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内容曾在《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发表。）
在世界比较文学史上，是法国学派最早提出了“影响研究”及其理念与方法。
按照法国比较文学专家梵·第根先生的理论，比较文学是对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既然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当然就存在一个国家的文学向另一个国家进行流传并产生实际影响的问题；而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按照影响的“发送者”、“接受者”与“经过路线”这样三种要素，产生并形成了三门相关的子学科，即“流传学”、“渊源学”与“媒介学”。我们认为，这种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划分，是世界上最早的、比较成型的比较文学理论，而梵·第根也就成为了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家。后来世界各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译介学”，是从原“媒介学”基础上分离出来的；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参见曹顺庆主讲、罗良功整理：《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辑，第14—18页。），则是从“流传学”基础上分离出来的。有的学者将流传学研究进行细分，但也不能离开梵·第根先前所奠定的理论基础。比如张铁夫在其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中，提出文学流传的几种方式，如“从个体到个体的流传”、“从个体到群体的流传”、“从群体到个体的流传”、“从群体到群体的流传”等，使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流传学的研究更加系统与深入。（参见张铁夫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7—190页。）从表面上看，中外学者们对于文学流传的研究似乎比较系统与深入，其实不然。
在比较文学的“流传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没有引起重视，那就是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学流传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流传？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今所出现的文学流传有哪几种模式？文学流传实现的深层动因究竟是什么？本文拟引进地理学与气象学的相关概念，对文学流传的几种方式、文学流传能够实现的动因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流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影响，形成的是一种如吹风下雨那样的形态；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域，一年四季会有不同的气候，而每一个季节的风雨，其产生与运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其实现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它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好像是大地那样的板块式的构成，也不是像地壳运动那样的采取一种整体运行的方式。在此，我将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流传的实现方式，形象地称为“人文风雨”。自古以来，世界各国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往与文化交流，所进行的方式与形成的形态，的确并不是板块式的，往往具有如气候的形成与变化的形态特征，一时风雨来了，一时风雨去了；但其所经历的地方之自然山水及人的生存环境，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并且往往能够产生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地球内部与表面的运动形成了世界大陆几大板块；而居于其上的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与文学流传所形成的却是一种气候，一种人文的风雨；正是这种人文的风雨所形成的种种气候，将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化都笼罩在内，并引起多种多样的、情形各异的变化与成长。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一个总的观点，我称之为文学流传的“人文风雨说”。
一、文学流传的几种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流传的向度与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似乎很难用几种模式进行概括。但是，如果我们胸怀全球，对于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文学流传的方式及其途径进行清理并在理论上进行说明则是可能的。在本文中所谓的“文学流传”，是指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向另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或多个国家（或多个民族）的传播；所谓的“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文学批评等一切与文学相关的文学现象，并不是指文学作品；所谓的“流传”，并不是指文学现象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移动，而是指那种跨越民族、跨越国家与跨越文化的文学流动情形，首先是指那种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学现象的流传。从一般的意义而言，“民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概念，并且与“文化”、“文明”、“语言”等概念密切相关；其实，只要跨越了“民族”，也就跨越了“国家”、“语言”与“文化”。
如果我们将文学当作一种人类的精神风雨的结果，或者是人间存在的人文风雨的一种重要体式，那么，我们可以将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学流传方式，简略地概括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像夏天干涸的土地需要急风骤雨的浇灌。从接受者方面来说，这种方式的产生是自发、自动、快速运动的。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版本。在那个时代，旧的封建文学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新的文学还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中国封建的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却并没有能够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新旧转换时期，旧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像一块好长时间没有得到过雨水浇灌的土地，它似乎非常急迫地需要来一场暴风雨，才能带来一线新的生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与之相应的新文学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与从近代就开始出现的西方文学思潮与西方作家作品向中国流传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国近代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是本来不懂外文的林琴南先生与别人合译的小说；林译小说风行于世，不仅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部分，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五四”一代作家没有哪一个是不读林译小说的。文学史的事实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印度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及其在它们的影响下产生的近代以来的种种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想，都像一阵又一阵的暴风，在中国传统文化大地上吹过；暴风一过就下起了大雨，形成了新文学产生的环境，并给众多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以新的生命。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第一个十年，外国文学进入中国是急迫的、迅速的，人们接受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时候是欢欣的、渴求式的；有的时候，这种接受还是不可选择的；有的时候，则是无法选择的。
