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时许，在焚书大会结束后，有一百多名穆斯林先行冲击省政府，被武警战士挡住。随后有三百多名穆斯林赶到，一起用刀子、旗杆、砖头砸省政府大门。经过多次冲击，于十八时十三分，因武警不能还手阻挡，他们强行进入大门，并追打武警。有的战士被刀子削掉手指，有的手腕被打成骨折。省政府传达室玻璃全部被砸。相聚的近万名穆斯林还不罢休，要冲击省政府办公大楼。三百多名武警赶来增援，将他们驱散，其中有三十二人被移送公安局。
西宁：十二日下午，一万多名穆斯林上街游行，强烈抗议《性风俗》一书，要求政府严惩编着者。下午三时，穆斯林群众即从东关清真大寺出发，沿东关大街、东西大街往西行进。游行群众举着大幅横标，上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我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强烈要求处死某某、某某、某某某（作者和编辑），头可断，血可流，伊斯兰不可侮，穆斯林不可欺，一日不判决，一日不罢休！”
游行队伍行进约三公里路，到省政府门口全都坐在地上，不停呼喊口号。有两人发表简短演讲。在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中，有青海民族学院的四百多名回族、撒拉族学生。整个游行活动井然有序，游行者未与武警发生冲突。
呼和浩特：十二日，五百多名穆斯林高呼“维护安定团结”、“维护共产党领导”、“处死某某、某某”、“处死某某某”等口号上街游行。游行者从回民区清真大寺一路走向呼和浩特市政府，在市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静坐，抗议《性风俗》以卑劣下流的笔调，歪曲污蔑伊斯兰教教义，诋毁神圣的《古兰经》、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朝觐和后世以及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物，是诽谤伊斯兰教和广大穆斯林的政治事件。在抗议活动中，穆斯林向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条要求：一、判处作者死刑；二、判处责任编辑死刑；三、由《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穆斯林公开道歉。
甘肃、青海的穆斯林行动很快波及新疆，所形成的规模和后果也更为庞大、严重。
乌鲁木齐：五月十五日，甘肃省临夏市的个体户马忠平、马福生，此二人均为回族，携带该书及宣传品，来到乌鲁木齐，在河州寺、南大寺、白大寺、汗腾格里寺等清真寺和新疆伊斯兰经学院，煽动说上海、兰州等地的回民上街游行，乌鲁木齐各寺院也要响应，扬言“要在乌鲁木齐组织最大的游行，让汉人知道我们回民是不好惹的”，并把《性风俗》有关章节译成维吾尔文字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对于马忠平、马福生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非法活动。然而“二马”无视规劝和警告，扬言十九日要在广场上做礼拜。
十九日，正是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河州寺、汗腾格里寺等清真寺教民和自治区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及阿訇打着抗议《性风俗》和维护伊斯兰教的标语上街，向人民广场集结。沿途又有些人加入，人数由千人迅速扩大到两千到三千人。他们认为《性风俗》的作者以下流卑鄙的笔调歪曲解释《古兰经》有关章节和教义，诋毁穆斯林的朝觐巡礼，亵渎伊斯兰教寺院建筑物，把伊斯兰教托钵僧描绘成一伙淫乱色情狂等等，要求上海文化出版社赔偿六亿美元。据传有五十名穆斯林组织敢死队，誓取作者某某、某某及责任编辑某某某的人头。下午六时许，以“二马”为首的游行队伍进入广场，高呼“这次斗争是正义的，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主，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下午六时四十五分，队伍开始对自治区党委西大门冲击，推倒铁栅栏，三百余人冲进党委机关大院开始打、砸、抢。砸毁机关大楼门窗，掀翻大、小汽车，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他们又打伤机关工作人员，围攻前来维护秩序的公安武警人员，造成了不少人员伤害。在这次骚乱中砸坏汽车四十四辆，砸碎办公楼玻璃七千三百余块，广播喇叭四套，电话机六部，各种灯具五十三套，打字机、复印机各一台，砸坏武警官兵盾牌二十副，电台三部，以及各种自行车百余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八万多元。
北京、上海这两个全国最重要的大都市的穆斯林也开展了抗议活动。
北京：五月十二日上午，近千名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参加者主体为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他们打出的标语有《古兰经》不可辱”、“维护宪法尊严”、“维护穆斯林合法权益”、“尊重人权，还我尊严”、“严惩《性风俗》作者、编辑”等。沿途呼喊口号主要有“打倒官倒，反对腐败”、“民族平等，信仰自由”、“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等。游行队伍经过牛街清真寺时，受到数百名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热烈欢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一些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者先后向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了请愿书。
上海：在公安部门的批准下，上海穆斯林于五月十九日也举行抗议游行，几百名穆斯林来到上海文化出版社门前，由市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宣读了“声讨书”。
