原王朝陷入动荡局面，而匈奴人就能够获得南下的良机并在实际行动中取得一些成功，可是，一旦中原王朝得以统一，匈奴人南下的举动就总是会受到更大的阻遏。所谓白登山之围，表面上看是匈奴人取得了对汉朝的主动地位，但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保存了对手并给予了对手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的时间，对于匈奴人来说，他们最不该忘记的是白登之围原本就是统一的中原王朝集结异常强大的战力阻遏匈奴人南下的尝试。
另一部分人争辩说，匈奴人之所以遭遇汉朝打击而陷入没落，那完全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尽管匈奴与汉朝在公元前200年达成了和约，并且汉朝也如约定期向匈奴人输送贵重物资，但是此后匈奴人却不断对汉朝北部边境进行规模、程度大小不一的军事侵扰，甚至于匈奴人的兵锋又几度逼近汉朝的都城长安。这一部分人据此立论说，正是因为匈奴人的背约行为才使得汉朝忍无可忍，最终才凭借着已经积蓄起来的强大的战力对匈奴人展开反击战，因此，匈奴人最终的败亡应当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背约行为。对此，我的看法是，匈奴人背约行为更多地构成了后来汉匈战争的导火索而并非根本原由，尽管我并不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政治学中两个强权之间必定会彼此争斗、或者地缘主义政治学中两个在地理上相连的大国必然会互相倾轧的绝对逻辑，但是，事实的确是要想使两个强大且毗邻的国家互相间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和平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其中一个一向以掠夺另一个为行动目的、同时另一个一直怀抱着中央之国一统天下理念的状态下，实际上是两国之间任何一种形式的分歧和冲突都可能会引爆两国之间的战争。这一部分人的立论，完全是站在道义角度考虑问题，这并不是说不能用道义来考虑问题，而是说在你这样做时，必定要同时切实考虑到实际的军事斗争问题，倘若只考虑道义而不顾及军事斗争，这样就会使你的论调陷入空洞的道德说教之中。
至于两千多前年前汉朝人其对匈奴人的反击战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现实主义政治学和地缘主义政治学的逻辑，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从汉朝的前身秦朝南收百越、北击匈奴的前例以及继承秦制及其大一统思想的汉王朝在事实上同样试图收服百越的行动轨迹年来推断，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与匈奴这两个强大的国家事实上是难以长时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处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