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言将身体努力向后展，脑袋轻搭在坐椅背上，她觉得太阳穴也无名地疼痛起来，眼前显现出那一幕在医院里的情境。病房外，透过窗子，她看见岂容的整个脑袋被重重白纱布包裹住，沉睡得很安详，医院里布满了那股消毒药水的气味，毕生难忘的气味。
在发现母亲和阮姓牙医私情后的两年里，岂言都努力着想让自己忘却那一幕。而母亲也不再借故带着妹妹岂容出门，她只是呆呆地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剥蚕豆，不爱跟自己说话，甚至到哪儿都避开自己的目光。可岂言对父亲的感情却逐渐地更为微妙起来，是同情，是疼惜，是爱，还是依赖或别的什么？现在的她去回想，也真伪难辨。只是，她发现自己每回对父亲有亲昵动作时，母亲的目光总在身后，所以如此往复，在对父亲异样的眷恋倾慕中，来自于母亲的关注又失而复得。她非常喜欢那种感觉，浑身温暖的感觉。
可十六岁那年，母亲却执意要把她送出家门，在志愿表上，她替女儿填满了那些有寄宿制度的学校。
娇贵抽完了一整支烟，站起身来，活动麻痹的小腿，这才发现天开始下起小雨。她转身走回屋里，躺上了床，皮肤上的烟草味，仍然那么清晰。这一晚的回忆过于冗长，以至于她觉得浑身酸痛，视线也有些浑浊。要是能像岂容那样，把不好的什么都忘了，那该多好。她悻悻地想。用一只胳膊搁在脑壳上，上下地揉动按摩，像是梳理所有的记忆。她知道明天一定还见不到丈夫薛事，甚至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他不愿见自己，再也不愿。有时候，娇贵会想，如果丈夫同意见自己了，那么他们面对时，是怎样的场景？他们会说什么，能说什么？你好，好久不见，你好吗？你好，我很想你，你知道吗？……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久别重逢对白中，又有哪一句是合适他们的？她不知道。
其实一直到现在，娇贵都不确定那天站在帘子后的女孩是不是岂言，她抓起衣服瘫软在黑色皮椅上，眼睛干涸。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牙诊所，也再没见过阮一骞，她像是把自己住进了一个蜗牛壳，什么人都不愿见。而阮一骞则打过好几个电话来，都被娇贵支吾地搪塞而去。她知道私情如同霉花，见不了光，也总有彻底清除的一天。
但那时候对大女儿岂言，娇贵却仍心有余悸，她怕和岂言面对面，怕她冷漠的眼神，可又发现女儿对丈夫薛事的目光里有异样的温和与羞愫。她说不清自己是怕岂言滋长了对丈夫的恋，还是怕她那洞悉和审视的耳光，总之，在十六岁那年，她做主将岂言送出了家门，可也是在那年，一切都急转直下。
娇贵闭上眼睛，她不信命，不信报应一说，即便是在小女儿岂容出事后，在邻居们看来，这个女人仍冷静得可怕，她只是用封条封上了岂容的房门，里面是否还留有血迹，谁都记不得了，她带着岂容离开这个家，又在几年后，重新回来，因为她认定了自己必定是要在此终老。现在的娇贵，仍是白而丰满，只头发已经白去了一半，眼角上深镂着纹路，胳膊上的肉，也早已松垮下来。而这是时间给女人最坏的礼物，即便不想要，可谁都逃不掉。
梦里，娇贵又一次见到那块白色毛巾，上面有一小摊血渍，飘在风里。她一路追着它奔跑，很想停下它来，却徒劳无功。而年轻时候的阮一骞正站在风的那头，他还竖着那标志性的“飞机头”，一脸无谓地冲着她大笑。她爱过这个男人吗？这个男人又爱过她吗？
她从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虽然娇贵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阮一骞，但岂言见过，在那个母亲带着妹妹岂容去练琴的秋天，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人，他从父亲拉开的门缝中走进来，像是前来探见老友般，神情自然。父亲也异常地平静，他倒了两杯铁观音，转身对岂言说：爸爸要和叔叔谈一些事，乖，你去弄堂口玩。她便只能非常不高兴地嘟嘟嘴，而后悻悻出门。
