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镇龙沟村一队是我祖籍老家，因系上海市区近郊故属粮棉蔬菜夹种地区，平时比较忙碌几乎天天有活干。
在老家我没有至亲，仅有祖父传下五间房子，我和伯父各得一半。伯父是早已发展到杭州生儿育女事业有成。祖父母全靠伯父母养老送终。在队里我是小字辈，上有叔伯辈、公公婆婆辈，但他们都是顾姓张姓卫姓三大族，王姓仅有两家，和我的关系已是五代以外的了。他们知道我是响应党的号召来农村的所以各方面都很照顾。干活时悉心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学习，田间农活我还能凑合着干，就是硬手硬脚少点柔性，更没有巧力。那时农村干活实行定额计酬制，工种之间难免有不合理之处，农活和农活之间有的工分挣的多有的挣的少，常常会出现抢工分现象。因为我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藏有一笔退职金，暂时还不需要靠挣工分来过日子，讲的政治一点，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是专拣重活累活干，遇到抢工分活儿就退避三舍，反正我累了就休息在家里捧起书本学习，拿起笔杆写作。我写过诗歌，写过短篇小说，我投稿但给我的回报一律是退稿。编辑们连鼓励我的片言摘语都没有，可我没有泄气，雄心依旧，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曾计划写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为“东海滩畔”，拟好写作提纲，我是伏案勤奋写啊写啊。
正苦于缺少生活，缺少素材时，农村掀起了******运动，也就是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当然我不能置身事外。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我身历其境，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谁都得紧跟，当有的干部跟不上形势时，就被拔了白旗。我们龙沟高级社姓卢的支部书记被拔了白旗，换了个姓朱的当了书记。他发现我们队的队长也有消极情绪就把他给撤了，书记见我积极听话，竟然把我推上了队长的位置。天啊，可我对农业技艺一窍不通，如何去领导生产。可我知道那时只要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干，跟得越紧越好，这就是大好形势，反正全国都是一样在这么搞。我竟然脸不红心不跳，当起了生产队长。上面说要增产，需广积肥，于是我带了一帮积极分子到每家每户去扦地脚泥，说是很有肥效。又在浜滩上挖好多坑，用麦柴熏黑了就是肥料。还在几只小园沟里用乱柴乱草浸泡，等水发黄后都是肥料。老农们虽然跟着我干，但他们心存疑虑怕是劳民伤财，可我是充满信心。上面交代的任务全部出色完成，社队干部按上级要求都要搞试验田，我的一块小麦试验田按指令土地需要深翻四十公分，麦种要播80斤。我的副队长是个中年妇女，她说小麦每亩产量才150来斤，麦种要占收入一半多没听说过，她还说上面的土是熟土，有利种作物，如翻到下面40公分都是生土，不利种植，说什么她都是反对。我知道她生产有经验，也懂得她说的是实话，可我这么做来自上面的指示，也许上面有更深层的道理，反正我是不懂一切照做就是。
有天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我安排大家去挑生泥，为麦田施肥。到了田头见小河里冰冻已渐渐融化，但滩涂上面尚有冰花，我是队长当然应带头赤着脚，拿了铁锹第一个闯进河滩，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脚碰到冰尖，像被针在刺、刀在割，痛的实在难忍，我急忙往岸上跑。我把脚上沾的泥巴在河水里冲洗时，脚已麻木得什么知觉都没有。可我见到野囡叔和雪林公两人坚持闯在河泥里为我们垦泥，我细细观去，他们的小腿毛孔里出现血丝。这会儿我才明白农民可不好当。他们的任劳任怨，不怕累不怕苦的精神感动着我，他们思想淳朴相信党，他们心里明白党所领导的一切都是为农民好。我提笔写了两篇报道，分别被川沙报社和川沙广播采用，朱书记是特别高兴，对我已是刮目相看。这期间农村的组织体制一直在创新，从原来的区、乡、高级社，变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下面先是搞起国营农场，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再发给零用钱分三元五元八元十元不等。后又搞军事化成立营部连队，当然排级就是生产队了。我被调到连队办公室当连队会计。
