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进入中年，姚鄂梅写过一篇小说《忽然中年》，从这个题旨就可以看出，人的心态的一种转变，中年猝不及防地到来，让人感到青春难再。《像天一样高》初稿写完后放了十年，才又找出来进行修改，满纸读出来的都是青春的记忆。对自己如此，对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也是如此。80年代是激情洋溢的岁月，思想解放，万物更新，这是一个属于诗歌“崛起”的时代，诗人群星璀璨，诗派纷呈，“朦胧诗”、“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都市体验派”等等，诗歌理论也热闹非凡，这是一个令诗人怀念的时代，也是让今天的人们觉得像天一样高，再难以够得着的时代。从诗人开始文学之旅的姚鄂梅应该是喜爱和向往这样一个时代的，那是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在小西和康赛身上，若隐若现是可以看到姚鄂梅的影子的。姚鄂梅曾经热衷于去远方游历，最后的一次游历，就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来到新疆，所以她在《像天一样高》中写的小西对冰天雪地的新疆乌鲁木齐的感觉，很真实，读来如临其境。也正是在这次的新疆之行中，她接到了哥哥的电报，在单位除名的警告中不得不“改邪归正”，结束了游历，乖乖地回家，回到了现实，这其实和小说中的康赛的故事很相似。小西、康赛、阿原和晏子在现实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尤其是小西和康赛可以说是诗人的两种类型，一是像康赛这样回到务实的现实，被生活一点点磨去棱角，二是像小西一样坚持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和追求，前者看似过上了平静而舒服的生活，但心却是痛苦的，麻木的，他们深陷现实，文学只能成为他们心底的记忆，像康赛决定今后有了儿子要取名为“康陶乐”作为纪念一样。而小西虽然追求文学理想的过程可能很不平坦，却在远游中不断成长起来，她的心始终是敞亮而坚强的。
所以，《像天一样高》既是姚鄂梅向过去的告别，也是一个开始，如同小西一样，在现实的碰撞中，生命中有过了一些经历，对人生和生命有了自己的思考，在文学的修行中日渐透彻，日渐大气起来。
女性精神的自我言说
阿毛是个诗人，而且是女诗人，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是理解和阐释阿毛长篇小说的关键。由诗人而后转为写小说的人很多，像乔良、刘毅然、韩东等，而在湖北文坛就有陈应松、刘继明、张执浩，他们的创作最早都是从诗歌开始的。另外像方方、邓一光之前都写过诗歌。但阿毛是以诗歌成名的女诗人，属于中国诗坛的“第三代”的诗人，她在创作主体倾向上更偏重于诗歌的“感性”。她的小说中诗的痕迹很重，这不仅是说阿毛把自己的30多首诗歌，也包括其他诗人的诗歌嵌入小说文本中，而且她在小说的整体构架上也是在用诗人的思维方式来整合素材。而作为女性，她则是更多地将情绪和感性带进小说创作中，这使她的小说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我的精神展示，而小说情节则被无形中淡化。与其说她在写女性的人生故事，倒不如说她在写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感触和情绪，就如阿毛说的“我在我的小说里发展自己的诗歌理想。”她的小说是诗体化文本的女性言说。
阿毛的长篇小说有《谁带我回家》和《在爱中永生》。在人们的印象中，阿毛似乎有三部长篇，最早发表的是《欲望》，而《谁带我回家》是为了弥补《欲望》的不足和漏洞，在《欲望》的基础上再加工而成。《谁带我回家》是一部典型的诗化小说，从中可以看到阿毛写的诗歌，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在爱中永生》是个跨文体的小说，融合有不同文类文体，嵌入了真实的书信，是纪实与小说的集合。