似乎过了很久，在弄堂口，岂言看见阮一骞失魂地走出来，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喜欢上眼前这个已经中年发福的男人。他根本谈不上英俊，皮肤呈麦芽色，脸上还有被夏天灼伤的痕迹，弄堂里有一些邻居认出他来，零散着上前打招呼，他却并不理睬。
当岂言回到家，只看见晒台上晾着一块洗干净的白毛巾，而父亲则平稳地坐在书桌前，照常写着他的那些诗，脸色冷峻。岂言不敢吭声，也不敢上前打听，只远远地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张望。
后来，在母亲娇贵回来的当口，父亲将稿纸留在了客厅案几上，岂言和岂容都好奇地扑上前去争看，她们看到那句玄奥莫深的话，半天也没能回过神来。而娇贵则愣愣地瘫坐在藤椅上，一言不发。从心底里，岂言极度厌恶了母亲当时的表情，那让她想起了黑色皮椅上发生的一切，她觉得没有人比她更明白发生了什么，没有人。
几年后，在她离开家门前的一晚，这些秘密便如同炮弹般地全都丢给了父亲薛事，在岂言看来，正是父亲的软弱纵容了这一切，直到母亲娇贵以另一种方式将自己扫地出门。她觉得可笑，因为母亲大可不必惧怕她抖搂了一切，其实父亲，很早便什么都知道了，所以他才会把脑袋埋在手肘间一个劲地喊停。那晚，父亲给了岂言一个火辣的巴掌，那是她第一次挨父亲的打，委屈和羞辱像浪潮般整个将她吞噬，她第一次觉到了恨，这种怨恨和爱绞缠在一起，攀藤上神经，牢牢扣住，无法解脱。如果现在再去回想，岂言也许是后悔的，她假设了千百次，如果没有那一晚的嘶叫痛哭，接下来的故事会不会平铺直叙些，无波无澜。
那日，阮一骞带着白毛巾前来找薛事，只是为了平息他心口的嫉妒，他想告诉这个只会扑在案头耍笔杆子的男人，最美好的娇贵永远都属于自己，谁都夺不走。可最后，他们只是相互僵持着坐在客厅许久，一句对白也没有。末了，薛事看了下挂钟，起身喃喃道：娇贵她要带着岂容回来了。一转身，阮一骞已经离开，只留下那一方带有血渍的白毛巾。
岂容看清楚了眼前的男人，不是父亲，他只是和父亲薛事同名，她还记得父亲的模样，记得。可至于现在的他在哪儿，她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对她提起。很多时候，岂容都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包袱，很想上前去抖开，却又没来由地害怕。
按照皓仲的嘱咐，今晚岂容应该弹一些欢快的曲子，算是应了这热闹场景。可她端着一小杯龙舌兰，坐去钢琴面前，忽然很想弹那首《岂容你娇贵》，那是她自己谱的一首曲子，开篇上有父亲遒劲的字迹：她觉得自己做了个明亮的噩梦。白骨之前，何事不烟消云散，岂容你娇贵？那是什么时候父亲写下的，她也记不清了。
岂言挽着西蒙的胳膊，走下出租车，迎面看见了那辆熟悉的Z牌照私车停在一旁，还没缓过惊讶来，就已被西蒙带着走进了会都里。场子里响起一阵疏远而忧伤的钢琴曲，那个和父亲薛事同名同姓的男人转过身来，和他们照了正面。在他脸上，岂言又一次捕捉到了最为迅捷的变化，还是和以前一样，他总能在几秒钟之内调整脸色掩饰一切的情绪。这已经成为了这种男人的一种本能。而这些年，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何总会对那些多少和父亲有所相似的男人产生兴趣。
在音乐里，岂言跟随着西蒙好似一步又一步地走向从前。穿过薛事的身体，她看见了妹妹岂容，她还是如过去那般，一坐到钢琴前便完全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忘乎所以。她正在弹奏的曲子，是岂言从来没有听过的，那好像是一种径自的叙述，只和听得懂的人悄悄谈话。曲子作于皓仲离开的那个冬天，在流产后休养的床榻上，岂容平静地写完每一个音符，没有恨，也没有期待，只有对于告别的心痛。而那是皓仲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片断。
