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徐悲鸿一家移居南京之后，搬了两次家，生活很不安定，大儿子徐伯阳才一岁多，蒋碧微又怀上了女儿徐静斐。他们从石婆婆巷搬到丹凤街的中大宿舍，苦熬了两三年，终于在1932年搬进了位于傅厚岗6号的新居。
这幢西式的两层小楼拥有花园和阳台，两株枝繁叶茂的大白杨树遮挡着徐悲鸿画室西晒的阳光，环境十分惬意。如今，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这幢小楼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这个花园别墅式的小洋楼里，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海派优雅与欧式情调。
在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小院落里高朋满座。
据说，由女主人蒋碧微组织的文化沙龙和名流派对让徐家公馆一度闻名于南京的上流社会。
徐悲鸿却给这个新家冠名为“危巢”，意为“居安思危”。他对蒋碧微在这座“危巢”里安排的各种社交活动丝毫不感兴趣，常常早出晚归，甚至滞留在中央大学一心作画，不回家。夫妻俩的关系貌合神离。
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校园内的体育馆是一座老式建筑，1949年前的风貌还一直保留着。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绘画教室，徐悲鸿授课的画室也在这里。
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他是个社会活动家，而他参加的社会活动也大多与美术教育和艺术理论探索相关。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掘人才，并予以栽培提携。
徐悲鸿生前有不少照片都是与学生们在一起合影的。有一张拍摄于1933年5月的巴黎，镜头中都是由他举荐选送到法国的留学生，其中不乏日后成为一代大家的艺术大师。王临乙、吕斯百、艾中信等，这些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徐悲鸿亲自挑选培养，并举荐选送到法国留学的高材生。
自1927年徐悲鸿结束欧洲的学业归国，时隔六年，徐悲鸿再次出现在法国巴黎。这次，他不仅仅是前来看望这些学生，更重要的是，带着一批优秀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来欧洲办展览。
1933年5月10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中国当代画家作品300多幅，约有3万人次前来参观。大评论家加米勒莫克莱在《费加罗报》和《民族之友》等报刊发表了3篇评论，赞扬中国绘画艺术。欧洲各大报纸也争相报道此次画展并发表评论文章。原计划一个月的展期，由于观众太多，又延长了半个月。
徐悲鸿的《古柏》、齐白石的《棕树》、张大千的《荷花》等12幅中国近代佳作被法国政府收藏。自这次画展之后，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特辟了一间中国画陈列室。
当时处于战乱中的中国，国力孱弱，无暇顾及中国艺术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但这一次，徐悲鸿带去的作品征服了西方世界，欧洲观众第一次如此集中地领略了中国画的魅力。紧接着，徐悲鸿又接到了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的邀请，于是他将所带去的中国画家的作品悉数送往上述各国展览。几乎每到一处，都掀起一阵中国艺术的旋风，受到公众热烈的赞誉。徐悲鸿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在中西文化的长河间摆渡。
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于当时的各大报刊上。名教授、大画家、把中国美术介绍到欧洲的先驱……然而，所有这些溢美之词和耀眼的光环却无法囊括徐悲鸿当时生活的全部，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危机。
就在巡回展期间，蒋碧微无意中发现徐悲鸿原来一直在和一个她最不想见到的人保持着通信，为此，夫妻二人又是一番争吵。
原来，徐悲鸿曾向蒋碧微坦言，他因为爱才，专为一位名叫孙多慈的女学生额外辅导，还带她到画室参观，为她画像。有一天，这个年轻的姑娘跟徐悲鸿聊起自己的身世，说到自己的父亲原是孙传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的军队兵败，她的父亲曾被关进监狱，一家人终日生活在不安与惶恐之中。听到此，徐悲鸿顿生怜悯，不禁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担忧，对她说：“无论如何，现在有一个人在关心你！”说着，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孙多慈，就是与旅欧期间的徐悲鸿一直保持通信的那个人。这位江南才女，性格温婉，19岁那年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她刚一开始作画，就得到老师的赏识。
徐悲鸿向妻子坦言他与这位女学生的交往，蒋碧微听后如同五雷轰顶。虽然徐悲鸿声称自己并不想和谁离婚，和谁结婚，只是看重孙多慈的才华，想好好栽培她、引导她，使她成为有用之才。蒋碧微还是无法接受，从此开始了对丈夫更多的猜忌。
就在赴欧洲举办中国书画展之前，蒋碧微曾命佣人将他们南京新居中新栽的枫树苗全部连根拔起做炊火之用，起因也是孙多慈。被烧掉的枫树苗是孙多慈特意买来，为祝贺师长新画室建成用来装点庭院的。徐悲鸿从此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并刻下了一枚“无枫堂”印章，足见他对蒋碧微烧树苗这一举动是多么的耿耿于怀。
渐渐，师生恋的传闻开始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仅让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徐悲鸿夫妇的关系更加恶化，也让年轻的孙多慈饱受非议与委屈。外界的压力反而让徐悲鸿与孙多慈走得更近。终于有一天，徐悲鸿给蒋碧微寄去一封信：“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不可能。”
