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当时对于排比并没有专门的术语或者研究，他通过对韩愈和苏东坡文章的深入品读发现两人都喜欢连用比喻。洪迈慧眼识珠，在两人的众多名句中搜检得之并加以总结，作为可供自己学习创作文学作品的教材。韩愈盛山诗序中的连用譬喻，是把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用统一的修辞手段集中表述出来，既气势充沛，又明白晓畅；而苏东坡百步洪诗中的连用则更加奇绝：前四句寥寥数语勾画出一幅险滩行舟图，交代了大环境。后四句则龙腾虎跃，水激云飞，连用比喻时故意省略喻词，就像书法中的飞白，纯以意气连接，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感，于是水上行舟的速度、力量与气势就宛然在目。
再如，他还认真地研究了杜诗中的修辞技巧，特别是在杜甫作品中尤其常见的对偶：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醓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橘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如是者甚多。
当句对是洪迈独创性的发现，也就是在一句之中进行对仗。这种修辞方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一句之中对仗，多数是以实词相对而省略虚词，实际上扩充了诗文的容量。同时由于虚词的省略，词与词间的语意逻辑关系不是那样严密，反而给诗文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是，当句对也有缺点，这种修辞方式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变成一堆实词的简单堆砌，沉闷冗长。
对于夸张，他也有所论述：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沉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着鲲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幺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狮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洪迈不同于一般的死板学者如张湛，他不是强行替古人圆谎，非要解释出所以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判明庄周和列子这里所运用的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故意失实以给读者留下明确深刻影像的手段而已。虽然洪迈最后仍然归结到儒学中庸胜过庄子之类的陈腔滥调上去，但是他从文本出发，善于发现和总结前人为文之法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四、洪迈非常强调对文字的锤炼和推敲
在他的作品中，屡屡有疾行无善迹之说。而且，容斋随笔中他记载的两则小故事极为有名：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祗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这是脍炙人口的故事。两位诗人的选择都体现了对诗艺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精神。绿字与到、过、入、满等字相比，超越之处就在于形象而含蓄。到、过、入、满都是动词，平平道来，缺少诗歌的韵味。绿字则从节序之变，隐喻春风化物之美。使无形的瞬间感悟，变作了有色的眼前长卷。用字的长处主要在一个奇字，抱字太俗，占字太横，在字普通，带字不解，要字太卑。作诗的关键在于使情境交融，物我两忘，用字正有此味。
对文字的推敲还包括对虚词的选用。这一点不仅对今人，对当年的古人也是一项疑难。洪迈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并对虚词（主要是一些感叹词、疑问词、祈使词）的用法进行了示例，对其重要性作了简要说明：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开篇借柳子厚给一位后进的书信提出了虚词乱用的现象，对词性用途做了简要阐明，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而后又举出了孟子一文。孟子以辩说文最为出色，其特色就是气势如虹，逻辑严密。形成孟子辩说文气势的根本原因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和自信，而全文气势流转的桥梁就是虚词。对虚词的灵活运用使孟子强烈的感情和澎湃的激情在字里行间释放得淋漓尽致。洪迈所摘取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孟子》，在短短的四句话中，借助虚词完成了四次语气转换，文思跌宕起伏，足以使言者快意，听者动心。
在洪迈散论性质的名着《容斋随笔》中，有两处先后提到为文要点检。一者是说写诗要注意检查：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盢”，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二者是说写文章也要注意检查：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白，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前后两篇议论提到对文字的点检，可以形象地说明洪迈在文学作品的提炼和修饰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慎重的态度。失于点检的后果一是文辞冗滥，二是意象重复，三是易失事体，轻则使文章不忍卒读，重则可能引来麻烦。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洪迈体现出有宋一代文人勤思好学，博物考究的共同特点。
五、洪迈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研究最多的是谋篇结体的技巧
他非常善于从大量的古代优秀作品中发现、分析并总结、归类出客观的规律。他在阐述这些规律时使用了多种方法，有时他通过评论名家名作阐发，有时又直接通过文论传达，有时还借他人论述转达。由于比较分散而且多有重复，只能择其精要略作评析：
洪迈一生极为欣赏《史记》与《汉书》，将二者奉为叙事纪实的经典。所以从两部巨作中去寻找可资借鉴的写作手法，是洪迈必然的选择：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军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仅从文辞上看，《史记》叙事简直就是嗦之极，语词、句式乃至字数都一模一样。但是偏生读起来津津有味，毫不觉累赘。这是为什么呢？“超拔高古”四字评语虽然隽永，但不足以解释这个疑问：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林赡可喜。
关键就在于“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洪迈从《史记》与《汉书》两部叙事风格迥异，却又同样出色的史学巨着中，总结得出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律。烦与简各有其优缺点，关键在于作者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但需要注意，洪迈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单纯指文章所要描写或刻画的对象，而是指作者被对象感染所要表达的情感或者观点。汉代历史是同样的，但同样出色描写这段历史的两部史书可以风格如此不同，就在于司马迁尚奇，而班固重实。司马迁记事，在史实基础上一力营造奇崛惊人的艺术效果，因此他不惜用繁复嗦的笔调反复记录同类事件，发语短促，前后相从宛如排比，在语言形式上营造了一种非常急促的节奏感，气势古朴，雄浑有力。而班固记事以简洁为美，每每事有相从都收归一类，并为之叙。这种记事方法温和典雅，庄重平实，深合儒家中庸之道。从文学角度看，当然是司马迁更胜一筹，所以洪迈称赞说《汉书》不如《史记》“林赡可喜”。但是从史学角度而言，洪迈更加看重《汉书》的史实价值，《史记》则被看作与一部史诗体的小说。据他自己描述：
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汉代以下，至于盛唐，文学积累之宏富数以万千。洪迈在其中选取名家，作过相当仔细的分析。如杜甫的谋篇技巧：
杜子美有存殁绝句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着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杜甫的两首绝句中首联都是写尚在，紧接着颌联写已逝，第三句写健在者的风采，第四句追忆已逝者的遗迹。这一生一死的强烈对比，更加突出了生与死，今与昔，喜与悲一系列掺杂了浓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人情感的深沉思绪，大大丰富了四言绝句的表意空间，诗味悠长，兴致无穷。通过对杜诗的深入了解并与宋诗代表作家作品的对比分析，洪迈简明道破了杜诗这种高超的结体技巧，并准确指出宋代诗人对这种诗歌谋篇艺术进行了全面继承。
洪迈不仅仅限于分析前人作品来揭示文学创作规律，他也会结合史事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由于学识过人又兼才智超群，其论点往往悉中肯綮，蔚为可观。对于议论文的结构，他的观点是应该全面周密，反复多端，首尾呼应，这样才能打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