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引用了以下资料：
英：彼得·沃森：《二十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五年版。
俄：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桴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
俄：帕斯捷尔纳克等：《追寻——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安然、高韧译，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俄：伊文斯卡娅：《斯大林打来的电话——选自（时间的俘虏）》，马海甸译，载《译文》二○○六年第四期。
《阿赫玛托娃诗文集》，马海甸、徐振亚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高莽：《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长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俄：曼德尔施塔姆：《第四散文》，安东译，学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冯南江、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俄：扎米亚京：《明天》，闫洪波译，东方出版社二○○○年版。
汪剑钊主编：《茨维塔耶娃文集》，东方出版社二○○三年版。
昨日的战争
萧文泉
国门渐开，去欧洲旅游的人也多起来了。他们到了柏林，看到柏林墙的遗址，常常不明白这片难看之极的断墙残垣到底是什么宝贝，为什么居然是这个历史名城的一大名胜？确实，对于今天锦衣玉食的新一代来说，冷战甚至都不是遥远的回忆，而是陌生的历史了，与拿破仑战争或迦太基战争没什么两样，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任何关联。耶鲁大学的卡迪斯教授最近出版的冷战史专着题为《冷战新史》，这表明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冷战也是一个已有不少旧史着的老题目了。但是忘记冷战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后冷战时代，可以说今日世界的现状几乎都是冷战的结果。当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下令恢复“熊”式战略轰炸机的巡航时，尽管俄美双方都尽量淡化处理这件事，但记得冷战的人不免会打个寒战，因为这令人感到了那些暗淡的年代。
冷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来到被正确地预见到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它的结束。预见到冷战时代的不是哪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而是一位对现代世界具有惊人的洞察力的作家。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乔治·奥威尔隐居到苏格兰的一个僻远的荒岛上，专心地写他最后一部小说，他已患了当时是绝症的肺结核病，这部小说差不多是他的政治遗嘱。《1984》一出版就震动了读书界，奥威尔描写的世界太可怕了，专制体制的巨头把整个世界置于恐怖的永久性战争状态，并以此为由对人民进行全面的控制。在许多方面一九四八年以后的真实世界和《1984》的世界非常相似，有时读者竟会怀疑到底是小说在想象现实呢还是现实在模仿小说。
冷战的恐怖是全方位的，在最紧张的岁月里人们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古巴导弹危机时罗伯特·肯尼迪就发出过这个感想，他对着白宫窗外的壮丽的日落想，不知道他和所有的美国人明天还能看到日落吗？罗伯特·肯尼迪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感叹的不是生命无常的情感，而是冷战时期地球上居民天天感受的真实的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核武器，几千枚百万吨级的核炸弹天天一触即发地悬在人们的头上，这就是冷战的基本现实。冷战这种奇怪的战争形式，完全是由核武器这种史无前例的新武器决定的。自有战争以来，人们发明每一种武器，都是为了在实战中使用，在美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第一颗原子弹造好后杜鲁门总统毫不犹豫地下令使用它。可是，在广岛显示出来的原子弹的实际威力似乎震惊了原子弹的主人，这个武器很快就变得只能持有而不能真正使用的了。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有记者问杜鲁门总统，原子弹是不是也包括在考虑采用的军事手段之中，杜鲁门当即含糊地回答说，是军事指挥官决定武器的使用。但是，记者招待会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刻急急忙忙地声明，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的计划，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掌握在总司令即美国总统手中。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情景：武器的使用与否不是掌握在战场上的军人们手里而是掌握在后方的政治家手里，这是杜鲁门总统任上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他说，决不能让哪个卤莽的上校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扔一颗原子弹。总统是唯一一个把握核武器按钮的人，并且他还拒绝说明他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这样，原子弹就被排除在一般武器的序列之外了。
