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产业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高等教育是生产知识的产业，是生产高科技的产业，是生产人力资本的产业，是生产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一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和劳动者的行业。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即把科学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把科学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中的第一要素。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综合国力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无论就其中哪一方面实力派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具有产业属性，这是毋庸置疑、无须争辩的客观存在，它在现代社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比土地、资本等更为重要的作用。人们都承认劳动工具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劳动工具的工广、企业，理所当然地是产业，即第二产业。人们也承认知识、科技乃至人力资本都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那么，生产科技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什么不是产业呢？显然是说不通的，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高等教育当作是一种产业，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可以建成支柱产业。二是教育是有投入有产出的增值的生产性活动，教育可以创造出比自身培养费用和养活子女费用要高得多的价值，不仅有广阔的市场需求潜力，而且可以给投资者带来颇丰的经济回报和效益。1998年我国高校科技企业销售总额达到185亿元。可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有投入有产出的产业，而且是一个可以创造出比投入要高得多的价值的产业。三是教育是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第三产业，是具有庞大队伍的“朝阳产业”。教育产业是美国经济的第三大支柱产业，仅教育服务一项每年收入达2000多亿美元，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达200多万个，美国人普遍认为教育是最好的投资，其教育出口列在出口业的第四位。四是教育部门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除政府补贴外，不足部分应由社会和受教育者的家庭和个人补偿。
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教育提供的属于纯公共产品，具有社会公益性，体现社会公平，应由政府或慈善机构举办，就不能算作产业。如果属于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和赢利性，应进入市场交易就是产业，政府不应包办，否则会付担低效或浪费的代价。如果属于准公共产品，则带有两方面的属性，财政支持与市场竞争并存，兼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和产业属性。因此教育产业的界定，主要是教育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或模式可能具有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属性。因此，不能不区分发展阶段而笼统认定教育就是产业的观点，也不能一概否定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观点。实际上，从教育的现实存在形态来看，教育既不可能全部成为公共产品，也不可能全部成为私人产品。有专家指出，教育服务可具体划分为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基本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基本上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和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等不同类型，其中，政府主要提供的是前两种，第三种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提供，而后两种主要由社会和个人提供，完全可以按照产业机制运作。从成本分担机制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存在着三类教育劳务的供给：公益性教育由政府和非赢利、非政府机构提供，受教育者无偿消费；非公益性、非赢利！生的教育劳务也由政府和非赢利性、非政府机构提供，受教育者在消费时需要支付教育劳务的全部成本或部分成本，供给教育劳务的机构不能从中赢利；赢利性教育劳务的供给，受教育者在消费时不仅支付教育劳务全部成本而且使提供教育劳务的机构赢利。因此，确切地讲，在非公益非赢利性的教育领域，有引入产业运作机制的必要。
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教育产品的准公共性决定了它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这就必然要求公民在享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也要尽相应的义务，如支付一定的学费，为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的教育服务支付一定份额的劳动报酬，以补充政府拨款的不足。由此可见，大学虽然是非赢利性机构，但它是包含着经济活动的产业部门。有人认为发展教育产业会危及教育的公正性，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公正和公平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实现教育公正和公平的途径也从来就不是惟一的。教育公平并不是教育资源的完全平均分配，真正的公平应该体现在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或者说体现在一个人享有教育资源的多寡及人的贡献的基础之上。然而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总是稀缺的，根据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或预期贡献为依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发展教育产业，能够保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稀缺资源按照获得与贡献相适应的原则来分配，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公平。也有人担心，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当作产业来发展会淡化政府的职能，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发展教育产业与政府分担的教育发展职能并不矛盾，教育产业并不意味着所有教育机构都完全按市场化操作，教育产品也并不完全是绝对意义上的商品化，教育产业是特殊的产业，是不同于一般性运作的产业，教育产业为发展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是在政府发挥投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促进教育发展，是进一步挖掘政府和社会的潜力，适度超前发展教育的有益探索，所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走产业发展之路和政府承担发展教育的职责并不矛盾。教育的非物质性的产业属性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有人以其并非物质生产部门，成果具有非物质性来否定教育产业，甚至担心会给人们造成误导。这些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生产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是有投入、有产出的增殖的行业，有一定的市场，存在着供求关系和竞争机制，价值规律等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国家把它列为第三产业来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目前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它既有公共产品的一些性质，也有私人产品的一些性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的创新、生产、传播与应用，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及其相互关系，随着知识经济与终身学习时代的来临，教育作为知识产业的组成部分，具有提高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具有创造和生产知识功能。此外，教育服务的提供，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这种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消费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教育具有一定的产业属性。