在《谁带我回家》中，阿毛塑造了亚非这样一个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艺术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有着诗意精灵的敏感女人。亚非固执地追求着情感的纯粹，和诗化的人生，而这正是她身处物欲时代的致命伤。亚非在发出“谁带我回家”感叹之后，固执地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她虽然已没有形式上的家，她的心却是隐忍与纯洁的。阿毛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些为自己的理想而受伤的女人。这些女人追求完美、纯粹的人生理想，而其理想在现实中又是必然要失落的。但她们仍然固执于梦想，决不放弃。她们心灵的高远，目标的不可切近，注定了她们永远在路上，永远不停地漂泊，永远无法得到内心的安宁。物欲时代的浮躁气息，“欲望”的膨胀，注定了阿毛笔下的知识女性永远是悲剧。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这种视角更宜于表达自我，无论是隐秘的内心世界，或是个体的情绪，这种叙述方式恰恰契合了《谁带我回家》中对艺术女性心路历程的表现。亚非在梦想中飘荡挣扎，因为各种不预期的伤害而痛苦孤独，这种叙述方式在女性作家那里并不少见，比如林白、陈染等人的写作以描写潜藏的、隐蔽的女性经验而著称，而阿毛的叙述更关注的是艺术女性或者说文学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起伏。
《谁带我回家》表达的是一种灵魂的独语，是一种抒情的独白，与那种注重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独白小说有所差别的是，抒情独白更多地关乎内心，充斥着对女性精神的自我言说。阿毛是个有着多重矛盾的叙述着，对女性独立性的强调，对女性高远理想的坚守，对女性人生追求的肯定，使她的叙事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但她又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谁带我回家”这种诘问，仍然显示出的是一种女性被动的、弱者地位，而这个主动的带领者“谁”却是男性，虽然女性对这个男性是有要求的，可这个女性理想中的男性却在现实中很难寻觅，杨帆、李原、王峰，他们最终都不是那个能够带亚非回家的人。与同时代的女性文本相比，阿毛显然对形而上的思索更为热衷，她的小说中极少赤裸裸的生理“欲望”的描摹，而更多地关注人心的“欲望”对情感生命的亵渎。这样，阿毛就以她的独特之处丰富了女性话语的自我言说。
诗化语言、散文化结构就成了《谁带我回家》在叙事风格上的主要特点。而阿毛也藉着个人的精神独语，进入了对生与死、痛苦与欢乐、执着与弃绝、爱情与寂寞、短暂与永恒等形而上的思索与追问。阿毛在小说的叙述中不可避免地糅进了过多的个人的感情色彩，她不会收藏自己的情感，她总是直接让自己走进作品，融进人物，这也符合诗人惯于主观叙事的特点。阿毛是用诗人的方式，用诗歌的情绪在创作小说，亚非本身是个画家，但却更像个诗人，阿毛干脆把自己与合在了一起，人物的感伤和痛苦，明显是诗人自身的，人物的思绪也是阿毛的，处于随意状态，构成一种类似意识流式的写法，着意表述的是阿毛的内心体验，是逃离经典文学准则后的自我放逸。
尽管《谁带我回家》中凸现出的诗性品格是作品的亮点之所在，阿毛也在藉小说这种形式探求着个人的表达方式，并且也有自己的新的建构。但我觉得，阿毛在小说这个写作空间中的优势并没有诗歌大，要么继续在边缘做一个小说的玩票者，要么就来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病理性解剖的女性文本
梅子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祸水女人》、《请别这样爱我》、《我是谁的灰姑娘》。我觉得梅子的小说有她的特殊性，可以作为解剖中国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创作的病理性的文本。一说是“病理性文本”，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读，其实我的意思并不完全是指作品存在的症结，而是说梅子给我们提供了可供解剖的文本形式。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所具有的创作特征，思想、情感状态，都能在梅子的小说中找到，这是些很个人化的、带有女性自恋情结的文本。个人化、自恋，纠缠于情感与身体，这可能是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女作家所共有的特点。
梅子是湖北作家，但是从梅子身上可以看到70年代这一批女作家身上共通的一些东西，概括了这一批人的共性，伤痛、绝望、叛逆都是她们这一代人的通病，她们不大去关注历史和社会，唯一可以关注的就是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她们破坏不了别人，只能选择破坏自己，破坏自己的身体。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就是要去折腾，就是要跟自己过不去，就要把自己搞得满身是伤，就是想去体验那种撕裂和痛感，就是要选择孤独。
