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黄宾虹从北平寄书画作品到上海，傅雷都要仔细阅览，并致书黄宾虹，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傅雷从展览的总体布局考虑问题，有时就作品的形制，有时从作品的风格，有时以黄宾虹不同时期的追求，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如同傅雷八月三十一日所言，“画会杂务，定当唯力是视，悉心以赴”。在同一通手札中，傅雷就布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会场布置愚见素主宁疏毋密，一般画会所悬作品，鳞次栉比，宛若衣肆，恶俗甚矣”。就连书画作品的润格，他也善意地向黄宾虹建议：“定价一道，数度与柱常等磋商，未敢擅专。海上诸公类以金额定身价，固属可鄙，惟若尊作标价过低，亦不免为画商大批囊括。事出两难，已另由默飞专函请示矣”。
这通手札，充分体现了傅雷作为策展人的聪明才智。第一，他希望黄宾虹的参展作品能全面体现作者的思想素质和创作才能，又可以较全面表现黄宾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第二，在布展上，鳞次栉比地悬挂，显然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疏密得当，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真实面貌；第三，书画作品，是艺术品，一经市场流通，便有商品的属性。一些书画家为体现身价，定作品润格不切实际，往往是有价无市。然而，定价过低，又有可能被画商利用。这样的悖论困扰着傅雷，可他一时也找不出好的办法。
傅雷的想法和困惑，对当代书画策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甚至当代某些策展人的眼光和思路，还没有超越傅雷。可见傅雷策展思想的超前性和完整性。即使这样，傅雷谦虚有加。他在九月二十五日致黄宾虹的手札中说道：“值此时艰，吾公盛会竟由愚等后学毛遂自荐，冒昧筹备，亵慢已甚，尤恐措施失当，累及令誉，若能联络同志，多多商榷，则幸甚矣”。
傅雷的认真和细致，也颇值一说。黄宾虹将参展作品分别寄给傅雷和其他友朋，其中一次出现了差错。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傅雷对黄宾虹说：“顷读十七日大示，藉稔历次寄画总数，查第一次十四件（分三包），第二次六件（一包），第三次十二件（一包），共三十二桢，已经吾公核对无误。惟第四次裘宅只收到二十件壹包，足证同日所发之另外壹包二十件未曾送达。应请尊处将八月三十日北京邮局挂号收条贰纸一并送局查询”。
黄宾虹画作不明之事，令傅雷忐忑不安。他四处打探画作的去向，又挖空心思寻找画作遗失的原因。十月一日，他为此又致书黄宾虹，“再查：裘君取来前寄画封套：二一九七八号为北京八月二十六日（非如尊示之二十八日）十九时邮戳；二二二二六号则因中间封套曾以破烂过甚，弃去一次，不复可查。二四一九号（非如尊示之二四一六）乃高吹万翁寄吾公书件之包皮纸，系北京八月三十日十九是邮戳。以上核对无误。可怪者乃二二二二六号一件，来示云系八月二十九日十二时邮戳，则所遗失之一包二十件，似并非如前示所言，为三十日同时寄发者。若八月三十日，的确同时付邮二件，则其中二四一九号一件确已收到。只须托京局查二四一九号之上下联号，有否尊处寄件，即可明了。裘君托沪局查问结果确有二一九七八一件、二四一九一件。‘二二二二六’一件号数，则遍查无着。惟有二二二一六及二二二二○，余号皆空号。专此渎陈，即乞詧核再查”。
十月四日，傅雷继续致书黄宾虹，“所可怪者，乃二二二二六号一次，沪总局遍查未有此号。故裘君第二次所收到之十二件（即北平二十六后三十前所发者），是否为二二二二六号，无从证明。总之：倘尊寄裘君名下，共只三次，则裘君收到三次，并无失误。倘寄裘君名下者有四次，则中间失落一次。又历次来示，均言三十日同时寄沪两包，每包二十件。乃最近尊致裘宅信，又谓二二二二六一包，系二十九日发，与前说不符。致疑云重重，更难核对”。
这批画牵动了傅雷的心，他无法接受丢画的现实。十月七日，他又一次向黄宾虹表达自己的看法：“尊处八月三十日寄裘府一包之号数，既为二四一九号。复查先生九月七日自京寄敝寓之挂号信，号码为二六六○，发信日期相去八天，挂号号码相差二百四十一号，甚为合理。更可证同日同时所发之挂号信件，必号数相联。且二万一千余号，根本与二四一九不合，已大可疑”。
怎么办，傅雷只有穷追不舍。他向往黄宾虹，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黄宾虹的画丢不了。
果真未丢。当厘清黄宾虹寄沪画作后，傅雷立刻致书黄宾虹：“截止目前为止，敝处共存画一百零五件，又联五件，共一百一十件，已于十二日复书内详及。所云十二日由新会代发之三十幅，刻上未到，大抵日内必可来申。以此三十件与前收书画合计，确为一百四十件不误。八月三十日邮据倘只有一纸，则当时失件谅在未投邮前已生弊窦，总望珠还，不落匪人或市侩手也”。
真相大白，傅雷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傅雷以他潇洒、隽永的小楷抄录了“经手宾老寄沪书画总清单”、“傅宅经收书画细账”清单，向黄宾虹详细汇报了自己在上海收阅书画数目事宜，深得黄宾虹的赞许。
