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信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合一，不可分离。义利合一在孔子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义利不分。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不应该出于私利的考虑去做。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符合伦理的目的。所以，《论语》中“放于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
孔子认为强调个人的主体性而不同时强调其责任是极易坠入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的：在学理上并不包含“损人利己”这一向度的个体主义在操作上则通常难以守持。对此孔子是存有戒心的，例如他发现：“放于利而行，多怨。”虽然在他看来谋取个人利益并无什么不合理之处，他尚且鼓励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是所谓“君子取财有道”，但如果因此而招致“多怨”，则说明此一“己”已经“损人”。孔子的意思是说，“利己”与“损人”在实践上具有可能的联系，但这一联系又不是必然的。
后儒不理解或理解偏歧了，以为“利己”则必“损人”，如程子所云“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朱子所谓“凡事只认已有便宜处便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这已经是对孔子的极端化了。但如果不是这种我们以前俗谓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在指出个人作为独立不倚、“自由自决”的主体这一意义上，那么孔子还是时有谈论的。例如关于为友之道，他建议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其学生子游也告诫过：“朋友数，斯疏矣。”所谓“数”通解为“烦琐”，即言谈细密啰嗦、不留余地，换言之，就是自以为是，以己之意强加于人，以过度的自我主体性而侵凌了他人的自主性。显然，孔子的为友之道就是对朋友作为自我意识包括自尊的、自由自决的并能承担其行为结果的个体因而必须持之以有距离的敬重。
人生的幸福与苦恼全是由自己的观念所造成，所以释迦牟尼说：“名利的欲望太强烈就等于是跳进火坑，贪婪爱恋之心太强烈就如同沉入苦海；只要有一丝纯洁清净的观念就能像火坑变为清凉水池，只要有一点警觉精神就能使火海变成幸福乐园。”可见意识观念略有不同，人生的境界就会全面改变，因此一个人的所思所想必须慎重。
有一次，孔子和几个学生在一起谈心，他鼓励大家大胆地说出自己真实志愿。子路最为志大，说：“一个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我去治理它，三年时间，就能使大家充满勇气，并且又很守规矩。”冉有和公西华一贯比较谦虚，一个说：“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我可以在三年内使人人富足，至于礼乐教化，那还要靠别人来帮忙。”另一个说：“我的本领还不够，但愿意不断学习，在祭祀和外交典礼上，我可以穿戴整齐去做个小司仪。”
最后轮到曾子，他铿地一声停止了弹琴，站起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事是：暮春三月，穿着轻便的春装，和五六个朋友一起，带上六七个小孩，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孔子听了，深有感慨，长叹一声说：“我的志愿是与曾子一样呀！”
10．不要使自己的格局显得太小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
三军可以丧失统帅，但是一个人的志向却不可以改变。志，就是指人的志向、志气。“匹夫不可夺志”，反映出孔子对于“志”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它与三军之帅相比。小人物也不可没有志向，没有志气，为人处世，你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等等都会检验到你是不是一个“有志之人”。志，决定着人的格局大小。
汉代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出川漫游，一篇《子虚上林赋》博得了海内文名。博雅之士，无不以结识司马相如为荣。但司马相如放任不羁，又不治生业，一派浪荡公子相，显得没志气。
这一年，司马相如外游归回成都的路上，路过临邓。临邓县令久仰司马相如之名，恭请至县衙。此事惊动了当地富豪卓王孙。也想结识一下，以附庸风雅。但他仍摆脱不了商人的庸俗，故而实为请司马相如，但名义上却是清县令王吉，让司马相如作陪。司马相如本来看不起这班无才暴富之人，所以压根没准备去赴宴。
到了约定日期，司马相如却没有来。卓王孙如热锅蚂蚁，王吉只好亲自去请。司马相如驳不过王吉面子，来到阜府，卓王孙一见他的穿戴，心中早已怀瞧不起之意，司马相如全然不顾这些，大吃大嚼，只顾与王吉谈笑。
忽然，内室传来凄婉的琴声，司马相如一下子停止了说笑，倾耳细听起来。原来这是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所奏。司马相如弹了一曲《凤求凰》，向卓文君表达爱意。卓文君也爱慕司马相如的相貌和才华，当夜私奔到司马相如处，以身相许。两人一起逃回成都。卓王孙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发誓不准他们返回家。