3.高等教育走产业之路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选择。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是短缺，而现行的教育体制在资源配置上效率不高，效益不佳，这使得教育的供需矛盾、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在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需要产业和市场化的方式，筹措教育资金，增强社会整体教育发展能力，并对高等教育的各要素重新进行组合，使之发挥最佳的效益。
对于解决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第一个突出矛盾，即持续增长的受高等教育需求与现有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高等教育输入产业血液，能够从根本上予以解决。这是因为教育产业的直接功能和目的就是解决教育经费的短缺问题，而经费的短缺恰恰是产生教育供需矛盾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完全解决发展教育所需的资金问题，因为教育投入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完全依靠政府会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走产业发展之路，动员社会力量为政府分忧。
对于第二个矛盾，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与现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走产业发展之路可以把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从而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不但能够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及时根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选择教育的内容和学习的专业，进而在教育形式、教育内容、管理方式、服务手段等方面都将更有活力和效率，使大学按照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和有效利用，充分激发内部要素，挖掘潜力，有效提高人、财、物等资源的使用效率，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需求。
经过经济体制改革，现在中国企业具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分担政府的部分教育职能，如一些企业结合自己的生产实际，建立科研机构、实践基地，具有走产业发展之路的现实可能性。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于教育投资的比重不断加大。部分家庭已经能够承担较高成本的子女教育费用。据统计，上海市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家庭已达16％，其中有48％的家庭愿意把子女送入费用支出较高，同时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学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国家计委最近一次调查表明，国民为子女教育做准备的储蓄金额占总储蓄金额的44％。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区域差异，致使教育需求出现多样化和层次化，这为教育产业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先行起步准备了积极的外部条件。
经过多年的改革，人们的观念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举办教育的职能不应完全由政府承担。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为教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产业化的探索与发展提供现实基础。
投资体制的创新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因此，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就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必须坚持的具有全局性和基础意义的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要加大教育投入，就要采取措施，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满足公共教育要求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教育投入机制。
一、增加政府投入，改善办学条件
我们在更多关注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也应论及政府的投入，其实发展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很重视教育发展，世界各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早就达到5％以上，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不仅达不到，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下降趋势，如1990年这一比例为3.04％，1991年为3.0％，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4％，1994年和1995年为2.46％，1996年为2.34％，1999年略有回升，为2.79％，但这个比例距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的目标（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尚有很大距离，目前美国的这一比例是5.8％。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高教资源严重不足，办学经费普遍短缺。特别是经过近年超常规加快发展，许多大学再持续发展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据统计，2000年与1998年相比，生均占地从86平方米下降至64平方米，生均教学仪器设备从5526.5元下降到4984.5元，生均图书从109.5册降至76.4册。可以说，政府长期的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无论是对中央财政还是对地方财政来说，都是一种两难的抉择，邓小平同志指出：“宁可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速度放慢一点，也要把教育搞上去。”为此，必须压缩各级政府其他方面的财政开发，以确保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资金。
“教育是政府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教育投入是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政府将以更大的精力、更多的财力发展教育。”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对教育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略地位的认识，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途径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把实施科教兴国、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第一要务，切实加大政府投入。
由于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主要是公共产品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是教育投资的主体。将教育作为政府的一项最重要工作，将教育投入纳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范围，对于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确保政府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