此刻的皓仲，站在台下痴醉地听着，忘记了责怪音乐的不应景，他能感觉到这种绵长的哀伤里有一丝属于岂容的坚忍，兀自深转流长。而岂容，则在这一瞬间，仿佛又一次看见了姐姐，她想起上一次见到姐姐岂言时的模样，她穿着黑色风衣从一辆私家车里钻出来，而后迅速消失在酒店的大堂里。岂容抱着琴谱怎么追赶都不行，那一次，是她替老同学去酒店的piano bar做一晚琴师。和那晚一样，她在演奏这首《岂容你娇贵》的时候，有一种迫在眉睫，又过不去拉不住的慌张，虽然过去真的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斐济的阳光（张晓玲）
1
砚华跟我说，她爱上一个人。我说，哦。砚华拿出了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黑黑的少年，背倚着栏杆站着，身后是蔚蓝的海。因为阳光太强烈，他的眼眯着。背景太漂亮而前景太黑暗，倒像是随便将一个人贴在了明信片上。
我说，是谁？她说了一个名字。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大街上随便叫一声就会有七八个人回头。
我又问，这是哪里？大连？青岛？还是海南？砚华摇头，得意地笑起来，说，你猜。我说，我都猜过了。砚华说，都不是，是斐济。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都兴奋得颤抖。
斐济？我眼前立刻出现一群浑身黝黑的人，穿着豹皮裹着树叶，嘴巴里发出哦呀呀的声音，在围着篝火跳舞。
砚华站起身，从书架上的一本厚书中抽出一张地图。砚华在地上展开它的时候，我看到有折痕的地方已经磨损。
那是一张世界地图。摊在地上，摊了小半个阁楼。地图上有好多地方被画上了圈：西藏、巴黎、维也纳、肯尼亚、摩洛哥、马德里……我笑起来，说，嚯，你野心不小。
砚华抬起头，睁大她漂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小姨，那都是你的野心。说着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指指地图边那个歪歪扭扭的图章，又说，小姨，那不是你的名字？
我觉得有些迷惘，西藏、巴黎、维也纳……那曾经都是我的野心？现在它们都在哪里？
我说，哦，还真是的，怎么沦落到你手里了呢？
砚华皱了皱鼻子，说，沦落？上次我帮姑婆理东西，姑婆都把它捆到废报纸堆里了。多亏我拯救它，不然它老早就化了纸浆了！她再度伸出细长的手指，指定南太平洋中的某一处，说，小姨，这儿才是我的野心。再小不过的野心。
我把鼻尖贴到地图上，才看清楚那个小野心的名字，斐济。
你了解那地方吗？我问。
砚华清清嗓子，背书似的说，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的中心，地跨东、西半球，180度经线贯穿其中，因而既是世界上最东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西的国家。斐济通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也用斐济语和印地语。
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我又问。
砚华仰天躺倒在地图上，说，小姨，别问我这个。很快又坐起来，说，学校里教的都没用，等我去了，很快就能学会了。关键在语言环境嘛。再说，不学英语又怎样，我可以学斐济语和印地语。
我拿起手边的一本书敲了一下她的头，说，尽找借口！
砚华抱住头，说，小姨，不能打头，连摸都不能摸。你知道吗？在斐济，很忌讳这个。曾经有一个倒霉的英国传教士在斐济的一个酋长头上摸了摸，结果你猜怎样？他被活活煮了吃了！
