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听了一会儿讨论后说：“让轨道计算组再仔细分析一下，看看照现在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时间。”轨道组组长祁思禹立即根据有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祁思禹反对提前回收，他说：“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判断，很可能是气压瓶的数据传导系统在捣乱，而实际上卫星气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他几位专家当即对祁思禹的这一分析表示赞同，因为卫星到现在除了气压显示有些波动以外，其他各个系统的运转都处于良好状态。指挥部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回收。
十一月二十九日，卫星在轨道上按计划运行了三天，完成了对预定地区的遥感任务。在最后考验的紧急时刻，一个更大的险情猝不及防地呈现在了大家眼前。
眼看就要到应该发出卫星开伞控制指令之际，测控中心的主副两台计算机却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异常显示：一台显示要发出时间音叉指令；另一台却显示要切断这个指令。测控人员左右为难。
卫星返回地面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地面遥控和卫星上的程序控制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卫星既有可能落到回收区外，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此时卫星飞出中国上空，脱离观测段只剩十五秒了！
祁思禹根据平时练就的一套过硬本领和丰厚的专业学识，迅速计算出了最佳开伞时间，旋即冲进指挥大厅，脸色苍白地大叫一声：“发！”
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许，返回式卫星携带着遥感资料，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了地面，走完了上天、入轨、遥感、返回的全过程。在卫星开始返回地面时，经计算，轨道预报落点偏离了四百余公里。
下午六时，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枝盘公社区域发现一空降物，已派民兵保护现场。回收人员火速赶到卫星降落地点，对返回舱实施了回收。
在北京，叶剑英高兴地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对大家说：“偏远了四百多公里，没什么要紧嘛。我们第一次回收卫星，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了毛主席那里，在这之前，他曾五次审阅过有关返回式卫星的飞行试验报告。他让秘书人员给他一字一句念，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随即签发了公报。
至此，作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能够回收卫星的第三个国家，中国再一次震撼了世界，并随即加快了自己载人航天研究的秘密历程。（摘自《被历史忽略的历史》杨文等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基辛格和天安门风波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政治风波发生一天后，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基辛格：“美国该干点什么，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建议道：“要是我就不会搞任何制裁。”整个夏天，基辛格不停地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前宣扬这一主张，ABC每年付给他十万美元的酬劳。
在报章专栏里，基辛格也坚决反对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他认为这是中国内政，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高得不能再高”。他警告美国政府不要草率作出决定，还得出结论：“北京这出戏对美国人来说，是对我们的政治是否成熟的一种考验。”
此后一篇专栏，基辛格再次公开抨击国会“出于对纯属别国内政的事务作出反应”就投票对中国施加制裁的做法。他说，“中国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实在太重要了，不能在此刻感情用事冒险破坏两国关系。”
当时，尽管ABC或《洛杉矶时报》的观众和读者们不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生意关系。美国的石油公司、自由港公司、国际集团，都经由基辛格在中国开始经营各种买卖。
另外，基辛格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他甚至可以把客户和客人带到中国来，由最高领导人亲自接见——这可是了不得的财富。一九八七年底他就带西部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戴伊去过一回中国。一九八八年初，他又安排大通银行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在北京开会。会议日程极为诱人，他和前任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还得到邓小平的接见。不过他有时也分不清人家对他热情到底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真的朋友情深，有一次他叫北京当地的一个公司老板帮他为摩根大通举办宴会，结果宴会后，中国老板居然给他寄来账单，基辛格差点气晕过去。