人贵有志，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也。司马相如追女孩有一套，但在为人处上欠妥，给人一种格局太小的印象。他如果收敛一点，讲点礼仪，装得像有志气的小伙子一样，未来的岳父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
为人处世不能失志，失志就可能失相。听到好话一定要加以分析，看看好的背后是个什么；听坏话，也要分析，看看坏处后面还有个什么。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身，虽逆必听而且要改过；甜言悦于耳而害于身，虽甜必拒而且要清醒。
人的欲望是各方面的，大到权势财富，小到想成为“能人”。有一种人在生活中显得很“活跃”，什么事都离不开他，俗话说，“别人挑大粪，他也想伸只指头。”这种人是被一种不正常的欲望支配着，造成了不好的名声。这种人的格局同样很小，不是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大格局。
所以与人交往，你得注意，捕风捉影的话不要说，说话办事要有真凭实据，如果我们向对方说的悄悄话，如风如影，纯属无稽之谈，那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对一个人的隐私更是不可在私下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如你发现某某与某某在搞办公室恋情且把它传出，当事人可能恨你骂你，伺机报复你，甚至当面计较，对抗，要你说出个所以然来，你怎么说呢？
违纪泄密的话不要说，小至单位大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都有秘密，只能守口如瓶，不可泄露。有的人轻薄，无纪律性，就私下把机密“悄悄”出去了，弄得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如获至宝，拿去作为谋利的敲门砖，给单位乃至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即使诸如涉及人事变动的内部新闻，你也不要去向有关的人说悄悄话，万一中途有变，你如何去安抚别人呢？如果为此而闹出了矛盾谁负责呢？向亲友泄秘，不是害人便是害己。你一片热心向他说了悄悄话，他可能认为这是泄露机密，于是，他当面批评、指责你，甚至状告你，你的体面何在？有些人并不喜欢听那些悄悄话，他不领你的情，这就没有意思了。“多情应笑我，早生白发”，还是封锁感情，守口如瓶吧。
披露悄悄话的话也不要说，要知道这世上有些人很怪，情投意合时无话不说，无情不表；一旦关系疏淡，稍有薄待，便反目成仇，无情无义，甚至添油加醋，不惜借此陷害，从而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殊不知，这些抖出悄悄话的人，也要吃亏的。我·们知道，悄悄话大多是在两人之间传播，试问，你一个人能够证明我有此一说吗？甚至对方出于愤怒会狠狠还击，跟编小说一样编出你的悄悄话，以十倍于你的兵力将你置于有口难辩的境地，纵然两败俱伤，也没有白白被你出卖。结果如何呢？你本是讨好卖乖，求名逐利，或发泄私愤，算计别人，不巧却被悄悄话所害。所以，假使你听了悄悄话，也没有必要往外抖，任何人在这个世上都有一片自由的天地，还是讲究信义，以善良为本，何必让人反咬一口呢？
中庸处世，对于上级的工作一定要支持配合；对于朋友一定要信任；他所信任的人，一定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这样才能相互激励，所以不要交那些乌七八糟的不如自己的朋友，否则就会把自己带坏。有了过错，千万不要害怕改正。改正了对自己有好处，不改正就会积恶满盈，自食其果。一个修行的人，怕就怕自己没志气，陷入鸡毛蒜皮的小事中。
11．吸取“阴恶祸深”的教训
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
——吴兢《贞观政要》
“恶忌阴，善忌阳，故恶之显者祸浅，而隐者祸深；善之显者功小，而隐者功大。”洪应明告诉人们，一个人做了坏事最可怕的是不容易被人发觉，做了好事最忌讳的是自己宣扬出去。所以做坏事如果能及早被人发现，那灾祸就会小些，如果不容易被人发觉，那灾祸就会大些；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而自己到处宣扬，那功劳就会变小，只有在暗中默默的做好事才会功德圆满。
历史上有关“阴恶祸深”的教训太多了。
汉成帝刘骜登基后，王曼（皇太后王政君的二弟）的寡妻带着儿子王莽住在宫中。王莽城府极深，深不可测。他态度谦恭，生活俭朴，读书好学。他侍奉母亲跟寡居的嫂嫂，抚养亡兄的儿子，都十分尽心。他结交有才干之士，彬彬有礼；侍奉叔伯，委曲迁就。大伯父王凤，是军中最高统帅，患病时，王莽日夜在床前侍候，亲自尝药，数月蓬头垢面，连梳洗换衣的时间都没有。王凤深受感动，临死前，向皇太后王政君及刘骜推荐王莽，使王莽越级升为射声校尉，成了北军八大指挥官之一。他五叔王商是成都侯，跟当朝不少名士，也一再推荐王莽。不久，王莽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显露自己优点的后面深隐一种险恶的用心，一旦得志后，其恶便开始显露了。
卫尉淳于长，十分受宠，王莽认为是他前进途中的障碍。因而在侍奉七叔王根时，便攻击淳于长的隐私。后来又报告皇太后与汉成帝，成帝认为王莽首先揭发奸恶，忠心正直，突升他为大司马。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六年后，汉哀帝刘欣去世，王莽已经大权在握了，他用雷霆不及掩耳的手段，打击政敌；而另一方面对三朝三老之一宰相孔光毕恭毕敬。最后，凡是向王莽靠拢的，全部升迁。而冒犯王莽的，一律诛杀。
