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春节刚过，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表兄蒋庆云找到了他，拉他加入国民党军队。
蒋庆泉回忆说：“当兵可以有饭吃。后来去了南方，驻扎在长江边上。都知道长江是守不住了，肯定还要往南撤。我想，再撤离家就越来越远，而且我们老家都是共产党的地方。我再跟着国民党，就更回不了家了。解放军是晚上过江的，这天白天我找到蒋庆云说要回家。蒋庆云说，你要跑我就枪毙你。我说我要回家，枪毙我也要回家！他就放我走了。
第二天白天，我走到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有过江的解放军在那吃饭，我说我要加入解放军！那时候也不换衣服，我自己还带了一支枪。摘了帽徽，我就跟着解放军追击国民党。领导看我脑子好使、学习快，就让我当步行机员，就是步话机员。
虽然我一九四九年四月才加入解放军．但一九五〇年十月就在浙江新昌入党了，我表现很好，一共立了两次三等功。我们部队一直打到上海，又打到浙江，剿匪后驻扎在那里。我当了解放军，但离家也越来越远。我本来想，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在部队受到很大教育，解放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我们还要解放别的穷人。老家土改又给了我家土地，我就老老实实地跟着部队。
后来，在一九五二年我随志愿军到了朝鲜，是第一批轮换部队。我们先在东海岸修工事，防止敌人登陆。十二月底，到“三八”线接替三十八军防务。我们在石岘洞北山，对面是美七师王牌。
经过几天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最后退到碉堡里。除了伤员，就几个人能打枪，我没怎么受伤，因为他们拦着我，让我呼叫炮火。
我说往哪打，炮兵就往哪打。炮弹就打在我们附近，敌人不能过来。但是到第三次，我看不见咱们的炮了呀！敌人就在我们碉堡外边十米的地方．围着我们打．用机枪封锁我们的射击口。
我就向步话机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们不撤了，也撤不下去了，就战死在这吧。那时候没想别的，就是让炮弹向我们开炮，把敌人也炸死。
但是，我还是没看到炮弹。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堵着碉堡口拿火箭筒打我们。”
当时团部与蒋庆泉直接联系的是步话机员陆洪坤。他回忆说，听见蒋庆泉不断报告敌人的位置：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最后说，直接向我的碉堡顶开炮。我问他，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他说，别管了，快开炮吧！陆洪坤听见蒋庆泉说敌人把炸药吊到了碉堡门口，“炸我了！炸到我了！”还听见他高喊：“共产党万岁！”
……一直到步话机中完全沉寂下来。
后来一直没有发现蒋庆泉的遗体，但是他呼叫炮火与敌同归于尽的事迹却在步行机员中广为传播。洪炉根据对陆洪坤和另一位步话机员谷德泰的采访，写出了《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政工机关也准备为他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他的英雄壮举。
然而，就在五月，政治部传来消息：在联合国军交换的战俘人员名单中，有蒋庆泉的名字。
蒋庆泉回忆说：“当时昏昏沉沉地感觉有人倒拖着我的腿。四个敌人把我从山上架下来，我看到还有碉堡里一起战斗的人也被俘了。敌人用卡车把我拉走。那天晚上敌人第一次审问我，问我去哪？我说我要回家！
我先被接到汉城的医院，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后来转到釜山战俘营。刚到战俘营时，战友们不相信我，把我衣服都扒光来检查。结果看见我有俩肚脐眼——另一个是刺刀扎的。后来又转移到济州第八战俘营，我所属的那个队都是要回大陆的，曾今在战俘营里升五星红旗。
为了升旗，牺牲了很多同志。这都是我去了以后知道的。咱们在战俘营有组织，领带我们和敌人斗争，我都是参加过的。
送我们回来那天，板门店搭了一个很大的门。我把战俘上衣脱了，使劲扔在地上。裤子没敢脱，因为敌人不给发内衣。我就这样光着膀子走过去了。
走过去，就抱着哭，那真是鬼哭狼嚎啊！一八〇师那个团参谋长是先回来的，他给我们讲话，说祖国欢迎你们回来！我记得特别清：给我们发慰问品，有一盒‘大中华”，抽到这个烟，我们就是回家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俘人员不得进行宣传。洪炉写好的通讯也没能发表。后来担任二十三军军长的黄浩在回忆石岘洞北山战斗时特别提到，虽然于树昌‘与蒋庆泉事迹相同，被宣扬出去，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了！我为此深深感到遗憾。当年的战斗中，有多少这样的无名英雄”。
洪炉和战友后来以于树昌为主人公写了一篇稿子，其中大部分文字直接取自《顽强的声音吧》。这篇文章由《志愿军一日》主编流量、申述将标题改成《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还被编入语文课本。几年后，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改编巴金小说《团员》时遇到一个问题：原作为女主角王芳父女团圆的故事为主，哥哥王成是个过场人物，只有几行文字，并没写他牺牲的事迹。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商量后，用“向我开炮”和杨根思的情节重新塑造了一个王成，从而突出“英雄儿女”的主题。
蒋庆泉并不知道这些。六千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回到国内后就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那段被俘经历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
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夏日傍晚，蒋庆泉和老伴去公社看电影《英雄儿女》。回来的路上，蒋庆泉哭了。他想起那部被打坏的步话机，想起那个喷洒鲜血的阵地。回到家，他在被窝里又哭了。
二〇〇四年前后，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请了洪炉等老同志去讲《英雄儿女》
的幕后故事。洪炉谈到了这位他从未见过面、已下落不明的英雄。看过电视，蒋庆泉的妻兄和同村一个农民找到他，问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蒋庆泉。蒋庆泉说，没这事。
