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养还是富养不是绝对的，在穷养中磨炼男孩的品性，但女孩的一些品质培养也需要穷养；在富养中丰富女孩的内心和情感，但男孩的内心也不能“空空如也”，他们同样需要精神食粮。有些教育的内容其实是共通的，男女混养也是完全可行的。
1.上帝选择性别，父母选择教育
男孩有男孩的长处，女孩有女孩的优点，性别本身不存在什么优劣，只是两种性别存在一些差异。
像所有母亲那样，当我孕育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总是忐忑地想上帝会赐给我一个男孩还是女孩，将来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上帝的恩赐，每个孩子都有他独特之处，父母的责任在于发掘和培养孩子的天分，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
有个关于男孩和女孩的童谣：男孩是用青蛙、剪刀和小狗尾巴做成的，女孩是用香料、糖和所有美好的东西做成的。在我平时接触孩子的过程中，发现男孩总是坐不住，他们喜欢冒险，有很好的空间思维能力，当你看见一个男孩正在淘气的玩玩具枪时，旁边的女孩正安静地给娃娃穿衣服。大多数男孩更愿意学习数学、物理等理科，女孩则更爱好文艺，情绪更为敏感。这是因为男女两性脑细胞的相互作用以及大脑总体结构和功能方面都有差异造成的，两者大脑控制的方式有所不同，男性大脑控制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的部分更发达，女性在语言和直觉方面更出色。
澳大利亚教育学家米拉姆·斯托泊德经过观察发现，在学校环境中，女孩更喜欢玩具有强烈合作性的游戏。她们常常避开那些格外调皮的男孩，趋向于选择跟读书有关的较为安静的活动。同时，她们对数学以及其他跟数字相关的活动表现出更大的焦虑。她们普遍愿意合作，因此较少受到老师的批评。
相比之下，男孩更喜欢进行耗费精力的游戏，比如爬树、你追我打。他们喜欢那些跟数学和空间感相关的玩具，面对一个数学问题往往很执着地要解决它。在得不到注意或遭遇困难时男孩更具有破坏性。这意味着老师需要在他们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男孩有男孩的长处，女孩有女孩的优点，性别本身不存在什么优劣，只是两种性别存在一些差异。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不会天生就有性别认同，经过一系列社会认知后，在成长中认识自己的性别，成为自己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所受的影响要比青春期所受的影响大得多，相当一部分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的经历都会追溯到幼儿阶段。
在广州打工的青年阿威，二十多岁的他现在无法忍受自己是男性这个事实了，当他在河南老家出生后母亲就把他当作女孩养，让他穿女孩的衣服，做女孩做的事情，直到上小学前也是如此。每次完成家务后，家人和亲戚就夸赞阿威会做家务，他觉得十分开心。但是随着青春期的来临，阿威发现胡须从下巴上长了出来，他感到十分厌恶，便开始不断刮胡子。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现在我每个星期要刮两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作为父母首先要尊重孩子的性别，当孩子小时候就让他们建立性别意识，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两性关系。倘若孩子在幼年时期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完成性别认识的任务，将来长大后会出现性别偏差行为。比如，父母要告诉孩子你是一个男孩（女孩），身体有什么特征，作为一个男孩应该怎样，作为一个女孩应该怎样。
父母为孩子选择教育，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天性。比如一个淘气的男孩，常常到处乱跑、捣乱，父母将他训练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一身脂粉气，还不如培养孩子自信果断，心胸坦荡的品质。但是父母对孩子进行过分的性格界定就不好了，这样限制了孩子的行为，对孩子的教养并不能像定义概念那样苛刻和绝对。人是双性化的，男孩子除了淘气捣蛋，也会安静下来看书，女孩子娴静美好，也能坚忍不拔，在某一方面独当一面。
林怀民是亚洲现代舞之父，他是台湾“云门舞集”舞蹈团的创办者，林怀民先生是亚洲唯一称得上大师的编舞者，他的声誉享誉海内外。林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怀民”，希望他将来可以心怀百姓，服务社会。林怀民做到了这一点，但展现他才华的地方并不是政治舞台，而是真正跳舞的舞台。
1952年，家人带着5岁的林怀民去看好莱坞电影《红菱艳》，他非常喜欢，连着看了七八遍。他在家里蹦蹦跳跳，还会跳到桌子上表演，家里的拖鞋没过多久就全坏了，因为全被他当作了舞鞋。
1961年，14岁的林怀民在文坛初绽光芒，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儿歌》，舞蹈的梦在暗暗萌发，他用得来的稿费上了生平第一节芭蕾课。1967年，20岁的林怀民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读三年级，保罗·泰勒来台湾演出，他花60元买了一张前排的票。
他说：“那是我一个半月的零用钱，我从不后悔。”
1969年，22岁的他已经发表小说《变形虹》、《蝉》，作家的坦途已经铺好。顺利拿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小说创作班的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没有人知道他在行囊中偷偷带了一双舞鞋。
他读完大学，就跑到纽约进入玛莎·格雷厄姆现代舞校学习。那是嬉皮士文化风行的年代。他光着脚走在纽约的大街上，自由自在。