基辛格跟中国打了这么多交道，其中最野心勃勃的是他成立的一个有限投资合伙公司，叫中国投资公司（ChinaVentures）。公司正式成立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就在天安门事件前半年。基辛格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的顶级公司投资中国的新企业和合资企业。
在这个公司，基辛格既是董事长，又是首席执行官，还是普通合伙人。这样，他每年到手的管理费超过一百万美元；而且公司利润的百分之八付给投资人之后，剩下利润中他还能捞百分之二十。
通过基辛格在中国投资的公司一直没有公开，但不用公开也知道，多数是基辛格的客户。大的投资方有：美国运通、自由港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西部信托投资公司、享氏食品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这些公司的董事长们都是集团投资委员会成员，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还有前任财政部长威廉·西蒙。西蒙也是基辛格咨询公司的董事。
基辛格总共从这些公司拉来了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投资。美国运通投了一千万美元，一九八九年付了二十万美元给基辛格做管理费。自由港公司投入三百三十万美元，给基辛格的管理费是六万六千多美元。
可惜，中国投资公司从来就没有投出过一分钱。头一个要命的原因就是，如他的朋友莫里斯·格林博格所说，基辛格压根不是风险投资方面的行家。他提出的许多项目根本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比如自由港公司感兴趣的采矿公司，中方要求保留控制权。还有一个项目是计划在上海附近某地生产纺织品，但格林博格说：“规模太小，完全没有意义，简直就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更要命的原因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紧接着四面八方都在喊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合伙公司只好暂停一切项目。结果一分钱也没投出去，到一九九○年底合伙关系正式解散。所有投进来的钱又都悉数回到各投资公司的口袋。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基辛格公开主张美国应该与中国继续良好的关系，于是有人抨击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基辛格坚决否认：“因为中国投资公司从来没有投出去一个子。”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听从基辛格的劝说，对天安门事件稍微客气一点的话，基辛格的公司就可以继续在中国发展，他本人也可以赚个盆满钵满。何况基辛格在中国还有其他好几个项目。由于和政府相交甚欢，基辛格可没少发财。中国的政治形势确实影响他的钱袋。其实，他的公司内部也对潜在的冲突进行过讨论；后来公司散伙倒是一大解脱，至少不会有人盯着他不放。
一九八九年九月，《华尔街日报》的约翰·费尔卡披露了中国投资公司的存在。随后《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编者的话”说，鉴于基辛格在专栏中为邓小平政权说好话，估计他在中国有商业投资。不过报纸并未提及，基辛格还在中国帮五六个客户打理其他项目。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基辛格决定高调访华，以正视听。这将是他第十五次访华。和第一次访华惊人相似的是，这回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再次演绎小小插曲。一九七一年破冰之旅发生前，尼克松曾建议基辛格在北京之外的某个地方会晤中国领导人，这样好让尼克松本人享受第一个落地北京的美国领袖的荣耀。时间到了一九八九年，说来也怪，刚好尼克松也琢磨着访华——他想成为天安门事件后第一个到访的美国高级官员。基辛格想距离尼克松访华时间越远越好，不停地向尼克松办公室询问前总统访华日程定了没有，但迟迟杳无音信。让基辛格烦恼不已的是，他最后竟在报纸上读到了尼克松已经先他几天抵达北京的消息。
和基辛格同访中国的有毛利斯·格林博格。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基辛格和格林博格。会晤期间，“天安门风波”问题被提了出来。基辛格解释道：美国政策既要顾其利益又不能违背其价值观，但他希望关系迅速得以改善。邓小平则大谈“文化大革命”，讲到他是被肃清的对象，他的儿子如何被激进分子从窗口扔出去，造成终生残废。基辛格推测，邓小平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他认为又遇上一场像“文化大革命”似的暴乱，他像基辛格一样，生活教会了他秩序和权威的价值。
回国后，白宫邀请基辛格吃晚饭，他向布什、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做了汇报。要修复关系，美国必须作出姿态，他解释道，“中国人对外国干涉他们内政一向很敏感。三十年前中国人就因为同样的问题跟苏联中断了关系。”
布什下决心做的事情使基辛格显得更富有影响力：他派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戈博格——基辛格的原商业伙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秘密访问中国，和邓小平把酒言欢，修复裂痕。基辛格先不知道这件事，发现后大吃一惊，他意识到好像他是这个决定背后无形的推动力。
基辛格的时事评论、内部影响力和商业关系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一九九○年二月，基辛格在他的公寓为中国大使举行了晚宴，并引荐给他的客户认识。他在祝酒辞中说，美国人不够了解中国反抗外国干涉的伟大传统。当晚宴结束后，中国大使在大厅门口拥抱了基辛格，并对国会里一场正在辩论的赞成制裁的议案表示忧虑。基辛格立刻掏出一个小黑皮笔记本记道：“打电话给布伦特（即斯考克罗夫特——译者注）。”他的一位商业客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没有证据表明他真打过这个电话，但就是这种小小的姿态给在场的人留下很深印象，从中国大使到大公司首席执行官。
