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协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未能对解放军集结在内湖、汊河上的船只造成过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多分散于整个长江江面上，只负责一般的巡逻任务，没有集中舰队，以强大的舰炮火力突击我在江北的渡江设施。在整个长江防线上，除了地面部队积极构筑江防工事，设置江防障碍物外，海、空军好像无事可做。
这种单纯防守，缺少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消极防御，是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
九、蒋介石从上海等地运走了难计其数的黄金、珠宝、文物去台湾
早在辽沈战役发起时，蒋介石就开始准备后路了。他将陈诚派到台湾之后，就着手计划并实施将大陆的财富、重要战略物资朝台湾运了。
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吁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着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竟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有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已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蒋经国又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披露：1948年底，当国民党军从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上海去，要他们设法把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全部运到台湾去。临行的时候，蒋介石再三嘱咐蒋经国：
“千万要保守机密，不可泄露一点消息。”
因为蒋介石早已预料到，李宗仁一定要以国库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蒋其实是怕李宗仁阻止他们运走黄金。
蒋经国等人秘密潜入上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批黄金运到了台湾。蒋经国后来评论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形势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蒋介石盗运走多少黄金、银元、美元？蒋介石下野之后，亲笔写下一个手令，由蒋经国面交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命中央银行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出。
吴嵩庆，浙江镇海人，是蒋介石的同乡，他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当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通过侍从室和宋美龄拉上了关系。后来，他参加了所谓高级党政训练，即参加了陈立夫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同CC关系密切，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对吴嵩庆下令：所有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掌握，吴对蒋本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分配等事项，必须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
吴嵩庆究竟从中央银行提出多少呢？据吴嵩庆的中校秘书詹特芳记述：
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吴嵩庆亲口说的）。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都非常清楚，淮海战役后，虽然也做了些固守江南，确保上海，成立南昌行营以及经营西南等花招用以自欺欺人，而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元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约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介石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的吗（可那4200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间，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李光烈等，但他们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蒋介石是怎样把黄金运走的呢？美国人斯特林·席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蒋介石劫夺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上海外滩，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的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斯特林·席格雷夫的描述有新闻记者的合理想象。事实如詹特芳记述，是用海军舰只运到台湾的，当然这件事既然要背着李宗仁干，又是大批贵重的硬通货，因此派大批军警戒严是少不了的。
在短短的3个月里，中央银行金库中一批批的金银终于安全启运台湾。
上述财物运往台湾之后，剩下的就是将留在上海的大批重工机器、轻工原料和棉纺、药品、纸张、化工等物资火速抢运台湾，这是蒋介石除黄金、白银外最关心的东西。
蒋介石反复地讲：“要想重新复兴一个政权，没有经济实力不行。士兵没有粮饷就会造反，老百姓没有吃的、穿的也要造反，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就要完蛋。”
蒋介石追问上海市长陈良：“共军已经濒临上海附近待命集结，估计不出半个月就会有大的军事行动。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答：“各中央机关存放在上海的物资为数甚多，本以为江防之战能够赢得一些时间，未料，这么快就……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这里有没有表册统计，我看一看。”
陈良立即呈上了一份表册和报告：
甲——疏运物资种类：
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
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
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
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
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
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
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他贵重物资；
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
9卫生药品200吨及吉普车；
10社会部国际儿童资金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6万匹及卡车200辆；
11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乙——关于疏运办法：
（略）
蒋介石问蒋经国：“中央信托局的那箱子珠宝解决了没有？”
蒋经国有些嗫嚅，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尤其自出现贾亦斌倒戈之事后，他见到父亲时更觉得紧张和窘迫。见父亲追问这箱子珠宝，一时间竟然不知怎样开口。
2月10日，当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被运走之后，蒋介石又想起抗战胜利时没收的汉奸财产，这只一直存放在中央信托局的箱子里的珠宝价值一二百万美元。他马上派蒋经国到上海去提取这只箱子。
可是，抢运黄金的事已经引起李宗仁的警觉，他下令中央信托局不准移动这批珠宝。蒋经国到上海交涉了几次，信托局干脆将掌管保险箱钥匙的人派往香港，使蒋经国无法将这箱珠宝提走。
见父亲又问起，蒋经国说：“据我所知，这箱子珠宝已经被用去不少，顶多也就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必为这区区之物同人家伤了和气？”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懂什么？古人云，无粮不聚兵！到了台湾，等到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
十、蒋介石从溪口窜回上海，誓与上海共存亡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蒋经国问：“我们去哪里？”
蒋介石沉黙不语。
蒋经国令“太康号”军舰做好起航准备。这一晚上，“太康号”的舰长黎玉玺中校问蒋经国：“你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去什么地方？”
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来看，目的地无非两个地方，一是台湾基隆，一是福建厦门。”
黎玉玺附和道：“我看也就是这两个地方。”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蒋介石母亲坟上即慈庵墓庐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做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