1973年，林怀民26岁，回到台湾。那是一个认为跳舞的男孩子不正常、跳舞的女孩子不正经的极端保守封闭的时代。他大声说：“我有一个梦，要创立一个中国人的现代舞团。”
1974年，27岁的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它是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也是华人世界中第一个当代舞团。
林怀民的父亲在他刚成立舞团的时候对他说：“舞者是所有艺术家里最伟大的，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身体，可是你要知道，舞蹈也可能是一个乞丐的行业。”说归说，每次林怀民彩排，父亲都会去看。父亲和他讨论舞蹈里很多思想的层面。“云门舞集”做久以后，林怀民的父亲会跟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林怀民的父亲。”
如果林怀民的家人在他少年时代强迫他放弃这门兴趣，那么现在就不会有这么一位舞蹈大师了，当他的舞团成立后父亲给他很大的支持，以自己有一个跳舞的儿子为骄傲。
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性别的问题，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地方，父母要懂得发掘并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天分，而天分与性别并不完全一致，也许一个女孩拥有数学天分，在工科方面会有所建树，比如居里夫人，林徽因女士。也许一个男孩在表演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但这些天分与性别并不冲突，性别就像地基，而天分就是建在地基上的大楼，就像林徽因女士那样，她不仅在建筑方面很有造诣，还写过很多诗歌散文，兼具女性的知性和柔美。因此性别角色是发展天赋的基础。
天赋和潜能总是隐藏在平凡中，一个喜欢做针线活的小女孩，心灵手巧，这是天赋；一个孩子做事井井有条，把房间布置得合理得当，这也是一种天赋。每个人并不一定能成为天才，只要把最擅长的发挥出来，变成在社会和生活中的竞争优势，这是很现实而又合理的。
所以父母要注意孩子擅长什么，兴趣在哪里，因材施教，创造合适的环境，让孩子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才能，让孩子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成长，多为孩子创造一些机会，让孩子接触更多领域。
上帝给予男女不同特质，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男孩女孩学习对方的特质，比如女性优美的同时带有坚强，男性刚强中带有细腻。这不仅弥补了自身性别的弱项，也使这种和谐更加完美。如果所有孩子的性别没有不同，个性也被统一加工，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灰暗单调，正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一片叶子，树林才会显得生机勃勃和多姿多彩。所以，虽然性别已被决定，但父母的教育才决定孩子的将来。
2.孩子都喜欢有力量的父母
父母和孩子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喜悦，这样的教育是最有说服力的，比教条和刻板的说教更有用。
父母既是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扮演着保护者和引导人的角色。为孩子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只是为人父母的基本责任，孩子的成长不仅仅需要父母在物质上的抚养，他们更需要有力量的父母-当孩子受到伤害时，父母保护他们；当孩子伤心难过时，父母安慰他们；当孩子犯错误时，父母教导他们；当孩子考试不及格时，父母鼓励他们；当孩子生病时父母照顾他们……父母能给孩子多少爱，能让孩子从我们身上学到多少东西，取决于父母的成长程度。如果父母心里还不成熟，又怎能担当养育孩子的大任；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好，又怎么能安抚孩子；自己从不读书，又怎能让孩子学习，当父母成长到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能让孩子这个小树获得充足的养分。
平时生活中的我并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但为了我患有脑瘫的二女儿，我也在努力成长。
在美国，残疾人有许多福利，但也不是有求必应，我女儿需要的东西常常被保险公司拒绝。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我用消极的态度去接受，那就只能是这样的情况：要么女儿得不到她需要的东西，要么就得我自己来应付。而残疾人的任何东西往往都是上千美元的，就连给她买一个特殊的三轮车也要1500美元。
如果保险公司没批准，那我就要求法庭听证。平时我是一个从不争强好胜的人，然而到女儿这儿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不替她争，谁替她争啊！
每一次上听证会，我都胜利了。女儿残疾的不幸事实给了我一个锻炼的机会，使我变得坚强，有能力了，也增加了对自己的信心。
许多美国老师来到家里给她上课都说：“从没见过哪个孩子有这么多服务。”每当我听到这种话时，都觉得很快乐，更欣慰的是女儿得到了她所需要的一切，这无形中也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最后的事实是，无论生活有怎样的磨难，作为父母都要更坚强、更有勇气、更有信心。
有些时候，孩子喜欢向朋友倾诉心声，而不愿意找家长沟通。孩子认为父母不能了解他们，不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也许告诉了父母，父母也只能从他们的角度讲大道理并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孩子的思想在一天天变化，我们还停留在原地，无法跟上孩子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懂孩子在想些什么，所以父母一定要不断地补充自己，拉近自己与孩子的距离。