农民们敲锣打鼓献四宝（即金、银、铜、铁），把每家每户的铁锅全献出大炼钢铁，大型农具全部作价归社队。农民吃食堂有个口号，“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饭”，食堂里供应的饭菜都是自给的，河里养的是鱼，猪棚里有的是大肥猪，还有饲养的鸡鸭蛋什么的。蔬菜品种更多了，每天换口味，花郎菜是荷兰引进的新品种，到市场里可卖好价钱，上海市民特别喜欢。自食堂化以后，农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花菜进了食堂放在大锅里煮炒，结果成了豆渣样。都觉得没怎么好吃。农民们正在欢呼共产主义生活的提前到来时，上海市副食品告急。那时川沙县是江苏省的，但上海市委特别邀请近郊蔬菜地区的支部书记开会。住的是国际饭店，招待特别好，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到会场慰问讲话，开完会朱书记回来说，在餐桌上吃到翁菜，我们知道翁菜品种粗幌，如不及时采摘，可成蔓藤作物，上市的翁菜长度可当裤带。也许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的副食品。一九五九年中央就把整个松江专区再搭上一个崇明岛划归了上海市。
以后体制又有了大的变动，整个北蔡公社一分为二，即南片仍为北蔡公社，北片另成立花木人民公社。花木公社的领导班子几乎全是上海市委调派来的，党委书记姓马，公社主任姓宋，行政级别都很高。公社下面设立若干大队，下面再设生产队，撤销连队后我又被调往大队担任总会计。
龙沟大队有十五个生产队，九个食堂，都配备小会计，生产队会计要向大队报账，年终配合大队总会计搞结算分配，这是农民一年的希望。食堂会计对食堂要每月结算盈亏，大队还配有助理会计、出纳、统计，这是属于总会计领导下的财务体系。公社有财务部、全面领导全公社的财务工作。部长姓薛是无锡人，经济学家薛暮桥据说是他本家，他原是国棉十九厂的计划课长，他政治经济学理论学的很高深，但对农村财务就不大熟悉了。
我担任大队总会计以后，原先时刻牢记的作家梦想渐渐淡去，我更注重于现实，一门心思钻研在会计业务堆里，对前任做的账目进行琢磨，得出会计核算的一套规律。所以当全公社成立食堂需建立账册时，我帮助公社财务领导设计出一套食堂会计科目，并由我对全公社食堂会计培训讲解。我打算盘能左右开弓，不管加减乘除计算速度奇快。讲起算盘，得益我在粮食局时，那时粮食统购统销，农村搞三定一包时，有一整套统计报表，派我去负责的是三林乡。出来协助计算的七八把算盘都是高手，我也就跟着学了点。当然我没想过要搞这一项，谁知日后真的会派上用场，可以说我这个会计年级轻能力又强，在整个花木公社是有点小名气的。
一九六零年始，有个拖着两条辫子的朱艳芳姑娘扰乱了我宁静的生活，她是同乐大队第一食堂的会计，原先她在公社文化馆时和公社许多干部一起到龙沟大队劳动时，我们早就熟悉。她美丽聪慧，天真可爱，虽然我们有时互相说笑，可在恋爱方面我是想都不会去想，因她太年轻，比我整整小了八岁。六零年起开始三年自然灾害，公社精简一批干部，领导要她仍去中心校教书，她嫌教书苦，因贪玩故选择到自己大队当食堂会计。以后在财务一条线她和我一起活动的机会较多，她主动对我示好。我们先是通信，互倾爱慕以后约会到影院剧场，她明知我大她八岁，母亲在台湾，我不知道她在家长面前如何说得能够过关？结婚以后她对我讲了我才知道，她谎报了我的年龄，我的丈母娘只知我比她女儿大四岁。说我母亲在台湾，她也问过有关领导说是没有关系。
一九六一年元旦我二十七岁，她十九岁（虚岁），我们正式登记结婚，按照家乡习俗我办了酒席，招待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我的妻子是个沪剧迷，沪剧唱的极好听，在文化馆时曾组织人员排练大型沪剧，到各大队巡回演出。人们赞美她是花木公社的当家花旦，其实她考进过上海艺华沪剧团，录取通知书被她任教的同乐小学校长压掉了，当她得知后与校长产生隔阂，向上级反映，后就被公社分管领导把她调往公社文化馆。
我们结婚以后生活当然是美满幸福的，可等着我的将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