三重身份就是三种交叉的利益，自然存在问题。偏偏基辛格还没改掉从政时的老毛病——干什么都喜欢鬼鬼祟祟。
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
杨贤
在中国和美国建交前，两国曾互设“联络处”。这个有大使馆功能的“联络处”是中美两国的发明，对当时两国的沟通，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国的许多档案都解密了，人们发现，当年这个“美国驻华联络处”还承担为美国政府收集中国的政治动向等任务。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杨贤着）一书，作者通过收集的大量材料，对这一机构作了介绍，现将部分内容摘介如下——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成立后，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构建过程中不仅具有外交沟通功能，而且这些外交官们通过对中国国内情况及外交政策进行判断，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报告，提出相应的建议。联络处实际上起到了美国发展对华关系的情报站和资料库的功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政局不断出现波动，引起美国政府极大的关注，担心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急需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以便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为此，美国联络处积极收集中国一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的信息和资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参考。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对中国有关政策信息收集可谓处心积虑，渠道多种多样。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联络处的情报人员李洁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不管是位观察家、居民或外交官，我们联络办事处上上下下同仁都得花费全副精力去了解他。我们送回华府的电报，源源不断把三十多年来首次得以从中国境内直接观察之心得报告传回国内。”联络处内设机构中有一个由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唐纳德·安德森领导的政治部，专门捕捉和分析研究微妙的中国政治情况。为了随时掌握中国的政治风云，安德森及其助手们寻找着中国领导人升降的蛛丝马迹。乔治·布什刚到任时，对安德森等人所进行的政治观察感叹不已：“在美国外交人员中，安德森所担负的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他受命搞清楚在一个百年来习惯于秘密统治的国家里政治形势是如何发展的。唐和他的助手们致力于搜寻关于中国领导人地位升降沉浮的极微小的线索。他们成了研究中国领导人活动情况的专家。例如，在关于某中国领导人的诞生地落成新建筑的新闻消息中是不是没有提到他？是不是某位中国部长没有被派出去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却派了他的副部长出席？为什么已经三个多月没听到关于某某人的消息？谁提升了？谁降职了？”
后来安德森在被访问时也承认：“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观察，这包括阅读报纸、期刊，并且试图找出历史背景是什么，报纸上不时出现的有点不可思议的哲学讨论的弦外之音。走出去到大街上转一转。很难同老百姓讲话，不过偶尔也有人愿意谈谈。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贴大字报，一种中国人不时地被允许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会走出去毫不夸张地花上几个小时，仅仅是站在一堵墙前面读那些大字报，然后与西方新闻记者交换信息，他们出门也是做同样的事，并尽我们所能地用这种方式收集信息。那些记者能很容易地拍照，我们就做交易去弄到那些照片。然后就拜访一些过来的人士——西方商人和美籍华人学者，他们时常能有比我们更好的途径。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附身于某个重要的代表团，或者我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代表团。他们周游中国，我们就陪着他们一块儿去，观察他们想要我们看的东西。”
在中美交流相对封闭的形势下，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是美国联络处的重要职责，也是美国政府赋予联络处的重要使命。在美国联络处第三任主任托马斯·盖茨赴华前，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理查德·索洛蒙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起草与盖茨的会谈备忘录。他在谈及盖茨的使命时写道：“你在一个相当令人关注的时间去中国。因为周恩来的逝世与毛泽东病危，中国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当中，有许多期待着不久以后毛泽东逝世后接替他的领导地位的人。对政策立场争论的程度，我们知之甚少，尤其这些关系到中国与苏联的争端、中国与美国关系。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告知你那些从华盛顿传来的对于形势的分析。但是，我们也希望你尽可能提供有关形势的信息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