心有不甘的妻兄又找到蒋庆泉的儿子蒋立询问，他却从来没听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经历。
蒋庆泉不让儿子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但二〇〇九年他还是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这个沉默的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立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五十多年，可蒋庆泉内心的那场战争似乎从未停止。
蒋庆泉回忆说：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的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有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有当兵的会讲在前线的事儿，我就听着，不说话。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运动的时候要斗争我，说我是叛徒。
公社屋里都是我的大字报，墙上也是，绳子上挂着也是。结果没几天林彪就摔死了，没斗争起来。我算是躲过一劫。我们这一片儿有两个被俘回来的，一个在山海关车站那边，被关起来了；还有一个，大粪都归他挑。
早些年，蒋庆云从台湾回来。我们俩就说当初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去台湾的，我是怎么投解放军的。我回来说是农民了，但我不后悔！
八几年，有一天突然市里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在大队部公开宣布，取消对我的党内处分。我在石岘洞北山那么苦都没哭，这次哭了。三十多年了，我委屈啊！
去年我儿子领我去丹东，纪念馆里那个石岘洞北山的地方只有炮兵的照片，我为啥要撕它？我后来看不见他们打炮了呀——他们打炮我就死了，就不会被俘了。
不管怎么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想，要是能找着当年扎我一刀那个美国兵就好了，我们见见面，现在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沉浮
张淑燕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张铁生这个名字。“四人帮”树起的这位“白卷英雄”典型，给我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许多灾难。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张铁生如今的处境怎样？发表在《文史参考》上的《“文革”中一场特殊的高考》对此作了介绍，现摘录如下——一九七三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的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着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一九六六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
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采取开卷形式。
一九六八年十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一九七三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三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三十八分，数学六十一分，理化六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当时并未交白卷。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的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
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
“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
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八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张铁生又被选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随后，张铁生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最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十五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刑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他的确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张铁生刑满获释，世事轮回，沧海桑田。从一个“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阶下囚，终又做回了一介平民，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张铁生一心想做个普通人。
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活儿。在人们眼中，张铁生是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一九九五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饲料业前十名的大型农牧集团，净资产过亿元。现年六十岁的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决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孩子的眼睛
于洛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