民族宗教问题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坚持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的方针，因此在《性风俗》一书出版后不久，即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
一、从维护宗教的尊严和尊重教民的感情出发，对《性风俗》一书的相关责任人作了严肃的处理。五月六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以违背党和国家宗教政策及有关出版管理法规为由，指责该书粗暴地侮辱了伊斯兰教，严重伤害了穆斯林感情，责令该书立即停售；成书及纸型立即销毁，不准重印；对出版《性风俗》一书的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山西希望书刊社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对《性风俗》一书的作者、责任编辑和发行此书的有关人员停职检查，实施行政拘留。全国各地政府也都按照这个处理的精神及时地消除该书出版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四月八日，吉林长春市在从该市穆斯林的反应中得知该书有侮辱伊斯兰教的内容后，立即向省、国家宗教局作了报告，并采取了查禁措施。将市新华书店购进的五千册书就地封存，并同市伊斯兰教协会、长通路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员一起将其销毁，得到广大回族群众和伊斯兰教人士的赞扬。
二、做好广大穆斯林群众，尤其是穆斯林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使他们不要将此种局部的偶然事件上升到全局性政策性的高度去看待，使之将矛头对准政府。上海市在五月十九日游行前与市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进行了沟通，取得了共识。
三、对于那些利用宗教事件借机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不法分子，必须依据法律加以严惩。乌鲁木齐在五月十九日的穆斯林游行过程中，由于个别人的捣乱、破坏，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秩序，触犯了法律，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下午七点多钟，三支武警支队连同武警兵团指挥所、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指挥学校等近千名军警进入现场，强行维持秩序，到晚九时，才控制了局面，当场逮捕六十八名打砸抢分子。此次平息“五·一九”事件，共出动公安一千余名、武警一千二百余名。事后收容审查一百七十三人，分别作出处理：依法逮捕判刑十名，劳动教养三十名，其余的教育后释放。如果没有及时地出动公安民警来控制局势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点评：
一、民族宗教问题是世界性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各国政府在涉及这个问题时都特别的谨慎。该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乃由一本出版物引起。从文责自负的角度来看，似乎与政府的关联不大。但一来由于凡关涉民族宗教问题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二来还由于中国的出版行业均由政府主导，因此此类事件的发生就必然牵涉到政府，政府就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承认，有的学者、专家在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时，也可能并非故意要对某种民族宗教加以丑化、歪曲，可能是本着求真的精神，或者本着创新的精神来加以探求问题的，这在世俗化社会里无可厚非，但在那些所属特殊的民族、宗教的人群看来，所有对其民族宗教的历史文化有非议，就是大不敬。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能简单地以科学非科学为标准来加以判断是非，而只能以历史和现实为基础，以现实的法律为依据，合情合法地加以处理。对于我国政府和学界人士而言，最令我们注意的是不要借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而随意评价、讨论宗教问题。在《性风俗》这个事件的处理上，我国政府正是恪守了这个原则而成功地化解了矛盾。
二、要彻底地防止和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从根本来说，要加强法制观念，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性风俗》事件发生后的近二十年间，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制定了更加完善的保护民族宗教的法律、法规。
马三立的“右派”帽子
马景雯张宝明
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爸爸接到天津广播曲艺团领导交给的一项任务——改编、排练、演出何迟先生新创作的相声《买猴儿》。
何迟先生有一次听一位作家说到天津市某公司打算买二十箱猴牌香皂，结果因为工作中粗枝大叶阴错阳差却买回了两只猴来！他抓住这一素材，创作了《买猴儿》以“马大哈”这个人物为导线，制造出多个矛盾，使喜剧情节贯穿始终。爸爸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开始对作品进行昼夜不停的加工修改，十天完成了演出本子。首先在天津广播电台对听众直播。一周后在工人剧场第一次舞台演出获得成功。
“马大哈”这个典型人物的名字随无线电波传送成了风行全国的常用词汇，相声《买猴儿》的作者和表演者的名字也随之扎根全国千家万户。
不久，《买猴儿》在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办的优秀曲艺作品评奖中获奖。爸爸和张庆森先生在北京政协礼堂为周恩来总理演出相声《买猴儿》。总理赞扬相声《买猴儿》很有教育意义。对于相声界来说，一九五四年是“马大哈”飞黄腾达之年。而对于爸爸来说则是辛苦之年，隐患之年。