梅子的叙事就文本而言，在内容上主要是在爱情、婚姻这样一个范畴里去进行叙事，带有70年代女性的自恋、自我膨胀的特征；从文本的表达方式来说，也非常的个人化，有一种特殊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叙事是比较散文化的，或说是情绪化的，故事、思维不连贯的方式。像梅子这种过于自我的表达，在中国并不少见，但在湖北，梅子可能算是一个特类，她是在一个相对自我、相对自闭的状态下进行着文学的写作，社会的变革，政治、经济等问题是很少能进入她的文本叙述的，就如小说中人物说的“我活在梦幻和现实的交接处，爱情和婚姻，恋人和老公构成了生活中的矛盾对立面，我分不清谁是主体，谁又该是副本。”这段话对梅子的小说创作做了最直接的概括，从创作构思上是在“梦幻和现实的交接处”，在具体的内容上则是“爱情和婚姻，恋人和老公构成了生活中的矛盾对立面”。
梅子不擅长于讲故事，三部小说都没有完整的故事，当然小说不一定要讲故事，但是会讲故事应该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梅子并不关心自己的故事是否讲得生动，而是执著于人物的情感讲述，像《请别这样爱我》的内容，完全可以用书中的主人公胡丽的自我独白来概括，“我总在别人的世界里存放自己的精神爱情，我天真地认为想像中的爱情才是最最真实的爱。转了一圈后，我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可是爱却回不了当初的起点，在我真实地明白爱情的真正内涵时，我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爱人。”或许梅子当初就是先有了这样的想法，才在想像中完成了形象的阐释。
尽管梅子小说中的女性，有的身份很社会化，像《祸水女人》中的“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女记者，但这些都是很表象的东西，如一个符号一般，是挂上去的，外贴上去的。梅子在小说中写到这个人物时，其实是很少真正去关注这些表象的东西的，没有这些表象的东西，小说中的人物依然存在，她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物自身的存在，身体的快感，肉体的撕裂感，以及灵魂的痛感，与卫慧、棉棉的那种身体写作很接近。
网络作为新媒体对作家对创作的是有影响的，在梅子的几部小说中，都能看到网络的影响。在写网络的时候，梅子有很多失控的地方，她很容易沉迷进去，像《祸水女人》中的女记者，她本来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的，她需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道义等等。但在梅子的小说中，这个女记者和她的身体是分裂的，她就是一个网络人，整天挂在网上，不像是一个在报社里工作的女记者，这一点让小说中的人物和身份发生了矛盾，显得极不协调。《请别这样爱我》中的胡丽疯狂地上网，整天在网上用无聊来打发时间，所以在小说中就有大段的聊天记录。
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作家，梅子明显地带有这一代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特征，这一代人使命感不是很强，视野不够开阔，也缺少对人性更深入地探寻，所以显得缺少大气。7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在一种夹缝里成长，不光是作家，“70后”的这一批人也都是在夹缝里生存。“50后”的作家很主流，也很强大，有自己的理想追求。“60后”作家有一批赶到“50后”的领域里去了，随后是“80后”作家突然崛起，他们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成长着，很自然地进入到市场化潮流中去了，而“70后”上不着天，下不落地，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使得他们一下子似乎什么都没有了，而接受的一切又跟不上时代，他们变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所以这一代人就非常关注自我，去表达精神的困惑，和身体的痛感，但又不确信这些东西的存在，这就是“70后”作家创作的一个特征。因此，以梅子的小说去对“70后”作家创作的特征进行病理性解剖，是有一定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