父母就像一座灯塔，孩子是在大海上航行的帆船，小小的帆船在充满狂风暴雨和变化无常的海上航行，高大明亮的灯塔指引他们抵达胜利的终点，找到属于这个帆船的那个港湾。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在他获奖感言中，回忆他和父亲的故事：
父亲在去世的两年前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装作以前那样轻松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当然是说的是他死了以后。
看着那箱子，我觉得父亲在他写作的那些年里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乐趣，我不应该对他预先判断。我很感激他，不管怎么说，他从来不是一个呼来喝去，惩罚不分的平庸父亲，而是一个让我自由选择，对我表示最大限度的尊敬的父亲。我常想，要是我当初偶尔能对父亲谈谈我的想法该多好啊，不管是放肆的还是幼稚的。因为跟我其他朋友的童年不一样，我从来没怕过我的父亲，我有时还认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就是因为我父亲当初就想当作家。
我必须要用一颗容忍心来阅读它-看看他在旅馆房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父亲旅行的时候总是带着它，有时上班也用它来装文件。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出差一回来，我就会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都翻出来检查一番，感受一下古龙水和异域的情调。这个箱子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的沉重的内涵。
现在就来说说这沉重的内涵。这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桌子面前，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自己的思想表达中-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正是带着这种希望，我又走到了那个箱子跟前，它还静静地立在父亲放置的地方。我全神贯注地通读了几本手稿和笔记。我父亲写了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些是巴黎旅馆窗外的景致，几首诗，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分析……我写作的时候就像一个出了车祸的人拼命要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又害怕会记起太多的可怕场景。在孩提时代，我父母一到吵架的边缘-就是他们相互不说话的时候-爸爸就会打开收音机来调节一下情绪，而音乐就会帮助我们很快地忘掉不愉快。
在父亲把箱交给我的二十三年前，我完成了第一步小说《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稿拿给父亲看，想听一点他的意见。这并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品位和智慧，或是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还因为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在这点上，父亲远比我们有远见多了。我迫不及待的等着他的消息。两个星期之后他来了，我跑过去把门打开，父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拥抱，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有一会儿，我俩陷入了那种由于异常激动带来的无言沉默，后来，等我们平静下来开始说话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夸张的语言对我和我的处女作表达了他的强烈信心：他告诉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赢得像站在这里接受这个奖项这样的无限快乐。
帕慕克的父亲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后来把写作当成爱好保留下来，小帕慕克常看见父亲从手提箱拿出纸和笔记本写东西，父亲的皮箱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父亲写作的场景刻在了帕慕克的心里，无言而深沉的父爱支持帕慕克坚持创作，在父亲的影响和鼓励下帕慕克不仅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更超越了父亲。父母在某一方面做得出色，成为孩子的偶像，孩子会因为有这样的父母而骄傲。也许父亲只是某个公司的普通员工，平时爱好烹饪，做得一手好菜；也许母亲爱好吹口琴，不仅赢得别人的夸奖，而且还参加了某个社区的表演，孩子看见父母专心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不仅为父母骄傲，孩子也会产生我要成为爸爸妈妈那样的人的想法。父母和孩子分享成功的经验和喜悦，这样的教育是最有说服力的，比教条和刻板的说教更有用。
3.因材施教，因人制宜
智力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以语言和逻辑能力为核心，通过整合的方式存在着的一种智力，而是各种智力彼此独立，以多元方式存在着的一组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