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所谓正面进攻，应该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以敌人的作战部队当作打击对象；
在不断的推进过程中打击敌人一切的军事力量，包括其军事基地和补给线；
以迅速地杀伤眼前可见的敌人为作战目标；
如果人们将正理解为迎面攻击敌人，这样奇肯定就占据了绝大部分位置，由此而推导出以奇胜的理论就水到渠成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所谓正绝不仅仅指面对着敌人的正面进攻，而是实和名、本质和外在的相符合。
所谓赏罚必信、奖惩分明以此激励士兵作战，这就是正；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以此来引诱士兵前进，这就是奇。
伯利克里的战略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不将打败斯巴达人作为首要军事目标，而只是想要凭借着陆地固守和海洋骚扰的做法来使斯巴达人自我意识到雅典人不可战胜从而放弃继续战争的愿望。无论利德?哈特如何辩解，伯利克里的这种间接路线终归遭遇了失败，因为他犯了迷信间接路线者的通病，那就是将敌人设想成处于静态的和对对手的战略、战术无动于衷的傻大个，伯利克里根本没有意识到斯巴达人骨子里所造就的战斗精神或者尽管意识到了却令人遗憾地没能将这一因素纳入到他制定间接路线时的考量之中。而事实却是，正是斯巴达人骨子里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得他们不肯轻易对雅典人自豪的间接路线低头，雅典人在陆地上的防守姿态和在海岸边的骚扰战术，如果不能对斯巴达人本身的战斗力量造成严重打击的话，结果只能反向增强斯巴达人轻蔑雅典人的信心，要知道，当时的斯巴达人是典型的陆权国家而雅典人的海洋封锁和沿岸骚扰根本不对斯巴达人的正常社会活动构成致使威胁。难怪，伯利克里的战略在他在世时就已经宣告失败，而这一失败，只是说明以伯利克里的思维模式为印迹的某一种间接路线的失败，而并不能因此否定所有的间接路线本身。所谓间接路线，自然有它的特定适用范围和实施限度，我在这里批判的只是一概而论地将间接路线当成是最佳路线的盲目做法。
对利德?哈特所谓间接路线的批判并非到21世纪才有的，与利德?哈特处于同一时代并且进入战略领域较早的英国另一战略大师富勒虽然与利德?哈特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是富勒就一直对利德?哈特过分推崇间接路线的做法颇有微词，而这也肯定构成了这两大师之间观点的分歧之一。富勒针对利德?哈特批评他所说的战争原则是过分简化的做法，反唇相讥说利德?哈特过分推崇间接路线的做法也正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应灵丹，实乃大错特错。如果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标，则又何乐而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已。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假使遇到一个歹徒，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如果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在由美国众多战略研究者们所集中编著的经典战略史论著《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中，著作者之一拉塞尔?F．韦格利在评价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邦联军统帅之一罗伯特?E．李谋略摆脱纯粹防御思想转向战略进攻的做法时即提到，“在战略思想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诱惑，认为迂回战相对而言没有痛苦，是节约资源和限制人员伤亡的一种办法。在20世纪初，利德尔?哈特有时挡不住这种诱惑，而在20世纪后期，又有那么多迂回战的提倡者，将此当做难以规划西欧对苏防御的补救办法。”
如果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能够通过谈判的途径解决，这种情形的确存在并发生过多次，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谈判的途径肯定不是万能的并且有着它的固有缺陷即谈判本身即是以妥协为根本宗旨的，而在许多情形中妥协则是根本不被当事国所接受的，比如一个国家的领土受到另一个国家的侵占、一个国家的主权遭到了另一个国家的严重侮辱、争端关系到当事国的根本生存状态等。这种情形下，不是当事国很乐意地选择了战争，而是情势的发展使得它们不得不诉诸于战争。
自相矛盾（《战略论》第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第十五章希特勒的战略”）
“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军事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列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对此，我的疑问是，利德?哈特为何要厚此而薄彼呢？如他所说，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与间接性的军事行动应当在大战略的框架中处于平等地位，如此说，克劳塞维茨式极端强调直接性军事行动的做法当然不可取，可是难道过度强调非直接性军事行动的做法就不极端吗？
利德?哈特批判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盲目推崇主力会战的正面战法：“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使它丧失效力。”在此处，利德?哈特为了破除人们对于正面会战打法的迷信而反对过分夸大某一种战法，可是，他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反对正面会战的战法而已，因为他的骨子里还是推崇间接路线的，而推崇间接路线本身难道不是在“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