核武器被称为非常规武器，它的非常规之处真的还很多。当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对于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战略：要么一颗也不用，要么倾其所有而把世界炸平。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统帅是不是老糊涂了，如此可怕的武器当然应该配一个精心构思的复杂战略。他的那位智力超群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立刻着手制定一个总统可以选择使用的多样的核战略，可以从仅仅瞄准对方的军事目标的有限核打击到对敌人整个国家的全面攻击，逐步升级。这个新战略听上去要比艾森豪威尔的老战略聪明得多，可是实际上却是个更加危险的战略，麦克纳马拉很快发现，对于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来说，几乎不可能只打击军用目标而不波及民用目标；还有，如果采用逐步升级的核战略，实际上是降低了核战争的门槛，只会使核战争变得更加容易发生。倒是那个要么一弹不扔要么万箭齐发的简单战略能够抬高核战争的门槛。核战争由此成了恐怖得难以想象但又是确实会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核威慑战略。为了让核威慑有效，美国的战略家们最终构思出了一个“互相有把握的摧毁”的战略平衡，就是说美苏双方都拥有能够彻底摧毁对方整个国家的核火力，同时又都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不敢动用核武器。这个战略想法很疯狂，似乎就像是西部片里两个牛仔互相把枪口顶住了对方的脑门，双方一下就僵持住了。苏美两个大国就这样僵持了四十多年，谁也怕对方先扣了扳机，但谁又不敢先动手。
僵持中的牛仔都紧盯着对手的眼睛，美苏两家也一样，在冷战中拼命观察和猜想对方的实力和动机。冷战后两家的历史档案都开放了不少，我们才知道当时的许多步伐其实来自于误解和欺诈。苏联先声夺人，在一九五七年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随后又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使美国人慌成一团，加上赫鲁晓夫擅长虚张声势，宣称他们在“像生产香肠一样地生产着洲际导弹”。他时时做出明天就要把美国全炸平的姿态。有一次，他会见美国参议员汉佛莱，谈笑甚欢，于是问客人来自美国的什么地方，汉佛莱说是明尼阿波利斯，赫鲁晓夫拿出笔在美国地图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上画个圈，“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他说，“导弹飞来时将饶了你的家乡。”面对赫鲁晓夫的咋咋呼呼，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战略武器方面存在着“导弹差距”，他们一面拼命地在核军备上追赶，一面小心翼翼地应付赫鲁晓夫在全球的进逼，作出他们认为是必要的让步。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导弹差距”，苏联的核武器及其运载火箭在数量和质量上从来就没有超出过美国。当时苏联人一次能发射的导弹只有六枚，因为他们总共只有六个洲际导弹发射井，每发射一次要提前二十四小时做准备。赫鲁晓夫私下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们在用我们没有的导弹吓唬他们。”
美国人那时也实在没有办法核实赫鲁晓夫的大话。这一切发生在间谍卫星上天之前，美国人只有三个办法来侦察苏联的军事实力：派侦察飞机去拍照，但是在U-2飞机研制成功之前，美国不敢让飞机深入苏联境内；向苏联境内放送高空侦察气球，但是高空气流的无常变化使这个方法很不可靠；最后是派间谍进去，但想不到亲密盟国英国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官费尔比是个苏联间谍，他知道美国的间谍计划，美国派进苏联的间谍都被一网打尽。
后来美国有了U-2飞机，再后来有了目光更锐利的间谍卫星，苏联的虚实美国人一目了然，不再受苏联人的欺骗了。倒是苏联人被美国人好好地蒙了一回。里根总统上台后，大力推销他的那个“星球大战”反导弹计划，宣布要为美国建立一个导弹防御体系，以打破维持了几十年的“互相有把握的摧毁”。苏联人信以为真，以为美国人马上就要部署先进的反弹道导弹了，而他们的经济和科技能力实在无力再支持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了。这是导致苏联放弃冷战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大家才知道，实际上“星球大战”只是里根总统的一个设想，美国人远没有掌握实用的反导弹技术，直到今天这还是一种在试验中的武器。
冷战的平静而迅速地终结令所有的人都大感意外。一九八九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柏林墙被推倒了，东欧各国政权易手，苏联开始垮台了，这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但是当过多年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老布什总统事后老实地承认：“我们什么也没有预见到，什么也没有计划好。”