种种西方文学思潮，甚至在西方本来是相对立的文学思潮，都可以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并行不悖地得到流传；有的时候，那些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学思潮，往往在同一个文学刊物上同时得到介绍与发表。我认为这种外国文学及其文学思潮流传到中国的特殊方式，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其产生方式的典型性、代表性，同时也因为它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重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朦胧诗”、“意识流小说”与“先锋戏剧”崛起的过程中，西方文学所起的作用及其方式，也应当属于这样的类型。由这种流传方式形成的往往是阵雨式的，集中一段时间、集中几个地点，外国文学与本国作家产生接触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其产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却非同一般；从影响的结果来看，也大多与此相适应。有的时候，那种阵雨式的文学流传，过了一段时间，也就烟消云散了。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种流传方式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如唐宋时代的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美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往往都属于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再细说。
第二种是像北方冬天那样的、严寒中的凄风苦雨式的流传方式。这种文学流传方式，对于传播者方面来说，往往是一种强制式、入侵式、急迫式的。第一种文学流传的方式是由于接受者自我文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文学流传发生的内在动因，在接受者这一方；第二种文学流传的方式，则是由于一种外部的政治与军事势力的介入，伴随着那样一种政治的变动而不得不发生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过程中及其以后的香港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关系。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港、英在最初几十年的情形；后来，香港成为了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的交汇点，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传统。英国以强硬的手段在中国大陆最南部的那一片土地上，植入了英国传统的文化根脉；英国的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政治体制、生活观念、文化消费方式、文学体式与文学形式在那里实现了自己的流传。就文学创作而言，在香港以汉语为媒介进行的作家并不是没有，但其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则是以英语为媒介的；就是在以汉语为媒介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东西也还是西方特别是英国传统文化式的。在这个时期，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实现了在香港的流传，显然与五四新文学运动西方文学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并不相同；从形式与动因上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当然，从今天来看，香港的文学从英国得到自己的种子，后来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滋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与文化传统；但我们似乎也不无怨恨，那个处于困境中的民族，是如何地处于被动地位；那种种深重的民族的屈辱，是我们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从整个世界文学史来看，自12世纪开始，在蒙古大军开始西征的过程中，也时不时地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因为时间较短，那种文化与文学流传并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从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开始，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家，在世界各地开拓自己的殖民地，在这样一个殖民与反殖民的过程中，作为宗主国的它们往往将自己的文化与文学移入被殖民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所实现的文学流传，就是一种典型的凄风苦雨式的，而且往往是靠一种强制力量实现的。这种文学流传的方式是残酷的、无情的，在这个过程中伴有许多悲剧人生故事的发生。作为文学发送者的一方，往往是趾高气扬的；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一方，则往往是被动的、消极的、抵制的，但时间一长，也就不得不接受它的影响，从而开放出新的文学之花。
第三种是像春天那样的和风细雨式的流传方式。这种文学流传方式往往是伴随某一种宗教的传播而实现的。在中国的明、清时期，西方各宗教派别不断地派出自己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与天主教等的教义。宗教传播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播；伴随着这种文化传播，西方各国将各自的文学作品带到中国各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流传。（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82页。）宗教本身是一种文化，它的传播内容当然不全是文学；但伴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多种多样的文学与艺术形式，就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新的国家。也许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在那个过程中产生了过多的欺骗、过多的眼泪，怎么能说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文学流传呢？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文学流传，是因为在宗教传播的过程中虽然可能采用各种手段，但往往不是强制式的，而多半是以说服与劝说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一般不因为你不信教就将你关起来，或者罚款、没收财物。当然，宗教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情况发生，其情形是相当复杂的；但从精神与教义来说，宗教是以劝人相信上帝、劝人为善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某一种具体的政治、经济或军事为目标的。明、清两朝都曾经发生过禁止西方人在中国传教的事件。清朝的康乾时期，就曾经由政府下令将西方传教士驱逐出境，还发生过一些悲剧事件；但这并不说明西方所有的传教士都在中国进行了暴力传教。从其本质上来说，宗教终归是一种文化，只是要求其他民族的人相信自己的信仰，都变成上帝的孩子。西方人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中国现代的宋氏家族等就受到了重要影响。伴随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其实是“圣经文学”、“伊斯兰教文学”以及与宗教相关的小说、诗歌和戏剧；这样的文学流传，当然是与宗教传播方式相适应的，基本上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自东汉开始的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与明、清时期西方宗教进入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政府主动要求宗教人士到西天取经，如有“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佛教宣讲团在中国各地的活动，是佛教及其相应的文化与文学能够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那些布道者虽然并不一定要传“文学”之道，但文学的流传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流传方式所形成的，往往是一种线型的、细水长流式的格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开办许多孔子学院，目的是向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人提供方便，但也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目的；由此而形成的文学流传方式，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也许有一些近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文学流传，就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两者之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四种是像秋天气候一样的“秋风秋雨式”的流传方式。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大量移民的情况，在许多时候都曾经发生过；比如，明、清两代，中国南方民众移民到台湾、东南亚各国，后来甚至移民到美国；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始的非洲黑人移民到美洲等地；更早的，犹太民族被迫移民到世界各地，等等，都是世界史上引人注目的移民事件。英、法、德、荷等国在世界各大洲开拓自己殖民地的时候，也曾经有计划地移民到那些地方，如英国移民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移民到新西兰，葡萄牙移民到澳门等。其所导致的大量移民情形，也许与前面所讲的第二种文化流传方式有所重叠，但毕竟并不相同。
