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蔡元培生平和教育活动(1)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别名鹤。又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县)城内笔飞弄一个商人世家。父光普当过钱庄经理。蔡元培十一岁时其父故去，因生前慷慨而身后萧条。其母矢志自立，典卖衣饰，克勤克俭抚养三子成人。父母的言行，对蔡元培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01年蔡元培曾自题摄影片：“山阴蔡氏，元培真名，字曰仲申，别号鹤。同治六年，冬十二月，丙申人定，爰生于越。少就举业，长习词章，经义史法，亦效末光。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越求同心，助我丁许。”概括了他早年的学习过程和思想抱负。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1879年十三岁时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学作八股文，同时阅读其叔父铭恩的藏书。在阅读《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时，都得到叔叔的悉心指导，由此走上了治学的道路。1883年十七岁时中秀才。1884年到1885年在当地设馆教书，是为蔡元培从事教育工作之始。

1886年蔡元培应同乡徐树兰之邀，至徐氏“古越藏书楼”为其校订所刻图书，共四年。徐氏书藏甚富，校书之余得博览群书，学问大进。这时蔡元培已经摆脱了八股制艺，先“迁于词章，深服膺章实斋氏言公之义”，偏于散文，对骈文及诗词不太热心；后读王伯申、段懋堂等人着作，治故训之学，偏于诂训及哲理，对典章名物不大耐烦；三、四年后又读庄万耕、刘申受之书，致力于公羊《春秋》和太史公书。1889年蔡元培二十三岁时应浙江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式为贡士。1892年再次晋京补行殿试，被录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应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这时，年仅二十多岁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思横溢、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了”。所以，蔡元培在中国古代学术方面根柢深厚，尤重儒家的思孟学派，认为“非高明之质，鲜能持其说”。又重阳明之学，认为王阳明“矫朱学(朱熹--编者)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气”。推崇戴东原遂人之欲，达人之情的思想，又深受俞理初《癸己存稿》、《癸己类稿》中一些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这些对以后蔡元培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举国震动，也给蔡元培以极大刺激，使他开始涉猎“新学”，寻求治国救民之道。特别是1899年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拔云雾而睹青天。”蔡元培学习西学有自己的特点，即他很重视研究西方的社会道德学说，在大家都醉心于《天演论》中的进化思想时，他注意到严复在书中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学观点，和亚当斯密经济学中的一些观点，如“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存，必其两益”等思想。同时力图溶合中西学术，以西方现代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史之学。

这时，蔡元培同情变法维新，对谭嗣同尤为敬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为失败之因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认为：“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因此，他弃官归里，投身教育事业。1898年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又被聘为嵊县剡山书院院长。这种以教育为手段，开通民智、培养人材，以改进社会、振兴国家的思想，后来一直是蔡元培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兴中西学堂是一所当时的新式学校，但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笃信进化论，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等旧习，随时加以纠正，引起旧派嫉恨，怂恿学堂堂董加以干涉。蔡元培支持新派教员，拒绝堂董要他“恭书”上谕“正人心”挂在礼堂的要求，愤而辞职，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元培固不畏祸”，亦不怕死，愿为支持将倾之大厦之“一木”，“无物足以奈之”。开始表示他与清政府决绝的意愿。

1901年义和团爱国运动失败之后，在有志之士救国革命思潮萌发之时，蔡元培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

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从这时起，他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培养革命人材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南洋公学特班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提倡民权、女权。邵力予、王世征、胡仁源、黄炎培、李叔同等都是当时特班的学生。1902年蔡元培与叶瀚吾、蒋智由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被选为事务长(会长)，后任副会长及评议长。组织这个会的目的在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决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作起”，“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不久又创办爱国女学。

1902年10月蔡元培为支持南洋公学学生反抗校方压迫的风潮，辞职离校。他一方面叮嘱离校学生回乡办教育唤起民众，宣传反清革命；另方面又与退学学生创立爱国学社任总理。蔡元培后来回忆说：

“本校(指爱国女学--编者)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

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上海之革命团体，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在这些学校中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并与《苏报》订约使之成为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鼓吹革命。

年因教育会内部冲突，蔡元培辞会长职务(1904年又重新被推举为会长)，离上海前往青岛，随即发生了着名的《苏报》案。蔡元培并未为专制淫威所屈服，从青岛归来后编辑《俄事警闻》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教育；支持黄兴、陈天华等组织的华兴会的武装起义活动；并在1904年倡导成立将江浙各地区各种反清力量统一组织起来的“光复会”，被推举为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蔡元培加入“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