其实，当时的上海并不尽如人意。傅雷在十月十一日的手札中写道：“海上艺坛风气败坏已极，朋倚星散，集首为难，即欲结一小小社团且感不易。愚见夙以各自为战，埋首为未来学术作铺路小工，成败一任天数自励，未识北方学人亦有成效可睹之士一通声气乎”。
文人相轻，古今皆然。
然而，傅雷看重文人之间化不开的友谊与情怀，那种可以超越时间的交游与理解，是历史中美好的存在。傅雷努力把这件事办好，他相信，这件注定被后人记住的事，会散发出永恒的墨香。
傅雷深通书画经济学，他一边为画展的行政工作殚精竭虑，一边为黄宾虹书画作品的营销有的放矢。画展开幕前夕，在傅雷的协调下，黄宾虹即将参展的书画作品已被多人预定。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傅雷致书黄宾虹，“昨日吴仲垧、秦曼青、高吹万、姚石子四公来舍，拜观尊作，毋任感奋，姚君并定购花卉一幅，现下已定画件，约如下列：傅定：十件，顾定：一件，姚石子君定：一件，裘定：一件，傅亲友定：四件，合共预定十七件”。十一月四日，傅雷又说，“尊画预定已有三十三件，达两万六千元，尚有续定者，前途甚可乐观，足见吾公一生劬学，自有识者倾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在上海举行，同时又出版了《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黄宾虹书画展特刊》。秦更年在画册序言中写道：“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政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稿，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
黄宾虹作长诗《八十感言》，云：“……八十学无成，炳烛心未已。云山事卧游，纂述接遐轨。夙昔此微尚，藏箧不弃委。金华予季居，邱壑颇清美……”
上海知名人士陈叔通、邓秋枚、王秋湄、高吹万等人纷纷赋诗作文，称赞黄宾虹的为人为艺为学。其中王秋湄在《真画》一文中写道：“予于高邮宣公古愚尝论当代画家，古愚推宾虹第一，曰：‘是真画也。’……予交古愚尝三十余年，见其素不轻许人，而倾佩宾虹若是。”
傅雷写《观画答客问》长文，全面而系统论述了黄宾虹的美术创作，他说：“常人专尊一家，故形貌常同。黄氏兼采众长，已入画境，故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故一丘一壑，纯若七宝楼台，或竟似益智图戏，东捡一山，西取一水，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阅数十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故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咫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咏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慷慨，因情而变。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方，乃为不得不至之结果。”
《观画答客问》得到黄宾虹的高度评价，他写给女弟子朱砚英的手札提到该文，“鄙人慨画学少人研究，已二百余年矣。今得渠所论画，颇有见解，以为知己。”
画展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书画的销售情况更加乐观。傅雷在画展开幕的当天夜里，驰书汇报，“旧作以年代为序，新作以尺寸色彩配搭，务期和谐醒目，会场灯光特换大号灯泡悬挂，亦从宽舒，颇与一般情形不同。各报舆论甚好，会前预定已有四十一件，今日一日又定去画四十二件、字十四件（一日内共定五十六件），连前已定出九十七件，值六万三千元”。十一月二十一日，傅雷继续驰书汇报，“连日会况热烈，堪称空前。上海英文、法文报均有评论，推崇备至，此历来画会所罕有，非迷信外人，实以彼辈标准高、持论严，素不轻易捧场如华报之专讲交情也”。十一月二十四日，画展结束后的第一天，傅雷再度驰书汇报，“画会昨晚结束，总共五日，参观人数，就签名者计六百余人，未签名者约有三四倍。售画总数为一百六十件（花卉、字在内），余下十七件暂存敝寓，以待后命。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为一万五千元弱。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此次印制画集，非特未出本金，且早有收入，可贺可贺。总账尚未全结，且待二三日内收齐画款后，再有详细账目寄奉。大致净盈余在十二万左右。若照历次尊示所开价计，则即全部售完，亦不过十一万余。今敝处权宜酌加，适应沪地情形，故售至十四万余，尚可有余画十七件”。
傅雷干得很棒。
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傅雷二三事》中说：“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三