没想到，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何迟先生却因创作《买猴儿》而被第一批打成“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十一名“右派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一名老艺人，没批下来，又报一名年轻演员，还是未批准，说仍不符合条件。这不禁让人想到“合格”的人选条件是上级领导事先已拟订好的喽！直到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诉爸爸说：“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盯晚上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爸爸在惊愕中暗想到：“这回轮上我了！”
果不其然，不久的一天，爸爸被带到南市的一间楼上办公室。“整人”开始了。问你说过相声《买猴儿》吗？答：说过。问：你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吗？答：不知道。问：共产党干部有“马大哈”这样的人吗？你得找出来，不然，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答：我上哪找马大哈去！那是根据作者原文说的。问：好！你提到作者，何迟就是大“右派”，听说你为改编《买猴儿》下了大力气，是不是一唱一和？你就是“右派”的狗腿子！答：演出本子是领导批准的！问：嗬！马三立你可不简单，学会“以攻为守”了，把责任往组织上推！那你也难逃罪责！一句“马三立不老实后果自负”，又一句，“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再一句“想找个靠山吧”？数不清的恶语一齐倾泻下来。有几个人向爸爸冲过来横眉立目指手画脚……
爸爸受气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挨整”却是第一次，他明白现在等于是“一头儿的官司”，对方可以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强压在自己头上却不容自己分说、分辩，只有一条路，就是按“整人”的人逼的、喊的条条“招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走狗……”他看了看冲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昔日自己麾下，这些年来我何曾对你们有半点儿……怎么一旦间就变得五官异位、面目狰狞了呢？“别想拖延时间！”“休想蒙混过关！”又一次反扑过来，其气势是想“速战速决”。爸爸被逼无奈，全身战栗，气往上撞，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了声：“你们，你们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呀！”话音刚落，哗啦一声，临街的窗户被推开了，一个“整人”的手指着窗外说：“呦嗬，你拿死吓唬谁？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
爸爸愤怒了，他忍无可忍，他觉得这样活着不如死！他忽地站起来一头向窗外扑去。当大半截身子已经悬挂在空中时，两条腿却被两位好心人紧紧地抱住了……
爸爸是被同事送回家的，妈妈吃惊不小。细心的妈妈早看见爸爸手上皮肤青紫，流血的伤口已结痂。
爸爸被扶到里屋床上，妈妈给他脱了鞋，便问：“是没留神摔了一下吗？”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两眼瞪着前方。妈妈没有再问，叫我们先出去让爸爸好好休息。
当天晚上妈妈全知道了，只因演《买猴儿》，爸爸竟被逼得差一点跳楼！妈妈强忍着悲愤劝了爸爸很长时间，妈妈虽然对“反右”的事不懂，但她认为没错就是没错，任他们处理，是非自有公论。面对爸爸胳膊、手腕、胸部及下肢多处流血的伤口，妈妈心疼地流着眼泪。事过多年，爸爸谈起这段往事说：“我现在也有些后怕，我不是怕死，真要是这样死了还不一定被扣上多少罪名，算是畏罪自杀。那才叫冤沉海底哪！”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一天，一辆嘎斯牌货车停在天津市郊某村村口，车上大约有二十多人，他们都是“右派分子”。都是在原单位和大家一起在“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大幅标语下认真“交心”后，被点了名集中到这里来的。他们中有作家、教师、大夫、歌舞团话剧团的导演、编剧、演员，还有一位就是大家都认识的曲艺团演员——我的爸爸马三立。
爸爸是其中最年长者，他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盘点着自己……
“运动开始前上级领导要求向党交心，每人要交一百条，我努力地对照自己检查缺点才找出五十多条，凭良心说我做到了实事求是，上级说了‘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我认为不是根据这一段的表现定的右派。”
他继续往下想：“一九五七年开展‘反右斗争’那时自己还是曲艺团的副团长，是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何迟是老革命、老党员，说他编的《买猴儿》是‘大毒草’证据不足。我多次说这段相声没发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怎么就成了右派了呢？也许这正说明自己的觉悟低。”
“只有一个理由了，那就是‘谁说了右派分子编的相声谁就是右派！’这就更不对了，说《买猴儿》是上级给的任务。演出后连领导带群众都说好，都说有意义，还评过奖啦。那么我这个‘右派’怎么来的呢？真的是一九五八年‘右派补漏’补进来的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再说了我从小没参加过任何带政治倾向的党团帮派组织，更不信任何会道门，早就知道并且特别注意‘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平素说话谨慎得都怕得罪人，还敢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