又过了七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又抱着“孺子”刘婴摄政二年后，终于篡夺了东汉的政权。
当王莽逼着他的外祖母皇太后王政君要玉玺时，一向把他当作刘氏天下的忠臣的皇太后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太晚了。
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核是“权”，也就是“变”，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极端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重视道义节操的人，懂得“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道理，“损有余而补不足”，尽可能避免社会贫富矛盾激化；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却是“损不足而奉有余”，连一文钱也要争夺。就人的品德来说真是有天渊之别，但是一个重视道义的人喜欢沽名钓誉，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喜爱钱财，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皇帝治理的是国家，当乞丐为的是讨一日三餐，就地位而言确实有天地之别，但是当皇帝的苦思冥想和当乞丐的哀声乞讨，其痛苦情形又有什么差别呢？
吴兢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
现实中，那种把物质欲望当作人生的全部的人，没有多少精神的追求；而精神欲望非常强烈的人，却也不能没有物质的欲望，所以他们得承受这两种欲望的激烈冲突，他们比前者多承受一份根本的人生痛苦。只是他们最终能以精神欲望居于主导地位，达到一种有伟大包涵力的崭新的心理和谐。这种有伟大包涵力的崭新和谐，就是孔说的“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并不是说反对物质，而是穷困的时候要安分守己，不胡作非为。
孔子拜访齐景公时，齐景公表示以禀丘这个地方相赠，孔子坚辞不受。
离开齐国以后，孔子对弟子们说：“君子有功劳才能接受俸禄。今天我来劝说齐景公，可是景公没有照我的话去做，却把禀丘送给我，他也太不了解我孔丘了。”
当功受禄，无功不受禄，这是常情常理。面对别人的赠与，好像可以另当别论。但孔子于取予之间不论何种情形，都坚持：有功受，无功则不受。这是基本的为人准则。
《菜根谭》说：“鱼得水逝而相忘乎水，乌乘风飞而不知有风，识此可以超物累，可以乐天机。”意思是说，鱼只在在水中才能悠哉游哉地游，但是它们忘记了自己置身于水中。乌只在借助风力才能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它们却不知道自己置身于风中。人如果能看清此中的道理，就可以超然置身于物欲的诱惑之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生的乐趣。
传统的修身养性之道，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心静，静如止水才能排除私心杂念，无识无欲，心平气和。庄子看到鱼在水中游，很羡慕地说“乐哉鱼也”。乌跟鱼能逍遥自在，是因为它们除了生理上的欲望要求之外，没有像人类那么多的情欲物欲。人生在世不只是为了活着，仅仅为了生存而来到人世就太可悲了。也正因为有知识，有理想，有追求，才会经常陷入苦恼。有人认为，要想控制欲望消灭苦恼，惟一的办法就是要能知足，能知足就可使精神愉快。知足是相对的，无止境的贪图是可怜的，但无条件的知足变成虚妄，好比心静，静至只看到自己的内心，而看不到外部世界，自我封闭，孤陋寡闻，就谈不上真正的快乐。因此，人生最大的快乐，只有在心静自然中获得。
四、仁者爱人——如何用爱心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
1．要始终保留人性中的仁爱成分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
人需要爱，世界需要爱。爱使世界相互联结，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地球本是人居于其中的一个大家庭，人字的一撇一捺本就意味着人与人的相互支撑——无爱不成人世界。
人要爱人，世界应该充满爱。有爱，人的世界才会充满盎然生机；有人爱，能爱人，我们才能品尝到生之欢乐，才能有不竭的生之热情——无爱的世界只是一片冷寂的荒漠。以仁心待人，仁心是我们固有的天性。
孔子说：“有仁的人是安守仁道，明白事理的人善于用仁。”又说：“一个人如果专心致于仁，他就不会做坏事。”韩愈说：“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圣人的大德叫做仁。仁是生命的根本，生命又是仁的作用。所以产生生命的叫做仁，博爱就是仁。”以博爱为仁，实不足以完全代表仁。孔子又解释说：“仁就是做人之道。”仁是做人的道理，仁是人性的实质。一个人抛弃了做人的真性真情，怎么能说他拥有为人之道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他进一步解释仁义说：“仁就是人的心。”这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意思，并进一步深入直指人心。说仁体现得充足就可以入圣登真。所以说，天地只是仁的流行，圣人只是仁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