蔡元培在从事革命教育的活动中，批判了中国旧教育的弊端，提出了自己办新教育的观点。1901年他撰写了《学堂教科论》，其中列举旧教育之六大害：以“举业”为目的，士子追求高官厚禄，为此可不择手段，“尚何暇为天下设想乎？此害于鄙者一也”；“童子之入塾也，未知善恶之道而课以明新，未习弟子之职而语以君国”，不循序渐进，次第启发，“此害于乱二也”；不顾儿童心理，“塾师之课读也，有声无义”，如小僧之诵经，使学习味同嚼蜡，久之思维与学习游离，名实相缪，心口不同，“此害于浮者三也”；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教师即以夏楚迫之，忿詈禁之，师生之间没有情爱，学生只是“屈意就范，压于势力”，“此害于蒽者四也”；由于学习既无意趣，师生又无情爱，使学童“视学塾如囹圄，见先生如狱吏”，剥削其亲和眷恋之良，而养成夫乖戾忮忌之性，“此害于忮者五也”；有的教师为欺骗学童之父兄，“多授之经，不问能诵否也；速课以文，不问能解否也”，甚至为之代笔，“此害于伪者六也”。其他害处不可胜数。他认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自私自利，无执因求果之才，见微知着之几，假公济私，乖戾忮忌，虚伪欺骗，一遇外力则土崩瓦解。为了纠正这些弊病，他提出自己对新教育的意见。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改革学校体制，立专门学校和实业学校，教授新的内容。他把学科分为三大类：有形理学，包括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无形理学，包括名学(辞学、译学)、群学(伦理学、政事学、文学)；道学，包括哲学、宗教学、心理学。

各类之下分许多细目。据此，他提出了从六岁到十七岁为止的四级共十二年的男子和女子普通教育的课程表.以及普通教育之上的专门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速成科的教学科目；并且对各科的意义，相互的关系，教学的顺序及方法都作了阐述。这份计划在当时是很全面先进的教学计划，在今天仍不失为一份有科学价值的教育文献。这时蔡元培还致力于引进、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1903年他由日文译出德国科培的《哲学要领》一书。1906年翻译了日本井上圆了所着的《妖怪学讲义录》，从理论上破除迷信。蔡元培的这些活动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评价为：“替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

06年蔡元培回到家乡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不久辞职。恰与此同时清廷拟派翰林编检出国留学，蔡元培希望能到国外学习，在京等候派遣之时曾在译学馆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一个学期。1907年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愿在使馆任一职，并和商务印书馆订约编译书籍，得到孙的资助，商务印书馆也同意每月付编辑费一百元。

在这种半工半读的情况下，蔡元培赴德国留学。

留学期间，先在柏林学习德语，1908年秋入莱比锡大学听讲，选修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着重于实验心理及美学的研究。后又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还学习德国文学。

他直接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特别受到康德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很大影响，这在他以后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中都有着深刻的反映。

蔡元培在德国四年中编着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翻译了《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学修身教科书》是用民主主义的新观点编写的，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5月将它出版，得到广泛的使用，到1921年已印了十六版。《中国伦理学史》被列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伦理学原理》被列为汉译世界名着之一。蔡元培在反对封建的道德教育，整理中国伦理学遗产，建立新的德论和德育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武昌起义胜利后，1911年12月1日蔡元培归国。1912年1月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任教育总长。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在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旧教育进行了初步的重要改革。

主要内容有：改学堂为学校；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废止贵胄学校；初小可以男女同学；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废止奖励出身等。为了普及教育，蔡元培在拟定教育部官制时创设了社会教育司。同年7月1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在会上阐明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之不同，说：“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

共和国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重申了他在同年2月提出的五项教育方针；并在会上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

虽然这次会议，因他为抵制袁世凯篡权于7月14日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未能主持到底，但会议实际上是在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会议讨论了包括教育宗旨、学校系统、各级各类学校法令等许多重要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会后教育部于9月2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即是以蔡元培的意见为依据的。以后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和新的学制。这一系列的改革，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奠定了初步基础。

蔡元培在1912年2月11日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所提出的教育方针，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也是蔡元培论述其核心教育思想--完全人格教育的一篇重要着作。蔡元培一贯主张民国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完全的人格。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生物都是循着进化的规律生生不已，不断进化。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互助、分工协力而不在竞争。

他说：“生存竞争云云，已为过去学说。最新之进化学，已不主张此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所以最高的人性或人道就是爱，也就是我国古代所谓的仁与恕，其最高的境界是达到与人类为一体，与万物为一体。这种“人性何由而完成？曰：在发展人格”。

蔡元培说人的心理具有知、情、意三个方面，“发展人格者，举智、情、意而统一之光明之之谓也”。“人格之发展，在洞悉夫一身与世界种种之关系，而开拓其能力，以增进社会之利福”。所以完全人格必包括两个方面：个性和群性的发展。“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