我笑起来，说，你当你是谁，酋长吗？我偏要摸，偏要打，看你能把我煮了吃了！说着站起身来，去摸砚华的头。
砚华哎呀一声，抱着头就跑。赤脚踩在阁楼陈旧的木地板上，嗵嗵嗵地响。
只听下面传来一声高喊，砚华——接着木楼梯上传来吱嘎吱嘎的响声。
砚华回头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们两个手忙脚乱拿出了书本，胡乱翻了一页，坐在一起。砚华百忙之中不忘把照片坐在屁股底下。
阁楼的门被推开了，我大肚子的表姐站在门口，遮得阁楼里一片昏暗。
小妹，你们在干什么哪？闹哄哄的，把灰尘都抖下来了。
我扬扬手中的书，说，不是在辅导功课吗？
辅导哪一门啊？表姐问。
英语。我说。
表姐的目光落到铺在地上的地图上。
还有地理。我又说。
2
砚华的母亲是我的表姐，经营一家杂货店。小小的、黑洞洞的店面，朝向一条肮脏的街。店里的东西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在“喜之郎”很畅销的时候，她的店里经营一种叫做“善云郎”的果冻，同样也很畅销。店里也卖超市里卖的那些洗发水、沐浴液，但看着包装总是可疑，打开一看，每一瓶颜色都不一样，香倒是都很香。也有真货，但等闲不易找到。砚华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给熟人的东西，她们不卖假。街坊邻居常搬条长凳坐在门口，一聊就是半天，临走总要买点东西。店铺旁边的白墙上，写着个血红的“折”字，那是“拆”的误写。写了好几年，字都褪了色，房子仍然在。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年末，满街的商铺门前都摆上了烟花爆竹，草纸冥票，抢夺一年最后的一桶金。砚华家也不例外。每天早上，砚华在上学之前要帮她母亲把一箱箱的烟花爆竹搬出去，放学后再帮她母亲搬进去。不过现在放了寒假，她可以悠闲一些。
乍见砚华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砚华一直是十岁。我上大学时的一个暑假，砚华一直呆在我家里，小小的黄毛丫头，精瘦精瘦的，成天打着赤膊，赤着脚跑上跑下，打碎了我的一个花瓶，还偷拿了我的一个小手电。安静的时候，就拿零碎布料给布娃娃做衣服，再哄它们睡觉。
她在我家很受宠，龙虾吃最大个儿的，电视也任看，四仰八叉睡在凉席上，我母亲还替她赶蚊子。在她醒着、不够闹腾也不够安静的时候，会问一些古怪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虾会倒退着走路，书为什么要做成一页一页的，人为什么要睡觉等等。
有一次她问我母亲，姑婆，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正在吃饭，听到这话就呆在那里。
她又问，小姨，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结两次婚？一个人嫁了另一个人以后，前一个人该怎么办？前一个人的小孩怎么办？
她那个时候手上全是油，嘴巴边上沾着龙虾的黄，光着上身，头大大的，眼睛很亮，便这么逼着我问。我母亲立刻呛出了眼泪，到厨房煮汤去了。
那时，砚华的母亲正在准备结婚，所以把砚华放在我家。但砚华仍然知道了一切。
她是看着她父母离婚的。那时她出世不久，裹着旧衣服改成的襁褓，躺在法院漆着黄色油漆的桌子上，听着她父母的当庭对骂。一审判决，不服，上诉，砚华又跟着上更高一级的法院，看到更加宽敞的大厅，听到更加激烈的对骂。离婚战打了三年，最后一次上法庭的时候，砚华是被我母亲牵着去的，已经会说大人教给她说的话。她很乖巧地站着，在律师问她的时候，她说她看见爸爸打妈妈。她的话很关键，案子很快了结。她被判给母亲，她的生父每年付给她们一笔赡养费，但从此她再没见过她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