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九七八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在一九五六年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企业全都属于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社会上的物资奇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企业亏损严重，人浮于事，加上高度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连年的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夕，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一僵局在一九七九年后被逐渐打破。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解禁农村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故事的开始，成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变迁。吴晓波的企业史叙述便以外资、民营和国有三种产权形式的企业力量变迁为主线，以年广久、戴国芳、柳传志等冲破制度束缚的企业家为隐含线索，描绘了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图景。
作为商业案例的专家，吴晓波清晰地描述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变幻莫测，从技术层面分析“中国式奇迹”的成败得失，为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些值得重视的案例。而《经济观察报》最近编了一本《开放中国：改革的三十年记忆》，通过亲历者的历史口述和现场还原等方式，回溯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及变化背后的推动力。该报的记者马国川也继《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后，出版新书《争锋：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问题》，力图全景式地反映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涉及的事件从经济民族主义、“民企”原罪风波、《物权法》出台前后的交锋、“新左”同新自由主义争论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无所不包，因此，该书版权页分类虽分在“报告文学”和“经济体制改革概况”，但叙述节制，讨论全面，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对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年形成的“大碰撞”与“争锋”问题的历史记录。这应该也是吴敬琏、高尚全、周天勇等专家一致推荐该书的原因。
关于改革开放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了解改革开始的一九七八年，也有两本书可作参考。梳理三十年历史，不仅关系到对过去谜团的澄清，对把握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内在脉络，看清未来的走向也有所助益。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初版于一九九八年，近期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重版，十年重印三次，证明那次“历史大转折”影响之深远。于光远的生平履历无须再多介绍，他参加了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那场历史转折真正的亲历者。这本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四十三天的过程，追忆虽然以记录为主，但也随时写出了着者的观察，因为于光远认为，自己在当时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本身也属于历史真实的范畴，把它们写进去也是求真求实所必须的。相比之下，二○○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是比较纯粹的资料汇编，但对于了解一九七八年的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事件是作为知识、史实存在的，但历史不仅仅是事件的罗列，背后跳动的是时代的脉搏、观念的变迁。这种历史精神是当前大部分“回顾三十年”作品所缺乏的。最近，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是萧公秦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转型的多角度考察的成果。萧着回应了三十年变革中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其中新的特点，将过去改革所取得的实效归结为现行的“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认为转型过程导致旧规则瓦解、新规则未生，权威真空造成的脱序状态是中国百年以来现代化选择失败的原因。相比之下，了解中国变革，这本书不可不读。
罗素的话还挺管用
吴立昌
一九二○年十月，英国大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访苏后接着访华，且从踏进中国国门之日起，一直待到次年七月才离开。期间除了在北京大学访学，他的足迹遍及南北东西。回国不久，罗素便写了《中国问题》一书，而在出版前夕，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22日）就已连载他在伦敦《Nation》周刊发表的《现代中国的概略》一文，文章记录了作者从上海乘船经汉口过洞庭，在长沙度过三十个小时的经历，但他对中国的观感和思考，却决非仅限湖南一地。
血腥残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西方社会种种弊端暴露无遗，罗素正是从非战角度，依据西方社会现状来观照中国，发觉“长沙好像是很兴旺，居民也好像很安乐”，“中国的政府对于他的人民却是做了许多有害的事情，但是没有涉及到西方各国；从国际观念讲起来，中国政府是地球上最好的政府”，“中国是安乐之邦”。本文译者倒是从罗素赞词看到中国民族性的中庸平和弱点，在译后记里说，“只要成功了就算完事，不想得到彻底的改革”，“我们富有模仿的精神，但是创造力却很少”。罗素对中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赞美，后来的学者也以为，此乃褒中带贬，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曾为罗素做翻译的赵元任更有体会地说，许多外国人到了中国，见不得中国有任何改变或进步，他们恨不得中国人至今过的还是明末清初的生活。（参见《“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13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罗素的偏执确实透露出他无意识间对中国人的这种“恨不得”，今日中国，当然使西方人“恨不得”的期待大多落空了。但是，罗素以哲学家的睿智和深邃提出的一些主张，如“只是想产生出一个新的文化，使中国本有的美质和我们的学识互相并合”，这一说法在当前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就很有市场；再如：
中国公共生活底腐败，家族却是腐败底一个很有关系的根源。当一个人有了职业以后，他必定要用了他自己的位置使他的亲戚都发财。如若他的薪俸不够这种的要求，他却不得已想出一个不诚实的方法来增进他的出款；倘若他不是这样，大众的意见就要说他是一个不孝顺的子弟。有许多留学生，有了西方的观念，想不做这个；但后来总是落在这个陷阱里，千万逃不脱的。
这段话竟将腐败和家族的渊源分析得如此具体，如此到位。
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源远流长。数千年皇权专制，使整个国家变成皇帝一人的“家”。上自皇亲国戚大小官吏，下至布衣百姓草根小民，皆以血缘亲疏各自结成不同的家族和家庭。皇帝以儒家的“孝悌”治天下，目的就在让人们懂得不仅应为各自小家尽孝，更要为皇帝老儿那个大家尽忠，以保证他家的“天下”长治久安，永不变“姓”。“家庭为中国之基本”，诚哉斯言。既然皇帝的大家要世袭，各自的小家当然也要遗承，要子承父业。于是借先人之功绩循例入官的门阀制度应运而生，东汉选举已多为门阀包办，魏晋南北朝尤盛。虽然隋唐伊始，设科考试选拔官吏，但能做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门阀”就算很好了，早已深入骨髓的家族观念要想根除谈何容易，更何况“家天下”专制制度还在；即使辛亥以降，跨入现代中国的百年间，“家天下”名销，而家族观念和阀阅门荫的潜规则犹存，朝代更替时“打天下、坐天下”的情结更难解脱。如今五十朝外的人，大约都不会忘却狂热年代出现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句口号吧，尽管后来被批为“血统论”，但“血统”仍然不肯舍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恍若又见到了阀阅门荫的影子，而且官之外，又增加了商。难道真如鲁迅曾讥刺过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上辈革命家风确实能熏陶后代，如自己也有真才实学，即使仕途起步或经商“第一桶金”多有助力，但此后的路毕竟是自己在走，这样的“接班”未尝不可。然而，只靠门阀荫庇轻而易举得到大大小小执政权或经营权的，恐怕不在少数；稍安分的，也就是膏粱纨袴，不安分者，必沦为“高衙内”一流。为了达到荫庇之目的，那就要采用罗素所说的“不诚实的方法”，结果便是种种政治、经济腐败现象的孳生，其根子就在经久不衰的家族观念上。
家族观念，首先考虑的自然是血缘至亲，接着便往往延伸到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乃至形形色色的利益攸关方，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以及最起码的“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软”等等，从而结成一张以家族门第为核心的盘根错结的人情关系网络。凡反腐倡廉的条文，为何都不忘在严禁为配偶子女谋私之外还要加上严禁庇护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内容，就因为这张人情大网的存在，也就是罗素当年敏锐觉察到的那个留学生逃不脱的“陷阱”。这张人情大网还容易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黑色染缸”和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陷阱”也好，“染缸”也好，“酱缸”也好，意思差不多，比喻也生动，且并不鲜见。《张贤亮近作》作者在谈到一些他称之为“土着”的普通群众时，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奇特的“廉政观”。他说，“很多土着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那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例如对离休后的某市委书记，“土着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有个较富有的土着个体户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作家问他怕什么，他说，“干部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作家慨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八十多年前罗素那席话，如今看来还挺管用。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