我知道和了解的傅雷，来自于他的译着。也可以这样说，对他在美术、书法和收藏、策展方面的才华，是读“傅译”以后才知晓的。
当傅雷热开始降温时，我读到《傅雷书信集》的影印本，一行行优美文雅的字迹，一段段意新语俊的陈述，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傅雷热便在我的生活中重新升起。
傅雷是杰出的翻译家、作家，在我的眼里，他又是出色的美术评论家、书法家和收藏家。我读了《中国画论的美学检讨》、《观画答客问》等文章，中国人对中国美术的理性认识，有可能是从傅雷开始的。
他是书法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还在持续着，我每天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傅雷书信集》，读两通傅雷的手札。开始关注手札的内容，致黄宾虹的手札，叙述了上个世纪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行止、审美趣味、商业往来、人际交往，以及北京、上海的风俗。
两人是忘年交，穿梭于北京、上海的手札，写出了两位前辈的风流、高贵、潇洒。这种友情已多年不见，即使想一想，内心也充满了温暖。
关注手札的内容，更多地了解了傅雷与黄宾虹，那些诗情画意的往昔生活，一次又一次激起了我的生命热情。
至此我才关注傅雷的字。与手札内容相映成趣的行草书，不仅托起了写信人的炽热情感，又呈现出一个雅重行实，学养生道的君子。我进入了书法审美的状态，我进入了傅雷书法的深处，渐渐，作为书法家的傅雷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
阻挡我对书法家傅雷的认同，是我青少年时代对傅雷的理解。我读过傅雷的许多译着，印象深刻、甚至对我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便是大家熟知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艺术哲学》。那时，我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的片段，修饰着自己昂扬的岁月。后来，又读到《傅雷家书》，写给儿子的数百封书信，也写出来一个完美的父亲。于是，在知识与文化被重新评估的中国，傅雷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父亲。不久前，在我做了父亲的时候，我再一次阅读《傅雷家书》，再一次被作为父亲的傅雷激动。这时候的傅雷有多么完美，我不想赋予傅雷更多的意义，我想，傅雷有《约翰·克里斯朵夫》、有《艺术哲学》、有《傅雷家书》，足够了。可是，看《傅雷书信集》，我的“吝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挡不住傅雷，本该属于他的没有人可以占有。作为书法家的傅雷，我们必须面对。
对傅雷手札内容的熟读，我了解到在上海的傅雷一边用钢笔译书，一边用毛笔写美术评论；一边与出版商打交道，一边与马公愚、夏丏尊、沈尹默等名流宿儒雅集唱和；一边关注文学艺术的教化，一边经纪书画，还做得井井有条。细腻而博大，精致而深邃的傅雷，在放达处竟然是有谋略地实现着自己的书法家之梦。
傅雷书法得“二王”正传，小楷胎息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舒朗、雅正，以此写成的经办黄宾虹书画的账目，也遍布阳光，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冷——收到几件，卖出几件，送人几件，所剩几件，清清楚楚；收到的钱数，哪些存进了银行，哪些汇到了北京，毫厘不差。剩余资金的使用，傅雷有高见相提，他反对投资股票，反对黄宾虹做投机生意，支持宾老先生囤积一些上好的宣纸。看看，做买卖，也不离文房四宝，也讲究诗书相映。傅雷的行草书，有王羲之《圣教序》之骨，亦多“二王”尺牍之妙，流畅间不失传统的法度，激越时顿显艺术的雍容。我不知道傅雷与沈尹默是否交流过书写的经验，当我看到沈先生同一时期的行草小字，其中的结体、韵致，与傅字如出一辙。我知道，沈先生的字也是从“二王”中来，海上诸多名家都离不开“二王”，白蕉不是也写得一手这样高逸的字嘛。看来东晋在上海文人的心中并不遥远。
当下的文人字已不可观，究其原因，便是心中无古，腕下轻滑。我打开了《傅雷书信集》，终生不会合上。
但傅雷终究是悲剧的。他与黄宾虹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往，一对知音，难分彼此。傅雷热爱黄宾虹，他藏有黄宾虹书画作品、包括手札已过百件。凭此，傅雷便是了不起的收藏家。然而，我了解傅雷最后的不幸，我关心他的藏品归于何处。终于，我在傅雷写于一九六六年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公家？公家在哪？
公家，今生今世，我能否看到傅雷的藏品？那些藏品可是傅雷一生的心血、一世的辛酸啊。我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