艺术家徐悲鸿不会撒谎，在艺术上“求真”，在情感上亦是如此。他离开南京，离开了被他命名为“危巢”的家，前往广西。他随身带着一颗红豆和一张绣着“慈悲”二字的手帕。这都是孙多慈寄给他的，她取徐悲鸿的悲和自己名字中的慈，合在一起正好是“大慈大悲”。
才女孙多慈，在如花的年纪，本有着光明的未来和众多的追求者，但她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闯入大画家徐悲鸿的感情世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生也逃脱不出这段情感阴影。
就在此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通信、交通都变得十分困难。
徐悲鸿首先回南京想接妻儿去广西避难，却遭到蒋碧微的拒绝。他并不知道，与自己已经感情破裂的妻子，正被另一个男人，国民党政府要员张道藩护送，前往重庆。
1937年11月，徐悲鸿也来到重庆，试图在战乱之中与蒋碧微修复感情，却不料吃了闭门羹。蒋碧微在书中回忆道，徐悲鸿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间痛苦起来，抽抽搐搐地说：“记得在南京大轰炸的时候，我们一道躲在防空壕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闹了，时局已经糟到这步田地，再闹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徐悲鸿万万没有想到，心已死的蒋碧微竟然表现得极为冷漠，只跟他谈每月交出薪水一半作为生活费的事儿，不愿与徐悲鸿重修旧好。一个知识女性自有她的骄傲，此时的蒋碧微对徐悲鸿已经再也生发不出当年少女时的爱恋，经过岁月的磨蚀和婚姻暗礁的冲撞，他们的感情彻底地走向了破裂。也许两个原本就志不同道不合的男女走到一起，这样的结局在所难免，但是对于一个内心柔软、敏感重情的艺术家而言，蒋碧微的冷漠还是让徐悲鸿痛苦不堪。他曾在给友人郭有守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家庭之变，早至无可挽救，且分离日久，彼此痛痒不复相关。今幸碧微振起奋斗，力谋自立，又蒙诸至友如兄等扶持，有所工作，亦足以慰藉其痛苦之心灵。弟精神日疲，不能自存，而责任加重，命运偃蹇，日暮穷途。”
既然蒋碧微拒绝和解，徐悲鸿也不再强求，当即收拾衣物从重庆的家搬到中大宿舍居住。
在那个无家可归的夜晚，徐悲鸿独自在四川的嘉陵江畔徘徊，忽然有一个身背竹篓捡拾破烂的妇人蹒跚地向他走来。看到这样的情景，徐悲鸿本能地从身上掏出了自己所有的钱，塞到老妇人手中。那老妇人却十分意外，望着他发呆。此情此景让徐悲鸿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自己从贫苦人家走向大千世界，如今他已四十多岁，而国家却依然穷困，百姓依然贫苦。于是，他回到画室，立刻提笔画下了著名的画作《巴之贫妇》。
当画家绵软而敏感的内心被触动，真实的情感便化成有力的线条与色彩，爆发出艺术的力量，感染无数的观众，不分阶层，甚至不分时空。
2010年12月10日，徐悲鸿于1938年在重庆创作的《巴人汲水图》在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主办的秋拍会上以1.71个亿成交。
此画早在1938年一经展出即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当即提出重金购买。徐悲鸿为抗日救国筹款，依原样重新绘制了一幅。现存于世的两幅《巴人汲水图》，一幅藏于徐悲鸿纪念馆，另一幅被印度公使购买后，流转了72个春秋，让无数收藏家倾倒。
耐人寻味的是，徐悲鸿第一幅突破亿元大关的作品，不是奔马，不是雄狮，也不是他的历史题材油画，而是四川嘉陵江边挑水的老百姓。这幅画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构思了很久，画的就是重庆大学对面的松林坡。当时徐悲鸿的许多创作都是在煤油灯下完成的。勤劳淳朴的人民激发着画家的创作灵感，徐悲鸿再次把自己画入作品之中。在《巴人汲水图》中段那位穿长衫的人就是他本人，虽是一介书生打扮，却和其他人一样挑水，他认为自己也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画面中的徐悲鸿自画像，眼神中充满了对下层贫苦百姓深沉的爱怜与同情。
徐庆平分析《巴人汲水图》时，告诉我们：“为了表现劳动者的辛苦劳作，徐悲鸿用大角度人体来表现每一位人物。其中一位挑水的妇女，画得非常结实，非常纯朴，但同时也表现了劳动者的尊严，和米勒笔下的劳动者一样，心灵非常纯洁、高贵。画作中居前挎水的一个人头上带有伤疤。因为南方的天气太热，人的头上经常长疥疮，长了以后会留下疤。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刻画出一个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可是又被画家画得很美。它栩栩如生地描画出那个时代下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所处的环境，这个伤疤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美。”
“通常西方画多用横幅，特别是带景的一定要横幅，这样，景物才能有更多的空间去表现，竖着的话空间太小了。然而《巴人汲水图》却是竖幅的，自然，其构图的难度也更大了。徐庆平说，父亲徐悲鸿曾回忆此画在重庆图书馆展出时，别的画都是顺着挂，唯独这幅画挂在楼梯旁边，竖着的，又特长，正合适，特别轰动。“所以是非常富有人情味、非常有画家自己的感情寄托，真正想要感动上帝的这样一幅作品，替人类申诉，用他的话讲叫替人类申诉的作品。所以这幅作品也是徐悲鸿人物画中的一张杰作，能够体现他的艺术观和价值观。”
这幅作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是真实记录民众生存实况的艺术珍品。它无以替代的艺术价值正是作品完成72年之后能拍出1.71个亿高价的原因。
一个能如此点石成金的名画家，生前却并不看重金钱。除了给那个回不去的家按月给付妻儿的生活费之外，徐悲鸿的收入不是全部捐赠出去就是购买书画藏品，而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他一直视自己是劳苦大众的儿子，是正蒙受苦难的华夏子孙中的一员。
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徐悲鸿开始四处奔走举办筹赈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