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
（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
（4）若干战斗汇合成一次大会战，才会产生最大的结果；
（5）只在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克劳塞维茨也承认，有时通过小规模的战斗就能够消灭数量巨大的敌人，而有时会战的结果只不过是消灭了一小部分敌人或者只是占领了某个重要的地点，“但总的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正因为如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做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像并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主力会战是严重损害敌方利益、同时达成我方之积极目的的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许多军事统帅们因为感受到了主力会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不愿意和回避进行主力会战，他们“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合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做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不用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然而，“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等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偑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消灭敌人军队与间接路线
“消灭敌人军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克劳塞维茨接着给出了几种理解这一论断的不同看法：
（1）只消灭为达到进攻的目标所必需消灭的那部分军队；
（2）尽量多地消灭敌人的军队；
（3）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消灭敌人的军队；
（4）从第三点还可以引申出一点，那就是进攻者只在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的军队。”
我们说《战争论》重权轻谋并不是说克劳塞维茨并不知道或者根本忽视谋略的作用，而只是因为他将直接的作战当成是战争的主要关注点，他自己也承认尽管“战斗是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惟一手段，当然，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目的：（1）直接的；（2）间接的（即通过各种战斗的安排）。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惟一的手段。”
至少在克劳塞维茨看来，间接路线的发挥需要以正面作战为基础条件，“占领一个要塞，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人作战力量的更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间接地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手段。”占领敌人未设防的地区与诱使敌人离开它所占领的地区的作用很相近，但是却并“不能把它看做是真正用战斗取得的成果。”克劳塞维茨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手段在很多情况下被估价过高，而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那样的价值。同时，在采用这些手段时，往往还有一种危险：人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手段会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但是，“由于采用这些手段付出的代价很小，所以它们很有诱惑人的力量。”很显然，克劳塞维茨仍然坚持正面会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看做是较小的赌注，它们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只能在条件有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只是在这些场合，使用这些手段会比没有目的的会战要好一些，“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得胜利，它的成果也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克劳塞维茨对于正面接触与间接路线关系的看法：正面接触与间接路线之间并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发挥效力所必然要依赖的条件；正面接触，在克劳塞维茨眼中主要指决定性会战是占据主要位置的，间接路线只是处于一种边缘位置并且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最后，由于间接路线代价较小因而总是被估价过高，但是间接路线的结果却永远也不能替代正面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