然而，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长时间过程的结果。现在来回顾冷战的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到了冷战的后期，这场全球性战争的争斗目标和方法有了一个重要变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美两国主要是以扩展军备和局部的武装冲突来打击对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冷战中的热战，两大阵营冲突的焦点。而到了后期，道义问题和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双方高下的因素。民主、自由、人权和富足的生活等观念开始发挥比核导弹更厉害的威力，影响着人心的向背。而在这个领域里，苏联显得招架乏力，步步退缩，最终败下阵去了。当东德当局在一九六一年建造柏林墙时，乌布利奇和赫鲁晓夫还能有一大套说辞来为此辩护，而当二十多年后里根指着柏林墙对戈尔巴乔夫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把它推倒吧。”后者感到的是心虚气短，因为墙两边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差距之大已经无可辩解了。
和军事力量的消长不同，再高明的间谍和再先进的卫星也难以察觉思想和人心的变迁，经验丰富的冷战战略家们也因此不免失策。苏联费尽心计，终于开起了欧洲安全会议，即聚集了东西方所有首脑的赫尔辛基高峰会议，为的是让战后欧洲的边界得到正式的国际承认。会议如愿召开，决议内容也大体上符合苏联的期待，只是根据西欧国家的要求，在决议里面加了关于民主和人权的一章，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只是为了大的战略目标而做的小小的字面上的让步，再说这一章里的用词和说法与苏联宪法里的内容也差不多。西方的冷战专家们的看法也一样，那里的右翼政治家们非常不满《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不料正是《赫尔辛基协议》里的那些被当做空话的条文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里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有力的法律武器，在东欧巨变中这些扞卫赫尔辛基权利的反对派起了主导作用。
思想观念的斗争需要新的武器和新的才能，坦克、大炮和火箭不再那么有用了；言辞、形象、象征、姿态等软武器推动着历史的新时代。冷战早期的主要领袖都行伍出身，艾森豪威尔是二战的统帅，赫鲁晓夫曾是一个方面军的指挥员，年轻的肯尼迪也以其从军的经历为荣。但是最后使西方赢得冷战的却不是军事才能而是能够打动千百万大众的魅力和掌握现代媒体的交际才能。推动冷战结束的两个重要角色都曾是演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里根总统原来是好莱坞的职业演员，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进入教会前也是个出色的业余演员。他们富有鼓动力的演讲，他们在电视镜头前引人注目的举止，特别是两个人都曾戏剧性地被刺，这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引起了全世界大众对他们的热爱，造成了难以抗拒的无形力量，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东欧和苏联的强权体制不堪一击。
事过境迁，冷战已经渐渐地远了。近期以来常常看到有人表达对当年苏联的怀念，不时有人撰文痛骂戈尔巴乔夫毁了苏联。这些论者何以如此健忘，且不说苏联对俄国老百姓曾经意味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对中国来说，苏联曾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的百万大军就部署在离我们的首都数百公里之遥，苏联外交官曾秘密要求美国人支持他们对中国的突袭，因为尼克松的坚决拒绝才使苏联人缩手。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可以说全世界没什么人对此感到惋惜，包括苏联人自己。连试图挽救苏联的那些政变策划者们也都没有热情，他们的政变几乎只是在对一个病入膏肓的濒死者尽尽人事而已。戈尔巴乔夫或许是一位有缺点的领导人，但是他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的话并不错，“冷战，军备竞赛，我们国家疯狂的军事化破坏了我们的经济，扭曲了我们的思想，败坏了我们的道德，这些现在都结束了，世界大战的威胁没有了。”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了，出于民族自豪感，俄罗斯人或许有理由感到些许遗憾。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对苏联的消失感到不痛快。冷战结束了，中国的生存环境大大地改善了，直接的军事威胁消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减轻了，我们才有了全力开展经济建设的条件。为了中国的美好将来，希望冷战的恶梦一去不复返。
（《冷战新史》J.L.卡迪斯着，企鹅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